【專家有話說】吳啟訥：新冠肺炎如何改變世界（一）
新冠肺炎疫情這隻2020年伊始飛出的最大「黑天鵝」，正在深刻且全方位地改變世界，而且有些變化還在繼續發生中。拋開每個國家防疫情況鋪陳以及輿論場上的口水戰，這次疫情也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一些關鍵命題的契機，比如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等。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接受《香港01》專訪，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系統闡釋。此為訪談第一部分。
01：疫情剛發生時，你就在思考有關疫情帶來的轉型契機的問題，能否具體談談你的觀察與思考？
吳啟訥：瘟疫曾經改變歷史，從某種角度看，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等近代現象，都是瘟疫的產物。這次疫情，讓我們得到一個檢視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乃至自由主義所面對的挑戰和轉型這些議題的機會。
先從資本主義講起。從歷史的角度看，資本主義的源頭其實有兩個，第一個是中國。中國在世界上最早脱離血緣政治傳統，發展出官僚、郡縣制度，具備了政治上的現代性；同樣，早在十世紀到十一世紀，中國也在工商業繁榮的基礎上，發展出城市生活、市場經濟和複雜的財政、金融體系，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早萌生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另外一個源頭在歐洲。這兩個資本主義有一個很大的差異，中國的原型資本主義是從中國的農耕經濟發展而來的，它延續了農耕文明的「深耕」精神，成為偏重發展內部市場、發掘人類經濟潛力的經濟體系。當然，這個經濟體系一直沒有機會發展成熟。
西歐的資本主義則擁有遊牧經濟的基因，這使得萌芽期的西歐市場經濟就與海上貿易乃至海盜經濟有密切關聯，而西歐型資本主義在此後爆發成長的關鍵，在於向非、亞、美、澳的殖民。西歐型態的資本主義發展工業、推行殖民主義的過程，都包含遊牧生產方式中的掠奪文化，所以這種資本主義是一種掠奪型的資本主義。隨着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迅速擴展，不要說非、亞、美、澳的自然經濟不是西歐型態資本主義的對手，源於中國內需市場的資本主義在整體資源上也完全無法與殖民掠奪的資本主義匹敵，這樣，在18、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的殖民化過程當中，西歐型資本主義就進一步掌控了世界的資源，決定了世界的經濟形態。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掠奪型的資本主義傾向於壓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看來它的源頭還是北宋的資本主義。
這次疫情最嚴重的階段，浮現了一種情形，就是，全世界大概都在一定程度上回歸前資本主義狀態。病毒是沒有意識形態的，也不受經濟形態的約束，它所帶來的，基本上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原始的生存問題。這個原始問題很公正，它像上帝，無偏無私，這種情形下，哪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和文化形態能夠比較有效地應對疫情，結果一目瞭然。傳染病、瘟疫，在歷史上也有過很多次，幾乎每次都把一些事打回原形。
01：這次新冠疫情並不會讓政治、經濟和社會回到最初的起點，但凸顯了一個人類在面對自然時，所要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至少讓資本主義在這裏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考驗。
吳啟訥：沒錯，這個考驗，也牽涉到第二個問題，就是全球化的問題。全球化是後冷戰時期的顯著標志之一，但它卻不是一個全新現象，在人類的歷史上，早就出現了全球化的現象，早期的全球化也是從中國開始的。
在中國歷史上，農耕群體和遊牧群體本來有長期對峙的關係，這種對峙關係在元朝消失了，元朝透過對於農耕區域的征服，統治了中國，也統治了草原，同時把很多中國以及草原的因素帶到整個歐亞大陸，這樣就出現了早期的全球化。沒有早期全球化當中的經濟交流和文化傳播對，近代世界不會是我們看到的樣子。元朝之後，早期全球化的趨勢並沒有改變，從16世紀開始，明朝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當時的高技術產品，在比元時期範圍更大的世界貿易中將大量白銀引向中國。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早期的單純掠奪型殖民經濟與當時中國的高技術經濟同時進入全球貿易，且相互連結的現象。
19世紀的全球化，是20世紀末期全球化之前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這一次全球化跟目前正在發生的全球化都是由西方主導的，都與上面提到的源於西歐的資本主義有直接關係。源於西歐的資本主義是以殖民主義為前鋒，對殖民地的剝削和榨取，成為資本主義的重大動力，驅使它持續掠奪殖民地的原物料和人力資源，又將殖民地化為傾銷市場，這種形態實質上持續到20世紀末期的全球化過程中。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無疑可以算是當前這次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國不是主導者，而主導者還是以美國、西歐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力量。
這次疫情爆發後，全球化的動能受到非常大的打擊，恐怕會大幅減速，有些區域或部門甚至可能出現逆全球化的現象，但是會不會停止？我想不會。我們看到在這次全球化的後半段，動能最高的國家是中國，而中國的市場經濟（我覺得也不妨從歷史的角度把它視作「源於中國形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擁有西歐型資本主義所不具備的潛力和動力，它有可能在疫情過後發展出一個新型態的全球化。
這個全球化跟之前全球化的差異在於，首先，它不再是由西歐、北美主導的，而是由中國主導的全球化；其次，這個全球化可能無法複製之前全球化的成長速度和經濟奇蹟，因為它無法再像之前的西歐、北美那樣，對於資源與人力做大規模、無節制的壓榨，它可能會變得比較温和、緩慢，但是它將長期維持持續性的成長。
新的全球化很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機會，就是讓我們可以調整之前由西歐、北美主導的兩次全球化當中的弊端，而調整的焦點之一，恐怕正是迴歸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掠奪型的資本主義和19世紀開始的那場全球化，包含人對自然環境的大規模、極限式壓榨，這種壓榨一開始看不出來有太大的問題，當時地球對於人來說還很大，持續一段時間後，看起來還提升了人類的福祉；其實近代的中國也曾很興奮地接受西方的觀念，還用中文舊典「人定勝天」為這個觀念背書。可是在現實中，人與自然的關係逐漸緊繃，人們才逐漸發現人沒有辦法真正的勝天，天，也就是大自然會報復，報復是很激烈的。
在這裏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地懷疑，爆發在20世紀後半期、21世紀前期的這些新形態疾病的大規模傳播，跟當前全球化的幾個方向都有關係。第一個，是全球化造成人和自然關係的大幅改變。人主導自然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這種主導超過了生態平衡的極限，平衡打破後，災難必至。第二個，是全球化造成全球範圍內，人與貨物的大幅度流動，僅僅比照一下20年前全世界飛機航班、航空旅客的數量，跟今天的這個數量，就會發現驚人的變化。中國內部的航空、高鐵的興起是更加明顯的例子，促成了全中國範圍內的空前人口流動和物流規模，中國事實上是從一個「固定的國家」變成一個「流動的國家」。這樣巨大的改變，一定會進一步造成人與自然關係的惡化，人們開始意識到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
當然是不是隻有中國人發現了這個問題，也不是隻有中國人提出「可持續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些議題來回應全球化帶來的弊端，其實西方也發現了，其中美國也發現了。但，美國人發現這個問題之後所設想的解決方案，或者說理想中的世界，還是要由美國人統治，但是世界人口應該是要比現在少很多，最理想狀態是隻有現在的五分之一。美國這種想法裏面包含了對中國經濟成長的擔憂，他們認為中國人不能過跟美國人一樣的生活，中國人過了那樣的生活，美國的地位就不保了，因為地球的資源不能夠保證大家都過跟美國人一樣的生活，這樣的想法是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直言不諱地提出來的。這讓我們看到美國和中國思考全球化弊端的思路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