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吳啟訥：新冠肺炎如何改變世界（三）
新冠肺炎疫情這隻2020年伊始飛出的最大「黑天鵝」，正在深刻且全方位地改變世界，而且有些變化還在繼續發生中。拋開每個國家防疫情況鋪陳以及輿論場上的口水戰，這次疫情也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一些關鍵命題的契機，比如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等。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接受《香港01》專訪，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系統闡釋。此為訪談第三部分。
01：你談到資本主義如果往前追溯的話，最早萌芽是在中國，但今天很多人會疑惑一個源頭性的問題，那就是進入現代為何資本主義在中國走不通了。一個解釋是說，歐美式的資本主義是通過殖民、掠奪、破壞生產力這樣的方式來實現資本的積累的，而中國雖然在不斷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但有時候為了共同富裕的目標，會保護生產力，這與歐美式的「破壞生產力」全然不同。對此你怎麼看？
吳啟訥：如果從學術的角度講，資本主義不是單一形態的東西，中國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沒有殖民內容。中國在宋朝、元朝的經濟和明朝的經濟中有很多資本主義的因素，清朝的手工業經濟，還有城市化的過程當中也有很多資本主義的因素，但是這些資本主義因素不包含殖民主義在內，也不包含大規模的金融資本在內。可是源自西歐的資本主義包含很重要就是殖民，殖民和金融資本的因素變成經典資本主義的要素。
依照經典資本主義的定義去發展，我想中國從技術上面就很難做到，因為中國並沒有殖民地，中國一個原住民的國家，也沒有地方可以去殖民。有西方人認為中國自己在實行內部殖民，比如他們說中國內蒙古、新疆、西藏是偏遠地帶，中國人在向那裏殖民，榨取資源和經濟利益。用西方的經驗來描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這種描述與現實的差距太大。事實上，經濟發達區域的一些漢人，早就將補貼邊疆的財政視為負擔。
另外一個是從文化傳統上講。中國的文化傳統一直是農耕民族，缺乏冒險精神，缺乏掠奪的文化。中國傳統中認為我要獲得利益，辦法是通過增加單位土地面積上的糧食產量，另外就靠土地的增殖累計另類財富。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靠勤勞。勤勞當中是不是有市場的因素？商業因素？當然有，可是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這就已經不符合資本主義定義，所以稱作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樣比較符合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的現實。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取得成功，是因為這很符合中國人的人性。我們必須承認，當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實行完全公有制的情況下，中國人生存本能裏面的市場本能是受到壓抑的。所以當時經濟的發展當中，經濟潛能沒有被釋放出來。
鄧時代對兩件事情做了結合，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因素，另一方面是市場因素。當然我現在必須說一句，社會主義還剩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市場本身適合中國人的歷史文化，甚至於所謂民族心理，這使得市場因素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所以你提到為什麼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那是指這種西歐、北美形態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完全沒有辦法實施，也沒有條件做。
01：你剛提到中國可能利用有限的動能發展處新形態的全球化，這樣的全球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公平正義的問題嗎？因為相較於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問題越來越迫切地擺在人們面前，也是當前全球化看上去束手無策的地方。
吳啟訥：目前從整個趨勢看，中國形態的全球化，是比較有可能朝解決問題方向走的一個形態，至於是不是最終能夠做到很公平，我也沒那麼樂觀。有史以來，競爭就是人類本能的一部分，一定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可是政治的目標其實是去抑制這種不公平，或者至少達到某種平衡。也就是說，一方面最大限度發揮人類經濟活動的本能，另一方面也最大限度限制其中產生的不公平。限制這種不公平不是說要把一切都變成齊頭式的平等，而是說變得相對合理，因為如果變成高度集中以後，經濟活動的動能本身也會受到壓抑。
像美國支持桑德斯的年輕人所感受到的，美國不僅沒了公平正義，經濟發展的動能也沒了，因為普通人根本沒有參與感。中國目前是朝着比較平衡的方向去走，這個方向包括去發展亞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一些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是處於比較落後或者正在開發中的狀態，中國可以透過對這些地方的工業化、經濟的現代化，讓它進入世界的經濟體系裏來。進入這個體系對於改善這些國家分配不均的狀況應該有直接的幫助。
當然，如果回頭走原來全球化的老路，新的弊端還會出現，分配不均還是會出現。講得極端一點，類似的疫情也可能還會出現。但，正在中國發展出新的技術，包括通訊的技術，網絡的技術，5G的技術，本身就是克服潛在弊端的一個技術手段，能做到什麼程度？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完全預測，但看來有一些。比如說原來在19世紀到20世紀末必須要去做原來傳統全球化的措施，到21世紀初也許不需要去做了。所以我們看到一個象徵性的現象，在英國有些人聽到疫情可能會透過5G來傳播，他們就把5G通訊的設施燒燬了，聽起來是件很愚昧的事，但背後其實呈現是一種西歐對於真正的新技術打破他們所壟斷全球化的一個恐慌心態。
01：我們知道，中國在毛時代提出「四個現代化」，其中農業現代化一直還在進行中，這種轉機危機的做法只能是階段性的，沒辦法長久。中國這樣的城鄉二元結構，對於新形態的全球化的利弊是什麼？
吳啟訥：我覺得温先生講的很有道理。城鄉二元的體制對於中國實現初步的工業化有很大正面的幫助，當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犧牲了農民的很多利益，讓城市優先發展，這種情況可以說和內部殖民有某種相似的地方。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中國並不存在城市與農村之間，類似於種族歧視，類似結構性壓迫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在後來的改革開放時期看到農村的經濟也開始蓬勃，開始轉化了，而且中國的城市化也出現新的型態。一開始朝現在的武漢這樣的超大城市的方向走，現在看來不一定有利。
現在我比較注意的是那些縣城，甚至鄉鎮的逐步城市化，這可能對於原來比較畸形的，對於農業的單向擠壓有很大的平衡作用。在毛時代這樣一種城市對於鄉村負擔轉移，危機轉移的形態，恐怕很難再持續下去，鄉村的現代化，農村的現代化恐怕也是很難逆轉的一件事。農業的產值在中國整個經濟當中的比例會持續降低，由某種程度的工業化來取代原來的種植農業，或者讓種植農業在經濟的比例當中降低，這個趨勢恐怕很難改變。
我們在今天的印度、非洲、亞洲其他地區、南美洲也都能看到，傳統農業在經濟上的比例降低，而且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都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求。這種需求應該能夠對於整個人類的福祉有所幫助。現在看來，西歐、北美基本上沒有參與到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基本上是把印度、非洲這些地區當成他們商品的傾銷市場。可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包含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多多少少會造成重複中國的一部分故事，就是都對於鄉村有一定擠壓的作用，但是在一個轉折點過去之後，鄉村也會步入城市化的進程當中。
這裏面我要強調一件事，所有政治的變化、經濟的成長都不是田園牧歌式的，裏面一定會存在一些不公平，不正義，乃至於血腥的現象。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和文學家的觀察會不一樣，以方方的代表作《軟埋》為例，我特意買來看，覺得這個小說還有文學的價值，但是，她是從一個文學家的角度關照1950年代中國土地改革，尤其是土改裏面一些殘酷的事情，可能會壓抑人性、造成家庭悲劇，這些情形是存在的，但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對整個大範圍人群的意義，不在方方小說探討的範圍內。我想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的話，土地改革的正面意義還是很大的，假如沒有土地改革，我們不可能想象中國之後的工業化，更不能想象工業化之後中國還會加入全球化的過程，乃至可能主導全球化。
方方的小說是一個例子，如果我們放到整個世界農業、農村的內容裏面也會看到，如果不是用土地改革的方式，用其他工業化擠壓農業、壓榨農業的方式也可以找到類似的悲劇，問題在於我們在中間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平衡？我覺得至少中國現在做的，是在追求這樣一種平衡，而西方的傳統辦法已經沒有辦法解決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之間平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