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重構系列解讀】 中國特色的黨政分工制度已形成?

撰文:王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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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共這些年的黨政機構改革,有着種種不同的解讀和評說,有些評論甚為矛盾。或是讚譽,認為這是為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 破除「九龍治水」的措施,構建了中共特色的黨政關係;或是批評,稱中共體制在改革後更加走向集權。為何會有這種大相徑庭的評價?是意識形態作祟還是學識知識不同導致?

筆者作為對黨建研究有興趣的後輩,就些許疑問特別整理了中共黨建領域著名專家王長江教授近幾年的作品,並向他請教。他曾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2016年退出領導崗位。逃離瑣事和行政任務的他,有了對於中共黨建及其歷史作更為專心更為深入思考的機會。

中共黨建領域著名專家王長江教授。(網上圖片)

「好多根本問題和概念都要重新認識。」這是王長江總在提的一句話,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或許也就是這一句話,擊中了我的所有疑問。我們把他的所思所想編輯成以下對話,以饗讀者。

以下為此次對話實錄,將分三篇發佈。此篇為第三篇,話題視角從具體轉向宏觀,從歷史脈絡和中西文明發展的兩個視角去解讀此次黨政機構改革。

習近平在2014年河南省蘭考縣常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提及「塔西佗陷阱」,他認為中共並未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力氣加以解決。(新華社)

香港01:是否可以說,目前的黨政機構改革,只是一個階段性質的改革。更具體來說,中共提出了民族偉大復興以及2049年的國家現代化的目標,這一整套改革是為實現這個目標服務的。而之後,這一整套機制接下去會怎樣,就有兩種判斷,其一,如果它只是階段性的制度,隨着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社會結構和其他變化,中國的黨政機構還會進行較大的變革。其二,它或許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是中國的制度創造,或者說就是中國模式。

王長江:從我的角度看,目前的改革當然有很強的階段性,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需繼續深化。但另一方面,也不難從人們的議論看到一種觀點,認為我們的改革已完全到位,制度已經完全成型,甚至可以向全世界推廣,這樣的心態是存在的。

非常需要十分清醒地看到,深化改革依然任重道遠。許多改革還在進行,已有改革成效如何,仍有待觀察。僅舉一點,你就可以看到這種清醒的必要性。例如,按理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老百姓的財富有迅速的增長,生活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黨群關係應當比過去更加和諧才對。但事實上,許多地方黨群關係不是和諧了,而是更加緊張了。原因何在?說明經濟發展了,民眾對掌權者的不信任問題沒有解決,甚至更突出了。雖然無法用具體調查統計結果確切地描述這種不信任究竟達到了一種什麼程度,但信任度和經濟發展不相稱,有待提振,恐怕沒人會否認。

香港01:習近平也曾提出「塔西佗陷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峻性。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是一個政治學理論,得名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意指「當一個政府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說假話,做壞事。」

王長江: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需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思路,確認走人類文明共同大道的基本方向。每個國家和文明的發展道路都有各自不同的走法,無需照搬,無需簡單模仿。但強調這一點不能強調到似乎我們可以離開人類文明大道另尋路徑的地步。

從策略的角度去看,我不反對通過集中權力、使用強硬的措施去實現某種目標。但是如果要將此作為常規性的方法,甚至將此定為方向,就一定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目前出現的不少問題,已然吿訴我們,偏離改革開放的方向是沒有出路的。

改革開放史,該從哪個方向去解讀,經驗又該從怎樣的視角去審視?(VCG)

香港01:中國改革開放有三點經驗:問題推動,試點推進和統籌兼顧。對於此次改革,有分析認為它大刀闊斧,是整體性改變黨政體系運行,具有戰略性、總體性、全面架構統籌的意義。對這種觀點,你有怎樣的判斷?

王長江: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好改的方面已經都改了,之後遇到的肯定都是難啃的骨頭。思考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有更加宏觀、更加開闊的視野。就這一點而言,戰略性、總體性、全面架構等等,也一直是執政黨在不斷強調的。我現在要說的是,就執政合法性和執政科學性這個黨的建設的重大方面而論,應該十分注意防止在認識上出現偏失,迫切需要加強這方面的思考。不能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改革能不能進一步深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否深入。

香港01: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七次機構改革,每一次都存在精簡機構的任務。但也因此有批評稱,這幾次改革都無法脱離「精簡膨脹再循環」。在你看來其中原因是什麼?如果將此次改革定位為在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和兩個一百年目標,那麼此次機構改革該如何擺脱「精簡膨脹」循環?

王長江:如果權力是什麼、為什麼權力要受到限制、如何約束權力這些基本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那麼,改革必然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機構改革也必然是疊床架屋。

在以民主為價值取向的國家,公權力和社會之間必然存在某種博弈。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體制設想得很完美:所有的事情,都由權力統管起來,甚至管到人們的吃喝拉撒睡。這樣就既可以防止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又可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這兩點被我們看作「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根本原因)。這種理念下形成的思維方式必然是:哪裏出問題,必然是因為那裏管得不到位。解決的方法,無疑只能是進一步加強公權力。但市場經濟的邏輯不是這樣的。市場經濟是要通過給人們留出自由發展空間,來刺激人們的積極性。對過去過度集權的體制來說,它是一個個人權利擴展、公權力退後的過程。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依然習慣於用按過去的觀念思考問題,出現了問題總覺得是因為我們沒有管到位,那就必然難以跳出臃腫不得不精簡、精簡之後又膨脹的循環。

此外,如我前面所說,在公權力內部,也應該有權力之間的約束。某些領域確實需要加強權力,但也並不意味着應該把各種權力都混在一起,集於一身,用這種方式來加強。這樣的加強,必然帶來一個問題:這個加強了的權力,誰來約束?還是要用分權的方式來解決。

香港01:您提到的分權,在西方是三權分立制衡,中共是明確拒絕的。某種程度上說,是不是這個問題被過度意識形態化了?

王長江:的確,這個話題被過度意識形態化了,成了人們不敢討論的禁區。其實,分權是必需的,是統治的共通規律。分權思想本質上是政治實踐和政治科學的產物。過於集中的權力,肯定有濫用和腐敗的危險。中共對此也是認識到的,連續若干個黨的文件都強調要建立「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運行體系」。這就是分權的意思啊!人們只是在如何分的問題上可以有選擇和取捨,例如 「絕不照搬西方三權鼎立的政治模式」就是選擇。

香港01:然而同時也要考慮到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最大的客觀條件是,中國是一個官僚帝國。閻步克稱,官僚帝國是含有某種「現代性」的。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的早熟及其數千年的發展連續性,在世界史範圍中名列前茅。無論如何,集權政治傳統已造就了強大國家實力和高效社會控制,將與民權政治傳統、神權政治傳統鼎足而三,它們各自涉及了十幾億人口,共同構成了未來世界最具獨特性的三大政治傳統。這也就是我們討論帝制中國政體的意義之所在。這種歷史,恐怕是有別於您提到的西方歷史,以及西方歷史中演變而來的三權分立。

王長江:中國自古的官僚體制與西方三權分立的傳統的確不同,但要知道,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種制度的基礎不同。對於你所說的三大政治傳統,我們既要看到它們的共時性,更要看到它們的歷時性。

中國改革開放前實行的計劃經濟與中國傳統儒家的政治理念是很合拍的。儒家文化強調舍小我顧大我,將個人利益放於集體利益之後,講究服從關係。計劃經濟統管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個國家和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落到計劃上,當然需要全社會的服從和步調一致。上級管下級,官員管平民,民眾對官員的臣服關係,理所應當,邏輯自洽。於是龐大的官僚體系很容易建立起來。

但改革開放的邏輯則是,如果繼續按計劃經濟的思路搞下去,經濟發展不起來,國家必然落後,弄不好被「開除球籍」。所以鄧小平要求調動廣大人民群眾追求自我利益的積極性,隨之而來的是對自我利益的維護,是人們自由發展的空間。這種邏輯是由市場經濟來推動的。

西方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下,每個人不斷尋求和保護自己的利益,進而希望通過政府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進而希望讓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來掌權。這就使得一整套相應的民主制度得以確立和演進。

所以很多西方的制度設計並非因為它是西方才這樣,而是由市場經濟引發出來的。中國沒有這些,與其說是因為中國的不同文化,不如說是因為它的發展沒有走到市場經濟這一步。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終於邁出了這一步。接下來的路怎麼走,難道不值得重新思考麼?

人們容易產生誤解,認為民主、選舉這些東西過去中國沒有,都是西方的,所以不適合中國。的確,這一套東西首先在西方發展,自然帶有西方的色彩,但並不等於就只能是西方的東西。不應該先入為主,動不動就要扣照搬西方模式的帽子。更不能憑個人好惡和所謂民族感情,動輒提升到意識形態高度。更需要的是理性探索它背後的規律性。

我去年寫過一篇關於古德諾談制度比較的文章。古德諾講到,制度比較需要遵循一些最基本的原則,其中提到人性原則。很多制度看起來非常不同,但追溯其起點,卻發現趨同,因為它們都決定於人的本性。這樣的制度,便具有相互借鑑的可能。而一些看起來很相似的制度,卻實際上沒有共同的起點,比如可能分別來自伊斯蘭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互之間就有難以打通的地方。

中國共產黨尊孫中山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Getty)

香港01:習近平此前談到,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該如何理解這裏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王長江:大變局或許可以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手段,在科技方面發生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會對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人類思考問題的方式,過去依賴的理論、制度等等,都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還內含了更多的不可控制性和未知性。其二,過去的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國家間產生了很多硬性衝突。而如今,各國之間的聯繫和影響已完全交叉,但矛盾依然存在,只是更多呈現出來的是軟性的衝突,文化的衝突。硬衝突和軟衝突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亨廷頓提及的文明的衝突,看似在說這種軟性衝突,實則描述的是一種硬性的衝突。這種當代出現的軟性衝突也具有不可預估和控制性,我認為也是大變局的一種體現。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對執政黨的應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香港01:最後一個問題,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以及中共建國70年,它取得今天成績的關鍵在什麼方面?應該如何總結中共的經驗呢?

王長江:對於經驗,人們已經多有總結。有的強調是因為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的認為是因為堅持了黨的領導,也有的特別強調中國文化。這些看法各有自己的道理。但在我看來,最重要的經驗有一條,即與時俱進。

什麼叫與時俱進?就是在理念上、理論上、制度上、文化上因應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跟着歷史潮流走。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國所有的進步都和與時俱進有關,所有的困境和災難都與意識形態僵化、故步自封相關。所以,即便今天中國已經發展得很不錯了,也積累了很多經驗,但在發展的過程中探索規律,順勢而為,依然是當代中國應該遵循的最重要的經驗。滿足於近期發展取得的成就,盲目自大,保守僵化,甚至覺得有了對抗歷史潮流的資本,都是對中華民族不負責任的表現。

香港01:孫中山提出「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時他也將人分為三種人,即「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然而,能看清這個大勢的先知先覺者畢竟屬於少數。

王長江:其實看不清也沒關係,順應即可。宗教中有個概念叫「無所住」,我理解就是既要有信念,又不可把它絕對化而反受羈絆。以為自己的理論是絕對真理,不可更易,固執固守,甚至違背常識也在所不惜,就不可避免會遭受挫折。

這一點,我們在歷史上有不少教訓。例如,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自由的聯合體,在這個社會,人的個性得到全面發展。有多少人會直接反對自由聯合體和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在於,要實現這個目標,蘇聯大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做法,我們也加入了不少自己的東西。其實這些東西並不都完全正確。如果所謂堅持,就是這些不正確的東西都不能改、不能變,那就會掉進自己的意識形態陷阱,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拖入困境。歷史經驗足以警示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