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困擾着整個中國社會。疫情的爆發，以及在疫情初起時，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應對不力，所展現出的治理能力的不足，以及針對當地政府種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所衍生的諸多問題，讓當地政府深深陷入公信力危機。

很多人用「塔西佗陷阱」——指當政府部門或某一組織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來描述和形容這場疫情中的中國地方政府，特別是湖北和武漢政府。

那麼，中國政府真的陷入「塔西佗陷阱」了嗎？如果是，那麼是甚麼原因造成的？如果不是，那麼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輿論聲音。

要探究這個問題，首先要回答的是，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中，中國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是否面臨挑戰，或者是否曾經面臨挑戰。在這一點上，相信很多人都會給出「是」的答案。因為，確實有太多案例表明，湖北及武漢政府的作為，特別是疫情爆發初期的作為，有損當地政府的公信力，比如以「製造謠言」的名義，對8位在社交媒體上提醒可能爆發疫情的醫生進行訓誡。

可以說，湖北及武漢政府，及其諸多官員，在疫情爆發初期確實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中國廣為流傳着「湖北八駿圖」的笑話，「一問三不唐志紅，準備不足邱麗新，人不傳人是高福，物資充足王曉東，等待授權周先旺，深感內疚馬國強，可防可控王廣發，答非所問蔣超良」，這些官員有多人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職。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湖北省、武漢市兩級主官包括蔣超良，以及湖北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市長周先旺等均被認為負有防控疫情不力，導致疫情大面積擴散的責任，成為眾矢之的。截至目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以及湖北省衛健委黨政主官等一眾官員，因為疫情防控不力被罷免。

一批被認為更具有執政能力的官員，如新任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和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以及新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賀勝，王賀勝同時還兼任湖北衛健委黨政主官兩職。還有曾經擔任過武漢市委書記的陳一新，現任中央指導組副組長的陳一新，被賦予疫情防控的重擔，而他們的到來，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之前的被動局面。

正如此前《香港01》的評論所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構成了強有力的衝擊、挑戰和考驗。疫情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中國崛起亮麗外衣下，官場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慵懶無能被動的官員、低效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媒體監督角色的缺失以及落後的疫情防治體系。

但顯然，如果僅僅因為湖北及武漢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所犯的錯誤，就抹殺中國政府，包括湖北及武漢政府在疫情防控中所採取的措施和所作的努力，是有失公允。世界衛生組織（WHO）讚揚中國對遏制該病毒的最初反應，並認為與2003年SARS疫情相比，中國的反應有了很大改善。

而且，中國其他一些地方政府，比如河南、四川、浙江等地的防控舉措，得到了中國社會的廣泛褒揚。

面對這場疫情，中國的執政者確實有需要反思和重新總結的地方，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中國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不意味着中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就失去了公信力。

那麼，為甚麼還會有中國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聲音出現呢？一方面，是因為負面的聲音總是容易被放大。因為，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暴露了太多問題，所以必然引發諸多的質疑之聲，許多通過網絡和社交媒體站出來表達對政府的失望與憤怒。不過，隨着疫情得到控制，甚至完全消失，這樣的情緒自然而言也會消失殆盡。

當然，對於一些「固有偏見者」來說，他們往往容易陷入自己的主觀認知之中，即便這樣的認知不能客觀反應事實，也不是發展的眼光。他們更願意相信「中國政府不可信」，這是他們的固有偏見，不以事實如何為轉移。

這也是為什麼不斷會有陰謀論出現原因之一，比如有關新型冠狀病毒源於「實驗室病毒泄漏」、「人為製造新病毒」等流言在網絡上持續傳播。國際著名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也在社論中提到，社交媒體和聳人聽聞的報道正在挑戰疫情應對工作。「在社交媒體上傳播的錯誤訊息和陰謀論已引起公眾的恐慌和不信任，轉移了人們對疫情應對的注意力，阻礙醫護人員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