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對口支援」:疫情下的國家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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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來自19省市區的醫療隊和救援物資源源不斷地匯入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核心「災區」—湖北。中共最高層宣稱「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全國勝」,在中央政府的統籌調動下,19省市區按照「一省對一市」(實際上這種對應關係並不嚴格),正在集合力量展開遏制和圍剿疫症的戰鬥。

2月19日,江西省支援湖北省隨州市捐贈物資啟程儀式在南昌市舉行,這批物資包括醫用隔離衣10萬套、醫用外科口罩20萬隻等防控物資和100噸糧油蔬菜等生活物資。 (中新社)

這一幕在中國近二三十年歷次突如其來的災難和重大國家工程中不時出現,包括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災後重建。當時,中央政府制定明確重建方案,按照「一省幫一重災縣,舉全國之力,加快恢復重建」,要求19個省市以不低於1%的財力對口支援重災縣市三年(香港後來也加入)。這就是所謂的「對口支援」。

「對口支援」省市列表。(香港01製圖)

對口支援的歷史

事實上,「對口支援」是中共相當重要的國家治理手段和國家政策。自中共建政後,內地曾經在支援邊疆建設、「上山下鄉」中採取過這種動作,至1979年,中央52號文件首次將其定型為國家政策。

自此之後,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地區發展差距逐漸擴大,中央在多輪援藏、援疆工作中大規模運用「對口支援」,在國家政策傾斜之外,各省區提供官員交流、支教、支農、支醫,以及資金和項目、技術全領域支援。此外,在三峽移民工程、汶川地震後復建等「國家計劃」中,「對口支援」這一形式也一再出現。

中國歷次主要「對口支援」。(香港01製圖)

中國官方聲稱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優越性,事實上它有效地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負擔,並且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集合各地方和部門力量,有效地應對影響全域的局部危機和薄弱地帶。

上周一(2月17日),在國際醫學領域享有極高聲譽的《刺針》(The Lancet)雜誌刊登社論文章《2019年新冠肺炎挑戰》(Challenge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這篇簡短卻態度鮮明的評論指出了不負責任的謠言是如何渲染恐慌氛圍,並干擾醫務人員的努力,並同時直截了當地肯定了中國政府在控制和消滅疫情時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刺針》說,「大量的病例正在測試中國的衞生系統。然而,中國能夠在幾天內為受影響的病人建造一所醫院。沒有其他國家能以這樣的速度調動資源和人力……」

《刺針》社論文章說,「中國能夠在幾天內為受影響的病人建造一所醫院」。圖為2月5日,武漢雷神山醫院施工現場。(中新社)

正如世界衞生組織(WHO)所警告,當發生一場如此規模的疫情,發達國家可能因為醫療衞生條件和應急機制的完善而從容應對,真正受考驗的是那些醫療衞生條件並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對於他們來說,應對類似緊急公共危機會更加不容易。在醫療條件匱乏的背景下,整個國家機器可能會成為決定整場戰爭的關鍵,也會面臨崩潰的壓力。

就像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的快速完成那樣,如今,儘管新型肺炎感染人數仍然在上升,每天仍有上百人因之喪命,不過,與湖北省1月中下旬病例大爆發時期的情況相比,內地整體情況已有顯著改善,新增確診個案近期連日降至三位數水平。各地源源不斷的醫療救援隊的努力正在看到成果。

疫情爆發後,全國各地醫護趕到湖北進行支援。圖為2月18日,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援鄂醫療隊在機場匯合。(中新社)

國家動員為什麼重要?

「對口支援」背後是中央集權體制的強大支撐。「全國一盤棋」,誰都無法置身事外。這並非來自各省區的自我主動認知,而是來自高度集權的中央。

《刺針》顯然沒有必要為中國政府唱讚歌。事實上,這場瘟疫毫無疑問考驗着中共以及整個社會,甚至謠言四起。它一度讓所有人不知所措,如同驚弓之鳥。中共的確在疫情應對開始時犯了很多錯誤,甚至是致命的錯誤。整個中國官僚系統在新型肺炎於2019年12月(甚至更早之前)剛剛萌生時所表現出來的不負責任,以及在隨後的應對階段中的無能、低效和顢頇昏聵,令人震驚。這都體現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國家整個官僚體系在應對突發危機時的不適應。

中共在緊要關頭匆匆撤換了湖北省和這次疫情發源地武漢市兩位最高負責人—蔣超良(時任湖北省委書記)和馬國強(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並「空降」和「外調各種力量「幫助」湖北渡過難關,其實也是「承認」官僚體系存在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下,蔣超良和馬國強同日被免引發關注。(資料圖片)

歷史地看,這或許是中國自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中央王朝後便一直延續下來的「文化基因」:從來都不缺乏自上而下的權力指令,但地方對中央脆弱的回饋機制卻從未充分。這種基於權力的指令與回饋塑造了中國特有的中央權威和地方官僚體系,若脫離實際,災難會成為大概率事件。

然而,隨着更高權力層的介入,中共成功地發動了全國所有人,而不僅僅是19個省市區的防治救援隊和醫療救援隊,從而讓這場對抗新型肺炎戰爭變成一場「人民戰爭」。這正是《刺針》所注意到的中國集權體制的正面價值所在。

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應對突如其來的生存和發展危機時並不完全取決於其體量—人口、資源、財富,因「虛胖」而挨打的經驗,中國已經在近現代史上提供了最真實的歷史教材。相反在缺乏中央集權權威的時代,不要說應對一場波及數省的洪澇災難,即便是各自為政的生存和安寧都是困難的。在當下這場如不遏制誰都無法置身之外的公共衞生危機事件中,很難想像一個鬆散的體制能夠統一步調地應對危機。

人類史上驚人系統工程

一些聲音稱,人類歷史上,任何政府都從來沒有進行過一場如此規模的組織和動員,可以同時讓14億人幾乎處於一種時間暫停的狀態,然後按照既定的步驟一一按照統一標準辨別現實的和潛在的風險,即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然後按照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指示「應收盡收,不落漏網之魚」,採取統一的步驟進行大規模的排查。

這是一項驚人的系統工程。很難想像隨着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的一聲令下,當地政府通過各種網格化社區管理和充實後的力量,不計任何成本地在三天時間之內,完成了具體到武漢九百多萬現有居民每個人的排查、甄別和分類收治,把他們納入到全國性的聯防聯控體制中。

除此之外,中共還直接掌控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黨指揮一切」意味着對最具有紀律性的軍隊、周邊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群團組織、國家企業、公有制醫院,甚至還包括宣傳機器,當然分布全社會各行各業、各個系統的9000多萬高度組織化的中共黨員(每個人都處在一個基層黨組織中),都擁有絕對的「指揮權」。

這可以保證中央決策層的最高意志可以無遠弗屆地準確傳達到每個社會細胞,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甚至動員起最廣泛的社會力量,對抗突如其來的災害。

上文刊載於第20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24日)《「對口支援」:疫情下的國家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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