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輿論場:「感恩論」惹議 當王忠林遭遇民意滑鐵盧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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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至今,雖然中國範圍內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但各種由疫情而起的輿論風波,卻並沒有就此停歇,反而呈現出愈發烈火繚繞的姿態。
最新跌入輿論場風暴眼的,是才調任武漢市委書記不足一個月的王忠林。其在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視像調度會上表示,「要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教育活動,在廣大市民、黨員幹部中開展感恩教育,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黨,聽黨話、跟黨走,形成強大正能量。」

王忠林是新任武漢市委書記。(資料圖片)

此言一出,立即成了眾矢之的,一篇篇網絡端口的「戰鬥檄文」應聲出爐。表達的,無外乎是最樸素的認知和常識。一篇被大量轉發的文章《稍有良心,此時都不會要求驚魂未定的武漢人感恩》中即寫道,「2349條生命,2349次死亡,他們屍骨未寒,他們的家人、朋友、同學都還在悲痛之中,他們的家人、朋友、同學甚至自己都還在醫院裏躺着等着搶救,根本無力悲傷,此時卻有人要對他們加強感恩教育,這是沒有人性的行為。」

另一篇《我感恩》的文章,則更直接地點出了誰才是這場重大疫情面前真正該感恩的對象:比如那些與李文亮一樣鳴笛和吹哨的人們,那些因封城被困守在家裏動彈不得的湖北和武漢人民,那些數以萬計的馳援湖北的醫護以及16萬湖北本地的醫護們,那些在整個國家按下暫停鍵之際仍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們……

堅持每天用日記紀錄防疫情況的作家方方,也在當天晚間推出日記,標題就很耐人尋味:「誰能想到次生災害會落到漢語上?」內容也保持了一貫的直接態度。在方方看來,疫情到今天,基本得到控制,真的是需要感恩的,但站出來的感恩者應該是政府。政府要向武漢幾千個死者家屬感恩,要向躺在醫院裏苦苦與死神抗爭的5千多重症病人感恩,要向本地所有的醫護人員和外援的四萬多白衣天使感恩,要向在封城期間,奔波在各條路上的建設者、勞動者和志願者們感恩,最要感恩的是9百萬困守在家、足不出戶的武漢人民,沒有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努力配合,疫情控制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武漢市1月23日早上10時起全市公共交通工具暫停運營,機場及火車站的離開通道亦暫時關閉。(資料圖片)

不僅如此,方方還認為,政府應該儘快向人民謝罪。「現在,是最應該反思和追責的時候,一個理智的有良知的並能順應民意安撫民心的政府,在疫情向好的此時,急需做的一件事,即迅速成立追責小組,立即詳細覆盤疫情始末,查明是誰誤了時間,是誰決定不將疫情真相告知民眾,是誰為了面子上的光鮮,欺上瞞下,是誰把人民的生死置於政治正確之後,是多少個人,多少雙手,導致了這場災難。誰的責任由誰來擔,儘快給人民一個交代。」

在引發激烈民意反彈後,最初報道王忠林講話的內容已經被刪,後續的「戰鬥檄文」也未能倖免。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表面的文字被刪除了,王忠林遭遇的這場民意滑鐵盧所引發的一系列後果,才剛剛呈現出來。

後果之一,首先是對於王忠林本人的。在疫情關頭臨危受命,原本這應該成為王忠林履歷上很關鍵的一筆,好比沙士(SARS)期間臨危受命的王岐山,今天人們依然會津津樂道。可王忠林此言一出,不僅傷害了武漢人民、湖北人民、億萬中國民眾,還將自己「只求對上負責邀功」的官僚姿態暴露無遺。很難想象,留下這樣的一個「敗筆」的王忠林,接下來要如何才能重新贏得武漢人民的信任?

奮戰在第一線的義務工作者,才是這場重大疫情中最需要感恩的群體。(AP)

後果之二,便是對於中共這個世界最大黨的。一直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人民公僕」標榜的中國共產黨,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就秉持着「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理念。可王忠林的一番「感恩共產黨」論調,卻直接本末倒置了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將政府最起碼的救災防疫職責看做是對廣大人民的恩賜,由此暴露出的公權力在傲慢姿態令人汗顏。尤其在重大疫情的關頭,更是在給中共抹黑,給中國抹黑。

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在世界輿論場中處於劣勢,被認為是專制的甚至是獨裁的。以至在疫情最焦灼之際,還有人高舉着「自由」、「民主」的旗幟,認為中共採取封城的舉措是「戕害人權」,甚至冒出了「集中營」、「1984」的類比。德國時政類周刊《明鏡》(Der Spiegel)即發表文章認為:「中國人若想消滅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需要的藥方既不是什麼西醫疫苗,也不是中醫草藥,而是自由和民主。」面對這一輪對於中共做法的妖魔化,旅法專欄作家宋魯鄭忍不住發問:面對新冠病毒,究竟是民主關天還是人命關天?

人們應該還記得早些年一位主管信訪工作的基層官員對於記者鏡頭的那句質問: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再聯繫到這一次王忠林的號召的感恩教育。想想看,諸如此類的言論和做法,給意欲撕掉專制標籤走向現代化的中共來說,是多大的形象折損。

後果之三,便是對於全體中國的。因為近現代的屈辱歷史,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存在着「以美為師」、「西方的月亮比東方圓」的心理預設和誤區。這種刻板認知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改變也很難一蹴而就。至少目前來看,薩義德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中所批判的世界文化傳播中的西方中心主義,還普遍而廣泛存在着。即便中國已經在改革開放40餘年的時間裏,從積貧積弱一步步成為了今天的世界第2大經濟體,但是「東方主義」以及背後的「西方中心主義」仍然還像是符咒和心魔一樣,左右着很多人的認知與判斷。

原本,這次全民防疫戰可以成為動搖中國社會認知的一個契機,可卻因為前期官員的不作為以及後期如王忠林這樣的諂媚做法,再次讓民眾大失所望,「西方中心主義」不僅沒有得以撼動,反而成為一種夯實,並在一些角落開始潛滋暗長。

千里之堤,毀於蟻穴。歷史的教訓不可謂不可深刻。王忠林此番言論可見的後果,是洶湧而來的民意憤怒,但那些不可見的,尤其是對於中共這個百年大黨公信力和形象的折損,對於全體中國人之於國家的認知度,影響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呈現出來。請不要小看這些不可見的影響,因為愈是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經過一件件小事的累加,愈可能最終成為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