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誕辰150周年】昔中共紀念列寧　多與「蘇修」針鋒相對

誕生於1870年、俄羅斯帝國辛比爾斯克（Симби́рск，今烏里揚諾夫斯克）的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年），於20世紀初領導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終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蘇維埃俄國（1917─1922年），並於1922年12月30日與南高加索聯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同組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

蘇維埃政權的成立，揭示著掙脱帝國主義剝削的力量崛起，也給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莫大的啟發，亦影響此後的中共成立、國民革命運動、國共合作、國共內戰，以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形成迄今兩岸分治局面。對於列寧這位「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中共又是怎麼評價和紀念的呢？

從慶祝活動到意識形態論戰

中共建政初期，宣示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直到中蘇論戰、徹底決裂前，雙方關係大致上還是維持相當友好的狀態，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迄今有19,610則報道標題出現「列寧」，但對於紀念列寧誕辰一事，《人民日報》提及「列寧誕辰」的專題報道卻出乎意料的低調。檢索「人民日報數據庫」後發現，迄今只有152則關於「列寧誕辰」的報道內文，而從1949年至1978年宣示改革開放期間共有93則，另有58則是從1979至今，還有一則是刊載於1947年4月6日的《四月的紀念節日》：「廿二日─列寧誕辰，列寧一八七0年此日生於希米必爾斯克（現在的烏里亞諾夫斯克）。」

經統計，《人民日報》報道「列寧誕辰」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60年（32則）、1990年（18則），以及1950年（10則），這些也是單一年度報道數超過10則的年份，1955年、1956年、1958年等三個年份皆為8則。從1992年至1995年，每年只出現一則，而自2000年至2020年4月的20年時間裡，僅僅只有10則。為何1960年對「列寧誕辰」的報道會突然暴增，恐怕和中蘇交惡、互批對方為「修正主義」有莫大干系。

1960年2月9日，《人民日報》刊載朝鮮勞動黨決定紀念列寧誕辰的訊息，再來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決定隆重紀念（3月8日）、波蘭華沙舉辦列寧形象畫展（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色權利報》發表社論（3月15日）、羅馬尼亞人民廣泛開展活動（3月30日）。時序進入4月後，還是報道蘇聯、越南、蒙古、波蘭、民主德國（東德）、阿爾巴尼亞、朝鮮、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活展開勞動競賽或舉行紀念活動，但多了三篇重要的評論文章：《列寧主義萬歲》（《紅旗》雜誌第8期）、《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人民日報》，4月22日），以及中宣部長陸定一（1906─1996年）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大會上作了《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報告。作為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其黨中央向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組織發出《關於學習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重要文件的通知》，要求全體成員認真學習上述三篇文章。後來這三篇文章集結成冊─《列寧主義萬歲》，除了中文之外，還被翻譯成英文、俄文、日文、法文等多種語言向海內外發行，引起國際上極大反響。

抬高列寧　批判「蘇修」

《列寧主義萬歲》文中稱：「以鐵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適應帝國主義者的需要，提出對於列寧學說（即現代的馬克思學說）的修正」。表面上批判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年），實際上則劍指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年）。台灣中共黨史研究者、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鍾延麟指出，這是由於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痛批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年）的行為，造成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動盪；且中蘇兩國當時已出現路線分歧，中共發動「大躍進」等一系列冒進的集體化生產政策，造成農產欠收嚴重與大範圍人口死亡，蘇聯不僅袖手旁觀，還在輿論上冷嘲熱諷，對此中共非常不滿。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認為，要持續以不公開的方式闡述中共對「馬列主義原則」的立場，如同1959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斯大林誕生八十週年》一樣，發文婉轉批評蘇聯，在列寧誕辰90周年時再來譏諷蘇聯一番。

1960年1月，毛澤東指示，鑒於赫魯曉夫於1959年下半年向西方過度傾斜、主張美蘇和解，影射中國「像一隻公雞一樣準備打架」，並在華沙公約協商會議上，將毛比擬作「一雙破套鞋」，要求社會主義國家「不搶先也不落後」，必須「互相對對錶」，以及「和平過渡」等觀點撰文批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榮休教授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表示，此時的毛澤東已不認為赫魯曉夫是社會主義和反帝陣營可信的領導人。

於是，除了上述撰寫發表讚揚列寧、紀念列寧誕辰的文章，鄧小平還組織編纂《列寧選集》，鍾延麟分析，這是由於鄧小平要與蘇聯在思想論述上針鋒相對，從列寧的「革命經典」中，找出能支持中共堅持「暴力革命」的論述，與境外異己為敵的「合法性」，並反襯赫魯曉夫推行「三和路線」（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爭）悖離列寧主義所犯的「嚴重錯誤」。在中蘇論戰期間，最有名的當屬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所謂的「九評」，直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中蘇論戰才基本告一段落。但意識形態的衝突對抗，已將原先中蘇間緊密的經濟聯繫破壞殆盡，即使「大躍進」失敗後，蘇聯願意向中方提供食物以緩解大饑荒，並提供軍事援助，中蘇間的巨大裂痕卻難以再彌合。

文革時藉列寧批蘇聯：新沙皇、社會帝國主義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由於主要動機毛是希望「紅色江山不變色」、炮口對內，高舉列寧的神主牌以攻擊蘇聯的情況，不如1960年至1965年的總合（46篇）多，總計文革期間《人民日報》上提到列寧誕辰（生）的評論文章僅僅只有6則：《紀念偉大的列寧，打倒現代修正主義！》（1967年4月22日）、《新沙皇是蘇聯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1969年6月24日）、《新沙皇社會法西斯主義猙獰面目的大暴露》（1969年9月19日）、《替不了罪的替罪羊》（1970年4月5日）、《赤裸裸的暴露》（1970年4月17日）、《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1970年4月22日），另外還有一篇則是批判中國國內劉少奇、周揚是「蘇修叛徒集團」的《讓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磅礡於全世界─學習列寧的《青年團的任務》、《論無產階級文化》，批判劉少奇、周揚一夥的「全盤繼承」論》（1971年8月5日）。顯然抬高列寧之目的，還是在批判蘇聯已走上「修正主義」道路。

時過境遷，如今的中國已經不需要再對已成歷史的蘇聯「針鋒相對」，特別是在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重大成就的當下，早已走出了一條不同於列寧執政時期與蘇聯計劃經濟，但符合、適應中國國情的道路，摸索出一套社會主義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方式，即「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過度吹捧、神化列寧的作法也已過時，也算是還給列寧一個歷史的本來面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