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專題】敘利亞如何從德國戰後經驗 踏上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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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像香港成了一個戰場,旺中、朗豪坊至半島酒店淪為瓦礫,整條彌敦道被淹沒在塵土之中,戰爭摧殘的除了是建築物,更是人民回憶的實體依據。

伊拉克早前從ISIS手上解放了摩蘇爾,舊地已經面目全非;仍在內戰之中的敘利亞城市如阿勒頗及霍姆斯,同樣遭受毁滅性破壞。一個城市如何從灰燼裏重生?《香港01》記者採訪了一位敘利亞建築師,了解他重建家園的抱負。

談戰後國家重建,首要了解的是重建鄉郊比城市輕鬆得多,因為只要戰事稍為平靜下來,鄉郊居民都可着手重建房屋,但後者所需的規劃複雜得多。把廢墟變回城市的過程大致可劃出三個步驟:掃走街上的瓦礫,清理出道路;把瓦礫移離城市,盡量將瓦礫回收作建築材料;開始重建工作。聽起來很簡單,但可能要花上數十年。

戰後法蘭克福 收拾斷瓦殘垣花十年

德國二戰後的重建經驗,值得敘利亞或其他戰後城市參考。當年英美聯軍的地氈式轟炸,德國多個重要城市達八成的歷史建築物被夷平。以法蘭克福為例,原來的55萬人口銳減至23萬,市內逾17萬戶住宅中約有9萬戶被毁,造成多達1,700萬立方米的瓦礫。當時的瓦礫實在太多,起重機再多亦不夠用,市民便團結起來,更要不分晝夜地徒手搬運及掃除瓦礫。

1945年二戰期間遭受大轟炸的德累斯頓(Dresden)今非昔比。(Getty Images)

直至二戰結束兩年後的1947年底,共26公里路面瓦礫才能完全清走,平均每日清除速度約1500至3000立方米。瓦礫不會被全部棄掉,有部分可重塑成磚塊等材料,足夠用來興建10萬戶民房。法蘭克福戰後的瓦礫清理及回收過程花了近十年時間,重建工程亦同時展開,當地瓦礫回收廠直至二戰結束近20年後(即1964年)才正式停產。

瓦礫是材料 也是人文載體

單是瓦礫清理已花上十年八載,千瘡百孔的城市要重建起來固然長路漫漫,何況背後還涉及眾多問題。遊歷過德國的人,不免覺得它總缺少一份其他歐洲城市所散發的古典美及歷史感,市內卻盡是保養不佳的現代化建築。如何在現代化與復古之間找個平衡點?德國人為這問題爭辯了數十年,甚至近年仍有要求復建舊式建築的聲音,令重建工程在這72年來從未間斷。

回收而來的瓦礫有些作建築之用,亦有些被刻意保留下來,讓人毋忘戰爭教訓。柏林有一座80米高的小山丘Teufelsberg,德文解作「魔鬼的山丘」,是二戰後由柏林移除的7,500萬立方米的瓦礫堆積而成,至今壓在一座仍未建好的納粹軍事學院之上。

至於當年在聯軍轟炸下的斯圖加特(Stuttgart),全市超過45%被毁,150萬立方米的瓦礫就被堆到一座市內高山Birkenkopf的頂峰,「長高」成為現時全市最高點,那兒更插上以廢鐵造成的十字架(下圖左),同時也是看日落的絕佳位置。此類瓦礫山遍布德國各地,以作悼念與叫人銘記教誨,是重建過程不可或缺的元素。不少建築師都強調,不可徹底消除戰後瓦礫,因每段歷史都為城市刻下不同的人文層面,城市就成了人類記憶的重要載體。

斯圖加特的瓦礫山成了全市最高點,山頂的十字架就是悼念戰爭。(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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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難建築師:重建豈止建築?

德國與敘利亞情況不盡相同,但部分城內的受毁程度不遑多讓。敘利亞建築師Mohamed Al Mufti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在2012年由大馬士革遷至貝魯特,自此進行眾多有關城市重建的研究。Al Mufti指出,戰後重建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假設戰爭全面結束,第一階段是建構和平(Peace Building),重塑社會安定及經濟穩定,為期大約三至四年;第二階段則是實體建設,為期七至十年。《香港01》記者問Al Mufti,要重建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他認為是居住者(inhabitants)與社群(social fabric)。

其餘要考慮的還有內戰之後採取什麼政治體制、人口宗教比例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新城市如何建成。Al Mufti又指,重建社會初期的首要條件是公共空間,而且必須讓當地人能在最低干預下生活。留下來的人先在公共空間交流,從而共構和平社區,產生貿易、教育、文化等各種服務及活動。有了穩定的社會,才能夠重組議會、市政府等機構,吸引人民回來居住。

公共空間可以凝聚社會,在戰爭裏則是一種戰略手段,大型廣場在革命爆發初期成為民眾聚集示威之處。以敘利亞霍姆斯的鐘樓廣場(Saa Square)為例,政府軍重奪該市後也進佔廣場宣示主權;內戰期間,政府軍又刻意轟炸一些公眾空間,包括市集、麵包店、學校等,目的就是要防止反對派人士凝聚起來。因此,城市重建的首步是給予民眾一個公共空間,讓大眾自由交流、做買賣,只有這樣才會塑出社區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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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來的「中東巴黎」——貝魯特

越過大馬士革以西的邊境,鄰國黎巴嫩由1970年代至1990年代經歷15年的內戰。素來有「中東巴黎」美譽的首都貝魯特在內戰中被摧殘,珍貴的羅馬式及馬木留克式建築只剩下破樓房與瓦礫堆。20多年轉眼過去,市中心重建差不多完成,但批評聲音不絕,成了戰後城市的反面教材。

貝魯特在內戰中受嚴重破壞。(Getty Images)

這是因為戰後重生的貝魯特,城市發展只着眼於經濟方面,欲與一眾富有海灣國家的大城市競爭,於是大力推動金融、商務及旅遊業。Solidere是當地五年前的一個市中心地標,復修的古建築加上玻璃幕牆的摩天大廈,還有名店大街、露天咖啡店、酒吧以及戲院,是上屆政府構建的高檔聚腳點,唯獨缺了一點人氣。

貝魯特的舊影子不復見,卻只有人工雕琢的歐式建築。藍色霓虹燈打在純白外牆上,高級住宅單位多半空置,都是有錢人買來作投資,一到晚上這區便冷清清。不少人把責任歸咎於本身是億萬富豪的前總理Rafiq al-Hariri,Solidere是其創立的國家附屬企業,連新地標的建築方針似是為了吸納外資及討好遊客,丟失了古城的靈魂。走出市中心更見建設貧乏,公共交通系統幾近絕迹,公共房屋少之又少,黎巴嫩近年更因為廢物處理危機登上國際頭條,市內垃圾桶無人清理,河道亦堆滿了垃圾,問題拖延至今未解決,恐怕進而污染地中海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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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ere名店林立,是上屆政府打造的悠閒地標。(Solidere)

公共空間—社會民主的溫度計

Al Mufti定居貝魯特五載,他形容該市混亂而不受控制,是一個胡亂重建的實例。記者跟他談及Solidere,他就把公共空間比喻作一枚量度社會民主的溫度計,並說:「即使設計出最有趣、最強勁的公共空間,若它沒有塑造出集體主義及公眾使用的文化,也是未能達到目標。」他又表示,如何在保留舊貌與重新建設之間取得平衡,是複雜的問題。文化需要進步,以切合現代日常需要,從大多數戰後城市經驗來看,依戀舊物或重建歷史建築都是次要,重點卻在於城市癒合,如為新一代建構現代化校園。

記者問Al Mufti,若有天回到大馬士革,希望城市會變成怎樣?他形容,內戰前的大馬士革充滿活力,演唱會、藝術展覽、節慶活動、餐廳及酒吧成行成市,旅遊業迅速發展,私營銀行及政府設施充裕,不過開放背後充斥貪腐問題,「不論文化還是商業活動,或是工業,政府當局都在背後操縱。若想開一間戲院,你必須熟悉特定圈子的人。基本上,想在城裏達到某程度的目標,你需要行賄及受賄。」

對於這位建築師而言,他最希望敘利亞「重建」的是一套廉潔制度,確保社會每一分子都享有公義與平等,「作為一位市民,一位建築師,這是我最瘋狂的願望。」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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