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記者靠《逆權司機》揭光州屠殺 40年後韓國第四權仍如鏡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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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記者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在韓國司機金士福的協助下,到光州採訪拍攝,向世人揭露了1980年夏天在當地發生的事,這就是《逆權司機》故事的原型。當時國內媒體受軍方箝制,要靠外國媒體才將全斗煥政府的暴行公開。事件發生至今37年,現在的韓國有記者敢發掘當權者竭力想隱藏的一面,將前總統朴槿惠任由閨蜜干政的證據找出來;同時仍有記者因為想報道事實而被封殺,終於飯碗不保。在狹少的生存空間中,韓國新聞媒體能否做到監察政府的第四權?

《逆權司機》以德國記者欣茨佩特與韓國司機金士福的故事為原型。(《逆權司機》劇照)

當年全斗煥領導的軍政府指控在光州的示威者是「赤色」分子,背後有朝鮮勢力介入;事實卻是民眾因不滿全斗煥發動政變後,掌控韓國軍政大權,才紛紛上街示威。由於軍政府切斷了光州與外界的所有交通及通訊,外界並不知道軍方已在當地暴力鎮壓。

記者欣茨佩特拍下當時情況,犯險將影片送出,於是在光州發生的事才公諸於世。除了欣茨佩特,當時還有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Bradley K. Martin、《亞洲華爾街日報》的Norman Thorpe、《Journal of Commerce》的Tim Shorrock及《芝加哥論壇報》的Donald Kirk,均報道了光州事件。相反韓國的報章、電台及電視台卻沒有報道光州事件,有民眾憤怒到要在MBC、KBS光州分社縱火。

1980年德國記者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左)在韓國司機金士福(右)的協助下,到光州採訪民主化運動。(網上圖片)

  新聞自由改善似有還無 排名連跌5年

37年過去,韓國在1988年首屆民選政府選出後,出現3輪政黨輪替。儘管關於政治人物、政權、財閥等貪腐的新聞時有所聞,新聞工作者仍能揭露真相。就以去年的朴槿惠閨蜜干政事件為例,JTBC記者找到朴槿惠好友崔順實的電腦,揭露崔順實干預朴槿惠施政。記者將事件報道後,引起廣泛關注,之後各媒體揭發更多二人與三星「皇太子」李在鎔的貪腐醜聞,終導致朴槿惠下台,與崔順實及李在鎔一同被檢控。

不過,同樣在朴槿惠事件中,另一媒體MBC的記者則面對壓力,被逼只報道有利朴槿惠及政府的新聞。MBC員工指控公司高層干預新聞自由,在朴槿惠醜聞上報道傾向有利朴槿惠及政府的內容,又指MBC的員工被逼剪去世越號死難者家屬的鏡頭;若不聽命,就會被編派去處理與自己職責毫不相關事宜。MBC員工早前發起罷工,要求社長金張謙下台。

MBC員工早前發起罷工,要求社長金張謙下台。(視覺中國)

世越號沉沒事件中,有MBC記者被逼剪去世越號死難者家屬的鏡頭。(資料圖片)

  誹謗罪、國安法 成媒體自我審查原因

無國界記者每年公布新聞自由排名,今年韓國排名63,較去年上升7位。然而排名較2006年最高的31名足足下跌了42位,而且在2010年至2016年期間連跌五年。去年韓國排名70,是2002年開始公布排名以來最差,無國界記者在去年的報告內指出,新聞媒體與朴槿惠政府關係緊張,政府愈來愈不能忍受批,在本已兩極化的媒體行業中開始威脅媒體的獨立性。

無國界記者提到,「誹謗罪」最多可監禁7年,另外與朝鮮相關的新聞,若被指控發表有利朝鮮的文章或者言論,亦可能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兩項罪名成為媒體自我審查的原因。

當然,誹謗罪與國安法本身不是惡化,韓國憲法也有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令媒體恐懼的不是法例,而是人。當權者濫用刑罰後果可以很嚴重,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白色恐怖的韓國人清楚不過。

韓國前總統全斗煥(右)因貪腐案受審,左為盧泰愚;全斗煥一直堅稱自己在光州事件中沒有做錯。(視覺中國)

  朴槿惠時期誹謗罪檢控增 只為製造寒蟬效應

2008年李明博當選韓國總統,他在五年任期間以誹謗罪提出30宗控罪,當中24宗為刑事檢控,6宗為民事。2013年朴槿惠上場,截至2015年底上任兩年半便提出22宗控罪,當中18宗為刑事檢控。韓國民間民主組織「參與連帶」指,政府利用誹謗罪應對批評聲音,特別是朴槿惠的年代。組織提到,這些案件中,政府一方通常會輸掉,「他們看來不在意是否能勝出這些案件,真正的目標只是在批評及審查政府的人之間,製造寒蟬效應。」

  韓媒架構出問題 加入「精英」圈子為保獨家報道

關注韓國新聞、曾在韓國工作的澳洲偵查報道記者鮑爾(John Power),曾撰文指出韓國的新聞自由只是假象,點出韓國新聞媒體的主要問題在於其架構。他指出,韓國媒體與日本媒體的運作模式相近,缺點也相似,主要由於日治期間就留下來的問題。記者報道是依賴與政府及企業高層的親密關係,這群社會上的「精英」成為記者的獨家資料來源,只有主流媒體的記者才可決定誰可加入這個圈子裏,若不順從圈子裏的規則,寫利好政府或企業的報道,就會被趕走,在新聞界沒有生存空間。

他又指,這些來自政府及企業高層的壓力,新聞媒體管理層亦感受得到。新聞媒體同時也是企業,以報道換取廣告也是行業的常態。西方媒體中也有社論式廣告,但會明言是廣告,但韓國的狀況則是讀者根本不清楚報道背後涉及利益輸送。

三星「皇太子」李在鎔因捲入貪腐案被捕;韓國主流媒體對於大企業的負面新聞不時有保留。(視覺中國)

  法例對新聞自由保障不足

傳媒的積弊是否受政治環境影響?鮑爾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韓國在法例及制度上對言論自由保護不足,這情況無論是在保守派政府,還是自由開放派政府當道,均沒大改變;此外韓國亦沒有透明及公開的文化,窒礙媒體的有效程度。他認為,韓國的法律環境及文化標準,並不符合該國作為自由民主國家的現況。

他說:「我會說大企業及政府很可能會繼續對媒體有過份的影響,想像這種根深蒂固的壓力會在數年之間消失是幼稚的,不論是2014年或2017年,財閥會繼續主導經濟,並維持與媒體的親密關係;總統的權力將繼續非常集中,相對其他民主體系仍較少審查及制衡。」他認為雖然文在寅上場後,有對媒體更加開放的跡象,但現仍是早期:「很多韓國媒體已對新總統阿諛奉承,令他沒有理由不歡迎媒體。」

韓國總統文在寅(左)上任後雖對媒體有更加開放的跡象,但鮑爾認為現階段仍言之尚早。(資料圖片)

  新聞從業員:新、舊政府變化不大

一名在韓國主流媒體任職7年的政治新聞記者亦對《香港01》表示,按照歷史事實,保守派、特別是朴槿惠掌權期間,對傳媒的控制的確較進步派掌權期間較大,但不認為保守派就等於壓迫。她說:「在韓國,軍政府掌權很長的時間,之後保守派及進步派一直有很多衝突,令政黨想控制媒體。保守派掌權後,就更有優勢。」

她認為,政府及財閥對媒體的控制,是因為韓國有結構性的問題。韓國的媒體依賴廣告,大企業自然有巨額廣告。很多人認為媒體的民主化程度較其他行業低很多,韓國政府主導很多項目,支持公營電視及新聞機構,新聞媒體很容易掉進引誘,報道會迎合政府的口味。

至於外界是否能期待新政府控制媒體的程度可減少?她的看法較為悲觀:「在外面來看,你可以說這較上屆政府好,但我感到即使取向及情況有所改變,本質沒有不同。程度上可能有變,但方向沒變。文在寅堅持『清除積弊』,某些媒體仍與上屆政府關係密切,他們嘗試看文在寅的面色。我告訴你,保守派與進步派的鬥爭很激烈,到現在仍是。我感受到無聲的壓力,政治架構沒有改善,新聞媒體也是。」

關注韓國新聞、曾在韓國工作的澳洲偵查報道記者鮑爾(John Power),曾撰文指出韓國的新聞自由只是假象,點出韓國新聞媒體的主要問題在於其架構。(受訪者提供)

37年過去,儘管有德國記者欣茨佩特的影片,光州事件中仍有很多謎團未拆解,令社會上有多種不同說法,全斗煥仍否認自己在事件中的責任,全因當時欠缺了記者記錄事件。在新政府的領導下,新聞媒體會走向更自由還是更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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