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8】反思民主　西方體制非唯一

2017年既是檢驗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年，也是比較它和其他替代方案優劣的一年。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鬥爭不絕，堅持己見各不相讓；歐盟領袖德國在經歷國會大選後，遲遲未能完成組閣工作；為免觸發成員國內部的獨立訴求，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結果未獲歐盟承認。這一切反映出民主政制背後的矛盾與缺點。在歐洲大陸躁動之際，中非亞國家的摸索和嘗試，開始受到西方正視。

在過去一段頗長時期，美國政治體制被視為放諸四海皆準，其他國家若不學習，彷彿便是自絕於當代文明。然而在「特朗普元年」，世人看到的只是比奧巴馬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兩黨爭鬥，其惡劣程度在廢除奧巴馬醫保、強推稅改等議題上充分體現出來。

權力制衡如黨同伐異

聖誕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其他共和黨人夢寐以求的稅改終獲得通過。值得留意的是，法案在眾議院表決時，民主黨193名眾議員全部反對，共和黨的237位眾議員中也有12人倒戈。在參議院表決時，46位民主黨和兩位無黨派議員皆投了反對票，而共和黨則在元老麥凱恩（John McCain）因身體欠佳缺席的情況下，以51票勉強過關。這個情況和奧巴馬推動醫保改革法案時如出一轍，當時作為少數黨的共和黨議員也是全票反對，但法案最終得以通過。

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於12月21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反對稅改法案的受訪者佔56%，支持的僅得29%。這就說明，理應反映美國民意的美國國會，與主流民意有所偏差。弔詭的是，根據CNN和《時代》雜誌分別在12月中旬和11月初的調查，在2016年票投特朗普的選民不僅沒有後悔，反而對這位在一片爭議聲中上任的「狂人」總統更為信任，可見大選至今的社會撕裂程度不減。

美國開國元勳當年設計政治體制時，考量之一是透過權力制衡機制以防獨裁，設計原意當然無可厚非，不過到了現代，制衡卻淪為黨同伐異的代名詞。過去一年，國會除了在1月底通過幾項無關痛癢的法案，以及在聖誕前通過稅改方案外，整整11個月期間，竟然未能通過獲兩院一致同意的法案。

組閣需時　窒礙政治進程

美國國內政治淪為兩黨角力場，彼岸北大西洋的民主實踐也打破了一些「紀錄」。荷蘭去年3月舉行國會大選後，首相呂特（Mark Rutte）領導的自由民主人民黨維持第一大黨地位。可是，選後組閣工作異常艱辛，經歷208天的談判後，該黨才與另外三個黨派達成合作協議，打破當地歷來組閣時間最長紀錄。

至於作為歐盟龍頭的德國，當地政局亦不遑多讓。聯邦議院選舉在9月底舉行，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及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縱使維持最大勢力地位，得票率卻比預期低。默克爾唯有尋求與自民黨、綠黨等小黨合作。

德國國會選舉設計的原意是讓少數聲音進入議會，體現政治多元精神，但這種設計卻可能導致小黨也能「造王」。以今次大選為例，自民黨雖然僅得7%的選票，卻一度成為默克爾拉攏對象，令這個小黨差點以較低得票、卻對政局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這某程度上也顯露選舉制度的弊端。不過，自民黨最終以不滿基民盟和綠黨的減少碳排放共識為由，退出磋商籌組聯合政府的會議。

社民黨原先決定做反對黨，但黨主席舒爾茨（Martin Schulz）在總統要求下答應重新考慮是否加入政執聯盟。不過，舒爾茨若要說服黨友亦不容易。12月初的黨團會議中，社民黨黨員意見分歧，部分人支持與基民盟合作，年輕的則反對。

德國官方媒體《德國之聲》引述社民黨在圖林根州一個團體表示，他們反對籌組聯合政府，是因為過去與默克爾合作時，社民黨失去不少選民支持，他們擔心一旦再度合作，會再一次削弱政黨的支持度。此外，社民黨部分左翼成員亦懷有不誠實的投機心態—同意加入聯合政府，但只在某些核心議題上支持基民盟，在其他議題上則作反對，上述建議最終遭默克爾拒絕。

荷蘭花了208天才成功籌組政府，德國至今卻仍在進行談判。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民主政治常態，見怪不怪，但這無疑揭示了效率低下的弊端—遲遲未能籌組政府，國家長期沒有穩定的執政班子，窒礙政治發展進程，耗費光陰。

相比荷蘭，德國政局僵持可能造成更大的不良影響，一方面導致歐盟與被指違反西方價值的特朗普政府互動時，欠缺來自德國強而有大的領導，另一方面則導致歐盟難以集中精力應對內部挑戰，包括在來年繼續處理棘手的英國脫歐談判等問題。

利益為先　民主反變獨裁

在西方民主體制中，公投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有助於以和平解決某種爭端。不過，去年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卻引起不少人反思：用作解決爭端的公投選舉，是否形成了新的社會爭端？

加泰公投在10月1日舉行，結果顯示有42.3%的選民投票，當中90%支持獨立。這結果看似毫無爭議，但其實早在公投醞釀的過程中，外界已觀察到不少骯髒的政治操作。如在去年7月，加泰商務及資訊部長巴蓋特（Jordi Baiget）在一次訪問中承認，由於來自馬德里的阻力太大，他因而對舉行公投的決定提出質疑，卻最終遭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解僱。

事實上，外界早有質疑普伊格蒙特對加泰的承擔。《紐約時報》曾引述加泰網上報章《El Nacional》主管安蒂奇（José Antich）指，普伊格蒙特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就是帶領加泰獨立，「他的首要任務是獨立、獨立與獨立，而不是建立一個更好的政府。」

在獨立問題上，加泰人民意見分歧—根據自治政府去年7月的民調顯示，支持獨立人數並未過半，比例甚至少於反對者。另一方面，馬德里政府亦引用憲法，甚至行使武力，堅決反對公投。普伊格蒙特執意舉行公投，不論對加泰抑或西班牙全國均造成社會撕裂。究竟有沒有必要透過這種方式解決民族問題？進而提問，這是不是一個「民族問題」？

加泰公投帶來的另一個反思是，歐盟作為竭力推廣民主自由的跨國組織，本身卻對民主持有雙重標準。1985年，歐盟前身歐洲共同體簽署《歐洲地方自治憲章》，並要求其他簽署國在本地法律或憲法層面履行「地方自治」原則，變相削弱各國中央政府的權力。歐盟亦容許各國分離主義者在歐洲議會上代表各自的民族，並佔有席位。歐盟某程度上可說是為分離派提供發展平台，也為他們構築錯誤願景。

對於加泰獨立公投，歐盟持反對態度，聲稱這是西班牙內政，但背後原因無非是歐盟多國本身也受到分離主義困擾，擔心加泰獨立會引發骨牌效應。從現實政治層面而言，歐盟的考量無可厚非，但違背了自由民主價值，難怪遭人批評為雙重標準。

誠然，美歐政局在過去一年多少令人扼腕，但也並非毫無亮點，例如在法國總統選舉中，極右候選人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無法當選，某程度上煞停了民粹浪潮。但整體而言，西方政制中無論是議會政治以至公投均現弊端。過去一年，各國對此開始有所反思。放眼不久的未來，此類弊端恐怕只會繼續暴露，然而這未必是壞事。世上本無完美的制度，面對時事之演變，面對社會現況所需，現在才開始出現的反思與調整，實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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