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8】反思民主 西方體制非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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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既是檢驗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年,也是比較它和其他替代方案優劣的一年。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鬥爭不絕,堅持己見各不相讓;歐盟領袖德國在經歷國會大選後,遲遲未能完成組閣工作;為免觸發成員國內部的獨立訴求,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結果未獲歐盟承認。這一切反映出民主政制背後的矛盾與缺點。在歐洲大陸躁動之際,中非亞國家的摸索和嘗試,開始受到西方正視。

在過去一段頗長時期,美國政治體制被視為放諸四海皆準,其他國家若不學習,彷彿便是自絕於當代文明。然而在「特朗普元年」,世人看到的只是比奧巴馬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兩黨爭鬥,其惡劣程度在廢除奧巴馬醫保、強推稅改等議題上充分體現出來。

權力制衡如黨同伐異

聖誕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其他共和黨人夢寐以求的稅改終獲得通過。值得留意的是,法案在眾議院表決時,民主黨193名眾議員全部反對,共和黨的237位眾議員中也有12人倒戈。在參議院表決時,46位民主黨和兩位無黨派議員皆投了反對票,而共和黨則在元老麥凱恩(John McCain)因身體欠佳缺席的情況下,以51票勉強過關。這個情況和奧巴馬推動醫保改革法案時如出一轍,當時作為少數黨的共和黨議員也是全票反對,但法案最終得以通過。

國會通過稅改方案後,參眾議院的共和黨人在白宮外出席特朗普的祝捷記者會。(路透社)

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於12月21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反對稅改法案的受訪者佔56%,支持的僅得29%。這就說明,理應反映美國民意的美國國會,與主流民意有所偏差。弔詭的是,根據CNN和《時代》雜誌分別在12月中旬和11月初的調查,在2016年票投特朗普的選民不僅沒有後悔,反而對這位在一片爭議聲中上任的「狂人」總統更為信任,可見大選至今的社會撕裂程度不減。

美國開國元勳當年設計政治體制時,考量之一是透過權力制衡機制以防獨裁,設計原意當然無可厚非,不過到了現代,制衡卻淪為黨同伐異的代名詞。過去一年,國會除了在1月底通過幾項無關痛癢的法案,以及在聖誕前通過稅改方案外,整整11個月期間,竟然未能通過獲兩院一致同意的法案。

組閣需時 窒礙政治進程

美國國內政治淪為兩黨角力場,彼岸北大西洋的民主實踐也打破了一些「紀錄」。荷蘭去年3月舉行國會大選後,首相呂特(Mark Rutte)領導的自由民主人民黨維持第一大黨地位。可是,選後組閣工作異常艱辛,經歷208天的談判後,該黨才與另外三個黨派達成合作協議,打破當地歷來組閣時間最長紀錄。

至於作為歐盟龍頭的德國,當地政局亦不遑多讓。聯邦議院選舉在9月底舉行,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及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縱使維持最大勢力地位,得票率卻比預期低。默克爾唯有尋求與自民黨、綠黨等小黨合作。

默克爾至今仍未籌組執政聯盟。(路透社)

德國國會選舉設計的原意是讓少數聲音進入議會,體現政治多元精神,但這種設計卻可能導致小黨也能「造王」。以今次大選為例,自民黨雖然僅得7%的選票,卻一度成為默克爾拉攏對象,令這個小黨差點以較低得票、卻對政局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這某程度上也顯露選舉制度的弊端。不過,自民黨最終以不滿基民盟和綠黨的減少碳排放共識為由,退出磋商籌組聯合政府的會議。

社民黨原先決定做反對黨,但黨主席舒爾茨(Martin Schulz)在總統要求下答應重新考慮是否加入政執聯盟。不過,舒爾茨若要說服黨友亦不容易。12月初的黨團會議中,社民黨黨員意見分歧,部分人支持與基民盟合作,年輕的則反對。

德國官方媒體《德國之聲》引述社民黨在圖林根州一個團體表示,他們反對籌組聯合政府,是因為過去與默克爾合作時,社民黨失去不少選民支持,他們擔心一旦再度合作,會再一次削弱政黨的支持度。此外,社民黨部分左翼成員亦懷有不誠實的投機心態—同意加入聯合政府,但只在某些核心議題上支持基民盟,在其他議題上則作反對,上述建議最終遭默克爾拒絕。

舒爾茨領導的社民黨以第二大黨進入國會,成績未如預期。(路透社)

荷蘭花了208天才成功籌組政府,德國至今卻仍在進行談判。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民主政治常態,見怪不怪,但這無疑揭示了效率低下的弊端—遲遲未能籌組政府,國家長期沒有穩定的執政班子,窒礙政治發展進程,耗費光陰。

相比荷蘭,德國政局僵持可能造成更大的不良影響,一方面導致歐盟與被指違反西方價值的特朗普政府互動時,欠缺來自德國強而有大的領導,另一方面則導致歐盟難以集中精力應對內部挑戰,包括在來年繼續處理棘手的英國脫歐談判等問題。

利益為先 民主反變獨裁

在西方民主體制中,公投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有助於以和平解決某種爭端。不過,去年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卻引起不少人反思:用作解決爭端的公投選舉,是否形成了新的社會爭端?

加泰公投在10月1日舉行,結果顯示有42.3%的選民投票,當中90%支持獨立。這結果看似毫無爭議,但其實早在公投醞釀的過程中,外界已觀察到不少骯髒的政治操作。如在去年7月,加泰商務及資訊部長巴蓋特(Jordi Baiget)在一次訪問中承認,由於來自馬德里的阻力太大,他因而對舉行公投的決定提出質疑,卻最終遭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解僱。

事實上,外界早有質疑普伊格蒙特對加泰的承擔。《紐約時報》曾引述加泰網上報章《El Nacional》主管安蒂奇(José Antich)指,普伊格蒙特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就是帶領加泰獨立,「他的首要任務是獨立、獨立與獨立,而不是建立一個更好的政府。」

在獨立問題上,加泰人民意見分歧—根據自治政府去年7月的民調顯示,支持獨立人數並未過半,比例甚至少於反對者。另一方面,馬德里政府亦引用憲法,甚至行使武力,堅決反對公投。普伊格蒙特執意舉行公投,不論對加泰抑或西班牙全國均造成社會撕裂。究竟有沒有必要透過這種方式解決民族問題?進而提問,這是不是一個「民族問題」?

普伊格蒙特執意舉行獨立公投,引發不少爭議。(路透社)

加泰公投帶來的另一個反思是,歐盟作為竭力推廣民主自由的跨國組織,本身卻對民主持有雙重標準。1985年,歐盟前身歐洲共同體簽署《歐洲地方自治憲章》,並要求其他簽署國在本地法律或憲法層面履行「地方自治」原則,變相削弱各國中央政府的權力。歐盟亦容許各國分離主義者在歐洲議會上代表各自的民族,並佔有席位。歐盟某程度上可說是為分離派提供發展平台,也為他們構築錯誤願景。

對於加泰獨立公投,歐盟持反對態度,聲稱這是西班牙內政,但背後原因無非是歐盟多國本身也受到分離主義困擾,擔心加泰獨立會引發骨牌效應。從現實政治層面而言,歐盟的考量無可厚非,但違背了自由民主價值,難怪遭人批評為雙重標準。

《時代》承認中國政經體制比美國的更可持續。(資料圖片)

因時制宜 西方體制非唯一

西方體制在歷史上無可否認曾經展現其優越性,但人類對治理體制的探索不應止步於西方經驗,畢竟除了西方經驗,其他地方的也非毫無參考價值。

特朗普11月訪華時,西方主流媒體多把中美兩國加以比較,或對此類話題極感興趣。在11月13日出版的《時代》雜誌亞洲版中,一篇題為《中國經濟如何贏得未來》的文章獲得不少人關注。文中除了承認中國成為全球最具經濟實力的國家,也承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比二戰後主導國際秩序的美國更趨完備、更可持續,就連印度及土耳其等新興民主國家亦在積極學習中國管治模式。

除了亞洲新興國家,一直被視為落後象徵的非洲亦參考中國經驗。去年10月,一批非洲國家記者應邀來華,在北京聆聽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十九大報告,希望向曾經十分落後,但現時政經影響力不斷提升的中國取經。

誠然,美歐政局在過去一年多少令人扼腕,但也並非毫無亮點,例如在法國總統選舉中,極右候選人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無法當選,某程度上煞停了民粹浪潮。但整體而言,西方政制中無論是議會政治以至公投均現弊端。過去一年,各國對此開始有所反思。放眼不久的未來,此類弊端恐怕只會繼續暴露,然而這未必是壞事。世上本無完美的制度,面對時事之演變,面對社會現況所需,現在才開始出現的反思與調整,實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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