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康復】監管只看數字遺禍大 社區服務規限中求突破

撰文:歐陽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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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社會福利署轄下共有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下稱精神健康中心),遍布全港18區,協助精神病康復者融入社區,並向公眾推廣關注精神健康。這些中心由非政府組織營運,早前申訴專員公署發表主動調查報告指,社署對各家精神健康中心的監管「重量不重質」,並且存在宣傳不足、未把鄰居納入服務範圍等問題。

為精神病康復者服務,是對人的工作,難以用個案數量、活動項目多寡來判斷成效,社署的監管工作「重量不重質」,誠為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現行的制度設計,其實也規限了精神健康中心的社區工作,影響服務質素。

量化指標 損害以人為本宗旨

為滿足服務指標,精神健康中心每年須舉辦一定數目的大型活動。按現時制度,精神健康中心受社署整筆過撥款資助,接受社署監察,遵守《津貼及服務協議》中訂立的各項服務量指標;中心亦要定期向社署提交統計報告及自我評估報告,並接受預約評估探訪或突擊探訪。服務量指標包括新個案人數、新會員人數、外展探訪次數、面談次數及社區聯繫活動次數等不同範疇,也因應服務單位的團隊規模而按比例調節。雖然自2009年起,各中心的服務均達標,但現行評分準則側重精神健康中心提供的康復者滿意比率,卻沒包含所有服務對象在內,包括家人、照顧者及鄰居等,無法全面反映服務使用者對服務質素的意見。

精神健康中心除了服務康復者外,也為公眾舉行大型活動,改變大眾對康復者的負面印象。(受訪者提供)

對此,前線工作人員各有應對方法。扶康會康晴天地是位於華富邨的精神健康中心,服務港島南區及中區的居民,每年至少舉辦兩場大型公眾活動,包括嘉年華、講座等推廣精神健康。活動聽起來形式化,當中如何實踐「共融」理念,是推廣是否成功的關鍵。「『共融』的最重要元素是讓(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出現,否則嘉年華便沒有意思。」

扶康會助理總幹事徐群燕說:「我們會讓服務使用者做司儀,他們表演唱歌、演奏樂器等。當然不用標籤他們是精神病康復者,讓他們在社區出現,讓公眾知道他們也可以服務社區,能力得以體現出來,便已經是『共融』。」

康晴天地社工李孟霙表示,他們籌備嘉年華時,還會聯合附近的學校或長者中心,給予公眾和康復者互動的機會,讓他們一起討論辦什麼活動,從而互相認識。「有中學生事後說:『你不說我也不知他是康復者,他和我在巴士站排隊時旁邊那個人有何分別呢?』」李孟霙,認為具深度的活動,在於能提供平台,讓眾人一起做事,改變對方的想法。

工作繁重 難深入跟進個案

每間中心的人手編制按服務人口比例而定,以33萬人口為一個標準規模的團隊,人手為26人,包括17名社工、兩名精神科護士、一名職業治療師及六名支援人員。若社署以量為評估服務的準則,前線員工難以事事以質量考慮,對社區並非好事。

李孟霙表示,中心的社工一般每人同時負責約50個個案,另加一個大型長期項目,以及其他行政工作。她現時跟進的其中一個個案,也花了她不少時間建立關係。對方是一個患有抑鬱症的婦女,情緒反覆,有自殺念頭。她起初不太願意接觸其他人,一星期只外出一次,李孟霙一直探訪她,又建議她參加活動班,但有時即使她已報名,也不一定出席。李孟霙努力找一些她感興趣的活動,後來跟她聊天多了,發現她喜歡動物,便讓她參加救狗之家的義工活動。現時,這名婦女的自殺念頭減少了,但仍要繼續跟進。「她也知道家人關心她,但關心和理解是兩回事。我們要做的是陪她們一起找出路,找到她認為有意義的事。」

社工要同時兼顧多項工作,也影響處理個案的深度。「其實個案數目沒有最理想的數字,也難以和外國相比。我聽聞其他中心有社工需要同時負責80至90個個案,我們的數字只是約為中位數。」現時社署並沒有為個案比重訂定標準,但一人負責80個個案,顯然超出負荷。

「精神健康服務關注組」於2015年對在精神健康中心工作的社工、職業治療師及護士等進行的調查顯示,約一半受訪者需要恆常處理50個以上的個案,當中包括嚴重及複雜的個案,受訪者表示個案工作量多,又須兼顧其他活動,以致未能深入了解對象的需要。要同時處理70個或以上個案的比例約佔兩成,情況令人憂慮。另外,約八成半受訪者認為社工不足夠,需增加人手以應付服務需求。

土地問題困擾服務供應者

除了人手比例問題外,不少精神健康中心面對的會址問題遲遲未能解決。2010年,政府提出在全港各區設立中心,卻沒有提供會址。七年多後,永久會址問題仍影響多家中心的服務。

要落實永久會址,機構需過區議會,若要設立在屋邨,還要經過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一環。目前全港24個精神健康中心,只有15個已有永久會址。不少中心曾在地區諮詢遇上反對聲音,最常提出的原因包括「精神病患者或康復者有暴力傾向」、「影響治安」等,反映公眾對於精神病康復者的偏見仍存在。

因應精神病患者的興趣設計玩動,有助改善他們的病情。(受訪者提供)

扶康會助理總幹事徐群燕表示,「我們中心是幸運的。」該會一直在南區提供服務,也有一座康復大樓,在華富邨又做了不少公眾教育活動,因此當初申請在華富邨設立精神健康中心時,沒有遇到很大的阻力。「當時的區議員歐立成是民選的,也不怕選票壓力,跟我們一起去做地區諮詢,支持我們。我們跟居民解釋,我們來不是『攪亂檔』的,我們是一起建設社區,他們理解我們不做過夜的服務,接受程度也比較大。」徐群燕補充。

其他中心尋找會址卻沒有這麼順利。即使已有永久會址,假如地方太小,也會限制中心的發展及員工的精神健康。康晴天地的會址只有2,000呎,徐群燕說,本來會址應可達3,000呎,但當時他們想盡快落實會址,加上居民反對聲音不大,故便先把中心設於現址。現時部分職員的辦公位置十分狹窄,工作桌只有中學生書桌的大小,她直言環境太擠迫,希望能改善空間。部分同事面對工作個案等壓力,加上空間狹小,有時只好離開工作間,出去放空一下。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作為支援點,是市民與精神病康復者在社區中第一個接觸,其服務質素非常影響發現及支援潛在個案的及時性,政府應改變監管機制,加入更多質化的指標,並主動跟進及巡查各中心的營運情況,確保市民及康復者得到更多即時及有效的支援。另一方面,各個營運單位在精神病康復者的領域服務經驗、營運管理也不同,政府沒有統一規劃及監管,各區的服務不一,也難以確保有需要人士得到最適切的援助。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 社署監管只看數字遺禍大 精神健康中心規限中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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