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遊走於體制內外】向上流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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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長,總是在背叛馴養。馴養是社會機器對人的馴養,剝奪人們天然的自由與野性,使人們變得順服,為社會,或者在今天就是為那個虛無的數字符號,賣命,共渡困難。我們甚至會一度以為,這就是我們自己想成為的人。

有時我回望自己青春時期的文字,真有種慘不忍睹的感覺,不是思想幼嫩或文字功力不足,而是,自己居然一度想成為那個文質彬彬,追求理性拒絕情緒,說話有條理,講邏輯,講推論的人。這些都是什麼人?都是某種成功專業人士的模樣。

什麼才算是教育?我們對教育,無非就是正經八股坐在四面牆壁的課室之內,老師站在講堂上,俯視每個學生,然後頭頭是道的在說書。在我們的教育體制裏,講求的是系統且理論化的學識,世界的資料。對於這些資訊,如何切實改變與影響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其實我們都是沒有感覺的。比如說我自己中學時的歷史教學,隨了記一堆死記硬背的資料外,就是一些應試技巧。例如假若考題出來,你發現自己熟悉程度不足,那麼對於那個題目,你就選你背誦要點較多的立場,正方反方亦可,你的立場可以按着老師派發下來的扼要重點多寡而定。我們對歷史毫無感情,不會為了大屠殺而流淚,不會為文化大革命而感傷,是因為,在教學的過程裏頭,我們沒有故事,沒有親身的感悟。

《遊走於體制內外—香港的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作者:許寶強、張秋玉;出版社:牛津大學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許多同學都對歷史科很吃不消,因為大家對歷史無感,不感興趣,而且很多很多的筆記派下來,幾天下來就是一個測驗,要背誦大量而且只由扼要重點組成的資料,我們其實對歷史怎樣發生,沒有一個脈絡式的理解。但是,許多同學卻是熱切在這個老師名下修讀歷史,因為這名老師的這種教學方法,在往績來說教出最多考獲最高級別成績的學生。這種教育,算是教育,卻教出了我們什麼呢?

《遊走於體制內外》這本書由張秋玉及許寶強合編,記錄了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於2013年舉行的兩場研討會,兩場研討會的題目分別為「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和「身體、情感與技藝的教育」。

整本書的主題,圍繞在教育。體制內的教育,可否不如我剛才所說那樣?而體制外的教育,又是什麼一回事,《遊》一書裏有着各種不同實踐者的分享。

我們的教育在教我們向上流,整個社會都講求流動性,其實說穿了,也是向上的流動。我們的眼睛總是向上望,卻望不到在地生活的人。在這樣的指標下,什麼叫向上流動?不外乎是白領,管理層,不用親力親為的人們,甚至可以統稱為非體力勞動工作者。正如《遊》一書裏面的分享者游靜說,這樣的教育過程也教育了我們一種等級制度,一種價值的順序。那些「理性」和「分析」的語言才是頂端至為重要,這些就是白領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至於位處底層的,就是那些要用身體勞動的工作,即是說,技藝是不被重視,甚至被賤視的。

我們的教育不重技藝,還會帶來另外的問題。技藝是只能透過體驗與感知的工藝,不是能夠在幾句幾堂之內習得。如果我們教育的偏見長久下去,教出來的就只會是隨便很容易就能夠評論的人,而無法教出帶有好奇心,好學的人們。一如《遊》書中分享者陳惠芳所說,工藝沒有理論,一切要通過身體去領會,再去生產,比如說,農夫說「鋤吧,舉起鋤頭往地鋤就行!」就算農夫示範一次,我們也許要鋤過好幾個年頭,才懂得怎樣發力,怎樣鋤得好。正如造鞋師傅在工作室示範過各種步驟:量度、畫紙樣、花紋……然後說「就這樣跟着做吧」,我們也會發現所為工多藝熟的分別。透過身體不斷去重複相關動作,通過時間累積和創造而成的知識,存在於身體本身,融入到身體裏。

工藝沒有理論,一切要通過身體去領會。(資料圖片/馬熙烈攝)

許寶強在《遊》一書裏說到,我們這個社會許多的不滿,苦悶、抑鬱與犬儒,興許都是因為我們教育不着重技藝而至。人本來有各種潛能,但在教育體制裏我們都被去勢,讓我們成為沒有技能的人,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掌握」不是一種「我懂得」的狀態,而是一種透過實踐,去感悟到那件事本身的一種「感覺」。比如說,當我們想調節自己的生活居所,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的,只能透過「消費」去「購買」別人的服務,但你如果認識上一輩的老人們,他們或多或少都懂得一點五金、木工的事,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在學校以外有另類的教育 /學習 /實驗場所,比如說有農地,有土地,於是他們可以嘗試,可以向長輩學習搭一間木屋,去建一個農場的基本棚架。比如他們多少都會認識耕作的技術,因為那個時候還有田,他們可以在大食品供應商以外,找到自己的生產與生活節奏。

在這個年代,我們成為沒有技藝的人們,成長即是剝離自己各異的才華與潛能創意。當我們走到社會,發現社會不像學校許諾我們那樣美好的時候,已經恨錯難返了,我們沒有條件過另外一種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已經深深的嵌入到社會這個機器裏頭了。所以說,在學校教育裏排拒工藝,除了是知識偏見,更是種政治陰謀,讓我們失去了反抗,失去了過別的生活的可能,只能夠依賴那個由大財團壟斷了的世界,我們不斷去「外判」自己的生活,去「購買」由他們提供的服務,然後世界就變得愈來愈一樣,也愈來愈好操控了。

這種情況,加上宏大敍事的教育,就讓事情變得更糟。宏大敍事的教育讓我們只認到那些在國家掌權者的故事,而其實我們絕大部分人都不是國家權力者,於是我們就以為,非得像國家權力者一樣行事,那些事才能算有意義。結果就是,所有事就變得沒意義,至少是我們以為如此。而既然許多事都沒意義,那我們乾脆不做好了。

這樣的教育,實際上讓我們失去「看見」的可能,斷絕了「行動」的熱情,斬去了反抗的「技藝基礎」。

上文節錄自第10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19日)《拒絕馴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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