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窺探香港政治新生代的思想面貌──泛民篇

撰文:李偉欣 吳倬安 彭毅詩 羅家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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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文:

民主黨吳思諾 演繹花木蘭代父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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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歲的吳思諾是已故雙料議員吳明欽之女,去年初加入民主黨,有人形容她加入政黨參政,猶如花木蘭代父從軍。

吳明欽昔日曾在中學擔任老師春風化雨,年紀輕輕的吳思諾亦如父親一樣執起教鞭,在港大法律學院擔任兼職講師,傳業授道。加入民主黨之初,她接受訪問時說過,除了民主黨,還考慮過加入公民黨、工黨,甚至香港眾志。回顧在民主黨的一年光景,在太子投身地區工作已逾半年,吳思諾深感當初選擇民主黨的決定是正確的,「當時加入民主黨,是認為自己的理念較為溫和及重視地區工作,民主黨的確在『做區』上很用心,手段亦比較溫和,與我的想法較為貼近。」

01:近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你認為這矛盾的核心是什麼?

吳:中港矛盾是極深層次的矛盾,對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來說,最主要是制度和價值的不同,我們很重視和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例如言論自由、法治,這是最根本的問題。不是說香港人不愛中國,我們也希望中國和香港一同進步,變得更加開放,但當看着中國在民主自由上的表現沒有進步,反而一直後退、收緊,便更覺得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衝擊。

如何紓緩持續緊張的中港關係?這個問題是需要解決的。當初一國兩制的概念是假設內地經濟發展會追上香港,北京會繼續珍惜和守護香港的價值,逐步追上香港的步伐。問題在於一國兩制在落實中變了形,內地專制色彩愈來愈重。「你想要社會如何發展,除了經濟起飛外,是否要一同追求其他價值?」這是值得內地思考的問題。

01:香港的民主派應否把握與中央溝通的機會?還是與中聯辦等官方機構隔絕?

吳:《基本法》已列明中央官方機構不可以干預香港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是,背後有很多力量影響着香港政府施政,若大家(中央和香港)遵守當日承諾、互相尊重,還有溝通餘地,但現時兩者是不平等的,在這環境和關係之下很難溝通。過去數年,實在干預得太厲害,民主派不會相信,可在與中聯辦溝通的過程中爭取民主。

2010年政改,當年大家(民主派、市民)對普選有一個真切的期望,認為很快會落實,而當年中聯辦的角色只是橋樑,所以,當時與中央是有討論空間的。但從一國兩制白皮書到人大「831」決定,北京對香港政改「落閘」,以後倘不收回,相信很難有討論空間。

民協黃虹銘 「藍血人」走揼石仔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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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見習律師的黃虹銘,自感與民協理念相近,兩年前自薦幫馮檢基助選,就此擁有了「民協人」身份,現在還擔任被視為骨幹的秘書長。馮檢基在電視上說過的一句話,讓他記憶猶新,明白到即使他「什麼都不是,但仍有一對手、兩個拳頭嘗試在改變社區」。

談及與港府、中央的關係,黃虹銘希望中央會尊重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坦言香港現在的「bargaining power」低,已錯過爭取雙普選的最合適時機。

01:律師一直被視為帶點「藍血」,而民協卻是走基層路線,你為何不投身公民黨或民主黨,反而選擇加入民協?

黃:我在石硤尾長大,感受到民協「揼石仔」的方式,每一票都有血有汗。提起民協,大家都會想起馮檢基,有人笑他不肯退下,有人批評他不合時宜,但不可忽略的是,在改變香港政治生態領域上,其中一頁就是馮檢基。

有一次,我與馮檢基在台灣坐同一架電單車,他在車上告訴我「獅子搏兔」的故事,鼓勵我努力「做區」。又有一次,我在電視聽過馮檢基說一句話,至今記憶猶新。他說,做立法會議員有個大錐子幫市民爭權益,當他不再是立法會議員,他還是一個區議員,可以用細錐幫市民爭權益,而當他兩樣都不再是的時候,他還有一對手、兩個拳頭爭取權益。現在我什麼都不是,但仍有一對手、兩個拳頭嘗試在改變社區。

近期從媒體看到林鄭會與泛民大黨有接觸,民協是「Small Potato」(小人物),林鄭暫未有接觸我們。但會否接觸我們不重要,若林鄭願意關注民協一直倡議的政策,如全民退保、房屋、劏房政策等,那樣就好。

民協不是走自決、港獨路線。我明白現在多了年輕人可能會認為香港要自決或港獨,但我仍相信會有年輕人堅持落實一國兩制。以往泛民在遊行時會唱歌,被批評沒有作用,但不代表當中的理念錯誤。我承認香港現在的bargaining power低,已錯過爭取雙普選的最合適時機,但希望中央仍會尊重香港,毋忘一國兩制初衷,如果今日所實施的與昔日商定的不同,香港人只會對中央失望。

公民黨鄭文杰 相信買包米都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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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佔領運動,是不少人的政治啟蒙,有人選擇加入建制,有人選擇成為民主派一員,他們大多由區議會起步,欲走進社區,為民發聲。前立法會議員姚松炎空降到九龍西參加補選失利,為民主派在未來的選戰敲起了警鐘,除了11月的另一場立法會補選,2019年區議會是另一個更大的戰場,各大政黨正在密鑼緊鼓部署選舉工程。公民黨的其中一位新人,是九龍東支部副主席鄭文杰。現年27歲的鄭文杰在大學實習時加入公民黨,畢業後一直在黨內擔任社區發展主任,代表作是協助黃大仙天馬苑居民對抗領展霸權,參與「救救天馬苑」集會,靜坐抗議。

01:為什麼加入公民黨?

鄭:我在2013年大學實習時期加入公民黨,當時沒打算從政,但後來開始接觸街坊,處理不同求助個案,發現不少家庭面對的苦況,是很難簡單地透過政府部門求助,即使有社福機構想幫忙,但資源有限或架構上不容許,而我們也許出一封信或打個電話就可幫上忙,這樣的工作令我覺得很有滿足感。

作為一個讀政治出身的人,我受到讀過的一句孫中山說話影響。他說,所有事情都與政治有關。不論是民生、商業,即使買一包米或鹽,都涉及政治。換言之,不論我從事什麼工作,或多或少都碰到政治,從那時起,我便萌生留在這個界別的念頭,看看可為社會帶來什麼改變。

公民黨作為一個政黨,有其路線和定位,但作為一個後生仔,是否一定同意黨內每一個決定呢?我可以好肯定地說:一定不是。舉個例子,當激進民主派或本土派在爭取民主時出現了違法或過於暴力的行為,傳統民主派往往會發聲明,強調不接受暴力行為。但我認為,雖然政黨有責任闡述立場,但毋須在短時間內回應,這會給予外界割席的觀感。不過,作為黨員,我還是很理解黨內每一個決定。

01:你如何看待北京與香港的關係?

鄭:從政治層面上來看,北京與香港難以分割。為何公民黨會在一些議題,例如高鐵一地兩檢上那麼強硬呢?不是因為我們想對抗北京,而是有些香港的核心防線需要守護,按照《基本法》來行事。當北京對香港的打壓愈來愈嚴重時,我們的反抗就更大,長久下去只會成為惡性循環。個人來說,我不反對年輕人往內地尋找機會,但要有相當的風險管理,因為中國不少政策仍是以「人治」方式執行。

上文節錄自第12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16日)《窺探香港政局未來脈搏 政治新生代的思想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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