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鏗鏘集.二】以紀錄片記錄社運變遷 見證本土派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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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黑夜,小販推着木頭車,市民在旺角街頭買小吃,這場面每逢新春如是,是一年中難得一見的夜市街頭。以往一直拍攝新年景象的凱撒(黃家進),本來只是一如既往,帶着相機到旺角記錄小販擺賣的一夜,萬萬也想不到,當晚竟演變成嚴重的警民衝突,更成為本土派的轉捩點。

當日徹夜留守現場的年輕攝影師,還有同是「90後社會紀實」成員的文豪(張展豪)。當晚警員向天鳴槍示警時,文豪正站在警員旁邊,並按下相機的快門,記錄了那一瞬間。那一夜,後來被主流媒體及政府形容為「暴動」,身在其中的文豪卻認為,後來的衝突是那兩槍帶來的結果。

二人希望透過相片,讓大眾有還原真相的空間,於2016年,自資出版攝影集《年初一紀事》,更於今年舉辦攝影展,以主流媒體以外的視角重組當晚現場。曾參與2012年國教風波絕食行動的凱撒,走在最前的方式已截然不同,不願直接承認仍在參與社運的他,因為旺角一役,開始反思本土派的定位和抗爭手法。他和文豪拍下紀錄片《夏日紀事》,追蹤梁天琦和游蕙禎參與立法會選舉的過程,想拍下「年初一事件」後崛起的本土派改變社會的經歷。

攝影︰吳鍾坤

(此為年輕紀錄片導演系列之二)

人來人往的旺角街頭,發生了難忘的「年初一事件」,也為凱撒(左)和文豪(右)埋下了拍紀錄片的種子。(吳鍾坤攝)

欲借拍片營造抗爭氣氛

然而,紀錄片最後呈現的卻是,年輕人經歷選舉及成為議員的洗禮後的改變。凱撒坦言,選舉過後,那時其實不想做後期剪接。到2016年夏日結束,發生了宣誓風波,和他最初想拍下的原意已不同了,他也不知該如何剪接,或如何組織這件事。到最後,紀錄片還是剪好了,二人近月一直在張羅社區放映及出席映後座談。他們說,到了現在,紀錄片有了另一層意義,在這個「一潭死水」的政治氣氛下,希望紀錄片可以去營造一種氣氛。
 
有一幕,游蕙禎在街頭準備競選活動,本來身穿短褲的她,直接把長裙套在身上,對着鏡頭問:「你真的拍攝着啊?」又有一幕,她指着鏡頭說:「誰說我將來一定會變劉慧卿,我見一次打一次。」另有一幕,她則充滿傻氣地唱歌,她又會毫無顧忌地講粗口。這些率真的表現,是凱撒追蹤式鏡頭下的片段。她走到哪裏,他拍到哪裏,沒有預設的場面、設計的反應,他形容他們之間只是以朋友的方式相處。
 

文豪和凱撒兩年後特地再採訪游蕙禎(圖)及梁頌恆,他們的改變和成熟,為影片帶來另一層意義。(受訪者提供)

這個「天真」的形象,和她在紀錄片尾段時,認真沉穩地回顧這兩年從政路上的所見所感,形成強烈對比。她訴說,有錢才會帶來資源和人,然後才發展到你之後想做的事。有人說她變了,有人說她放棄了改變社會的理想。
 
看到了這些不同,可能就是預告片中所說的「海闊天空的故事」。最初有沒有想過藉紀錄片來說故事?凱撒說要借他們來說話就不太好意思,他們也在承受這件事。

「有人說過這紀錄片似是幫社運打氣,因為現在的局面很沮喪。所以需要影片或是比較軟性的東西,去帶動他們的抗爭情緒,我的立場是,我只是記錄這件事。」他說道。
 
他最初的構想只是單純想記錄他們走進議會改變社會的經歷:「那時覺得,有一種氣氛在傘後出來了,要帶出『需要抗爭』或是『勇武抗暴』的訊息。因為很多人會罵泛民或是覺得傳統的方法不可行,但真的爆發了一場勇武抗爭,效果卻非如預料。那時就想拍一部紀錄片,講述2014年後他們會怎麼想。」
 
他說,紀錄片本來想反思他們年初一所說的勇武抗爭,是不是適合香港,勇武抗爭之下得到的是什麼。這是二人第一次拍攝剪輯的紀錄片,雖說二人都是攝影師,起初卻對拍片沒什麼概念,只是因為認識梁天琦、游蕙禎,有信心可以拍到好的片段。

就帶着簡便的攝影器材,凱撒開始了追蹤游蕙禎參選立法會的過程。(鄧倩螢攝)

沒有其他人的協助,二人分工,一人拍一位,文豪還跟梁天琦一同去印度參加論壇,可是,梁天琦經歷了確認書事件後未能參選,他這條線就如此斷了。直到今年2月,他們再約梁天琦的「Plan B」梁頌恆和游蕙禎出來做訪問,令紀錄片可以完整一點。但梁天琦的命運同樣令人感受到那種突然的轉折。
 
想令港人關注政治參與

文豪說,兩年過後再放映紀錄片,多了一重意義。「他們這群年輕人也成了『政治犯』,梁天琦被判刑六年,游蕙禎在牢裏過了一個月出來,梁頌恆仍背負着罪名。所以想透過這條片告訴別人,這群年輕『政治犯』的經歷和後果,尤其是這群走得最前線的年輕人。想告訴香港和外國人這回事,多了傳訊的功能。」
 
紀錄片和相片不同,難以保持客觀,二人不約而同地指,拍片比拍照困難,拍照是用一格去說故事,拍片是很多格的影像。「題材是客觀的,比如拍攝梁天琦突然抽煙、講粗口,都是真實的,沒有經過綵排,但只要透過剪接,就會有主觀的成分。」文豪坦承,自己是本土派,自然支持他們的立場。

文豪坦承,自己是本土派,自然支持他們的立場。(吳鍾坤攝)

他認為,現時政治上的氣氛是「一潭死水」,「即使仍有人關心政治,但什麼也做不到。舊有示威衝突的成本大了,那些鬱悶、不滿依然存在,沒有發洩的途徑,卻也改變不了現實,唯有把它壓下來,就看它何時爆煲。」他希望,紀錄片能令香港人關心那些因參與政治而犯事的年輕人,也關注政治參與。
 
被問到紀錄片會否令觀眾對社會更絕望,文豪說,看一個悲劇的治療效果比喜劇大,看悲劇會令人記着和情感更深厚。「看嘻嘻哈哈的,很快就會忘記了。悲劇牽動人的情緒較大,之後會形成一個機制,隔一段時間,會成為那個人的動力,明明在那個時空那回事是悲傷的,但是隔一段時間回望,那件事會成為心靈的支柱,令他繼續向前,這是悲劇的效果。」
 
現時紀錄片仍只是在社區放映,沒有放到商業院線,而除了在香港外,二人還遠赴台灣放映。「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人對香港的政治也關心,想他們了解我們的事。」凱撒說道。沒有其他背景支持,搞放映也是有成本考慮的,他指若有其他地方肯播放,他們也會去放映。選擇台灣是因為文豪在台灣成功大學畢業,對那邊比較熟悉。

凱撒在台灣放映後也會跟觀眾交流看法,有幾個觀眾的話讓他印象深刻。(鄧倩螢攝)

談到台灣觀眾對於香港政治發展的認知,凱撒指從映後座談得悉,有些人了解得很深入,有些人則很片面。

他引述台灣觀眾的說法:「有些台灣人在英殖時期曾討厭香港人,覺得英文水平、金融等各方面也比他們好,現在風水輪流轉,以前台灣比較專制,但『九七』後,變了台灣較民主,香港落後了。他們有一種同理心,覺得和香港是命運共同體,也是『被中國內地搞』。」

二人花在紀錄片的時間心思不少,在座談會聽過觀眾的意見後,他們也再次修改紀錄片內容,第一個版本本來是有較多的訪談內容,但觀眾反映指有點沉悶,他們便加入更多追蹤二人時的真實反應,再去放映。

他們加入了追蹤二人時的真實反應,更有梁天琦在喝醉後取去攝錄機反拍文豪的一幕。(受訪者提供)

除了現時放映的90分鐘版本,凱撒還剪輯了一個六小時的足本訪談版,當中涉及二人對政治、社會、教育等各方面的看法。

相信影像更能呈現情緒

凱撒說,自己偏向的拍攝手法,是出於對朋友的真切感情,交談之中有真心話說出來,而不是有高低之分。「我不是導演,你不是受訪者,當中沒有大差距。」片中有一幕,梁天琦喝醉了,取了攝錄機去拍文豪,這種場面未必會在主流見到。
 
問到這樣拍紀錄片算不算參與社運的一種方式,凱撒反問:「呈現一件事是不是參與社運?你作為記者去報道這件事又算不算參加社運?這是很模糊的。」

攝影器材的方便,讓人可以隨時隨地拍紀錄片。(吳鍾坤攝)

近年來,多了年輕人拍攝和社運或是政治有關的紀錄片,文豪說,不是該談為何他們這麼做,而是該問為何他們能做到。「因為拍攝的器材較方便,影像說故事較流行,年輕人想表達自己的想法,自然想到拍片。20年前可能想投稿,但現時包括新聞,對於影片的需求也比相片更高。」
 
他坦言視美聯社等戰地記者為偶像,他們的一張相片勝過千言萬語。但現時對於示威現場的報道,直播更有市場。「直播可能拍得很差,不講求構圖及美感,但市場需要即時了解真實的現場,這是傳媒生態,也是為何拍片成為趨勢。」
 
問及用影片還是相片來傳達訊息的效果較好,凱撒說,沒有必然答案。「照片有局限性,無法記錄別人的說話聲音或表情變化,而影片可以呈現情緒或是語境。但影片也有局限,要用最適合傳達訊息的媒介,所有方法都應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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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鏗鏘集.一】紀錄片的道德掙扎 拍攝露宿者等於守護嗎?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記錄真實的想像》專題中的〈記錄社運變遷的90後:
為本土派成長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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