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嘆友人離逝 感激生命中八位要人 詩人蔡炎培:有詩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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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四時,蔡炎培起床,不慌不忙梳洗後,悠然踏出家門,準備當第一批茶客。他習慣叫一盅鹹魚肉餅飯,吃完回家看報紙,小憩一下,簡單煮個午飯,然後到外面走走。這個83歲的老詩人,沒法出遠門,最快樂的是逢周三、周六的賽馬日,拄着拐杖,沿着斜坡踱步至馬會看幾場馬,贏了,風騷好幾天;輸了,也不過幾十元。「到我這種年紀,不會加多什麼,也不會減少什麼,輸贏都歡喜。」他笑說。

不見詩人的儒雅氣質,人稱「蔡爺」的蔡炎培寫馬經買馬仔講粗口,出過詩集叫《離鳩譜》,港台拍攝的華人作家紀錄片《最後的情詩》最近播放,聽說他在放映會上傷感落淚,到底他因何觸動?

「年紀大了,常常眼濕濕,真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倒了杯茶,蔡炎培抽出紙巾,印了印眼角。眼前的他戴着帽子,神采奕奕,一時說着過去的風流韻事,一時感觸唸起詩來,一字一句倒背如流,記憶從沒有褪色。看着前妻與初戀情人在紀錄片裏娓娓說着當年事,說沒有感覺是騙人的。

當年Helen前往日本讀書,蔡炎培寫下人生第一首詩《彌撒》。(《最後的情詩》劇照)

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事了,他大概不曾想過,有些人會在失聯六十年後才回到相同的軌道上。他常說自己讀得書少,能有後來的文學際遇全賴遇上幾位女性,「是要人,Helen是我文學生命的第一個要人。」

出生於廣州,父親早早離世,母親帶着他來香港,後來將他送入培正(中學),遇上精通詞曲訓詁的國學大師羅忼烈,開啟其文學生命。那時他與在真光讀書的Helen是筆友,兩人互通書信,暗生情愫。高三那年,對方決定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蔡勸她不要去,「家裏也不讓她去,但她絕食抗衡。她很厲害,香港大學給她獎學金,她不去,長春藤名校給她獎學金,她也不去,她偏說要去看看戰敗的日本是什麼樣。」他拗不過她,臨別時寫下人生中第一首詩《彌撒》(1954),那短短的四行字他默唸至今:

還下着離離的細雨

又是聖嘉勒近夜的晚鐘

為誰燃點了一根銀燭?

你輕輕地掩門,走了

Helen終歸是走了,他愛上另一個女子Blue Coat,當時他考入台灣中興大學,臨走前將女朋友交託友人照顧。豈料一年後情變,他匆匆回港,卻挽不回感情,最後棄學找了一份巴士守閘的工作,做了九個月,遇上許小姐,對方出身名門,勸他回台考取學位。他耍手擰頭,不愛讀書,也不覺得自己是讀書的材料,「佢話我唔諗自己,都要諗吓佢,我即刻投降,我有個學位,她才好向家人交代。」媽媽知道他要回去,大力阻止,沒想到兒子竟撕爛回港證,誓言拿不到學位便不回來。哪知世事難料,他回台後收到許小姐的信,說當他是哥哥。他深感無奈,只好繼續讀書,畢業時身上沒有錢,靠參加徵文比賽的獎金才得以回來。

人稱「蔡爺」的蔡炎培寫詩半輩子,至今仍將八個「要人」掛在嘴邊,說沒有她們便沒有今天的文學成就。(高仲明攝)

愛你多於世上任何人

寫詩半生,一貧如洗的日子似是尋常,但因為有詩與愛情,他從不覺得苦。回港後他經歷人生的低潮期,媽媽患病,身無分文,好友蔡浩泉(亦舒前夫)恰好主編「星期小說文庫」,每周出書一本,約四萬字,售價四毫,有人將之稱為「四毫子小說」。他靠寫小說維生,前後以筆名「杜紅」寫了七本,甚至一度與文友在北角合租小單位作寫字間。後來四毫子小說式微,他徬徨不已,幸好上天憐憫,一個星期後浩泉跟他說《明報》請人。

這一做便是28年。他入行時月薪只有280元,要寫馬經幫補生計,即便如此,他還是不忘風花雪月。「我常說,百步之內,必有芳草。」說的是他與前妻朱珺的浪漫邂逅。

當年他在《中國學生周報》看到一篇名為《廢船》的文章,朱珺在結尾處寫道:「這船雖廢,但置身其上,你還可以聽見流水的聲音,只要有一滴水,就可以流到中國。」到底還是心繫家國,他被那滴流到中國的水感動了,嘆道:「蔡炎培的中國就是文化想像中的中國。」他忍不住寫信予在台灣師範大學讀書的她,直言「我深愛着你的作品,亦深愛着你。」沒想到朱珺當時與男朋友吵架了,竟回信給他。

錢鍾書曾在作品中提到太太楊絳三位一體,是妻子,是情人,也是朋友,千古文章一線通,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蔡炎培

那天剛發雙糧,一眾友人聚在一起玩牌九,輸光輸淨,他睡得一塌糊塗,朦朧間媽媽跟他說外面有位小姐來找他,他一聽,便知道是朱珺。兩人半年後結婚,婚禮極其簡單,他買了對35元的鋼戒指,連西裝都沒有穿,除了雙方的見證人,便只有浩泉一個觀禮人,他至今還記得那一刻,「她真的是我那麼多個要人中最美的一個。」

蔡炎培先後為好友蔡浩泉主理的「星期小說文庫」寫了七部作品,後又在浩泉的引廌下進入《明報》工作。(《最後的情詩》劇照)

回憶難免帶有濾鏡色彩,事實是兩人都是火爆之人,常常吵吵鬧鬧,圈中人都說他們是歡喜冤家,許多年後兩人還是不免離異。紀錄片裏,朱珺提起蔡炎培便來氣,說他不顧家,她生孩子陣痛時還是見不着人。但在蔡炎培看來,一切都是小事,「我要返工,又要寫馬經,她怎麼說,便由她吧。」他還笑嘻嘻地說,雖然大家都很火爆,但每吵一次架,總能寫出好詩,夫妻二人更合寫了《結髮集》(後改名為《上下卷》),而那本讓朱珺敬謝不敏的《受傷的婦人》(收錄在《小詩三卷》中),出發點也是讚美妻子。他說朱珺是集妻子、情人與朋友於一身的女性,「錢鍾書曾在作品中提到太太楊絳三位一體,是妻子,是情人,也是朋友,千古文章一線通,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風流事迹豈止於此,他常將生命中的八位「要人」掛在嘴邊,說沒有她們,便沒有今天的文學成就,女性之於他,是創作的淵源與動力,對每一位,他都不嗇讚美。譬如朱珺,即使分開,他仍然親暱地喚她璽璽,說她在他最落泊的時候下嫁,將最好的留給子女,「我愛她多於世上一切,這句話我只對璽璽說。」今天兩人依然有聯絡,朱珺閒來無事便打電話給他,什麼都聊。「我們是貌離神合,始終不離文學的基調,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很文藝。」

活到今天已經很叻仔

文人的浪漫,放諸蔡炎培身上毫無違和,世間的不完美,都很美。前妻的父親得知女兒瞞着家人結婚後,曾偷偷向相熟的《明報》友人打聽,問蔡炎培為人如何,對方答,他沒什麼,只是窮了一點。蔡炎培知道後哈哈大笑,說確是如此。詩人從沒有富裕過,年輕時與母親窩於140呎的小房子裏,結婚後經人介紹才搬到較大的地方,後來幸運申請到居屋,在藍田一住便是二十多年,成老街坊了。九七回歸時,朋友大多移民外地,他獨獨留下,因為捨不得媽媽。

因為拍攝《最後的情詩》,蔡炎培與好友崑南(中)及王無邪(左)聚首一堂,笑談往事。(《最後的情詩》劇照)

問他可曾為錢傷過神,他凝重地想了想,說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明報》人工低,但也夠。」當年家中添子生活拮据,老闆查良鏞知道後主動將《金庸作品集》交予他校對,讓他賺點外快。1994年《明報》易主,他跟着走,「《新報》挖我過去,《明報》一萬多人工,他畀雙倍,結果做到1998年。如今仔女長大,我有安樂茶飯食,已經很感恩。」許多事可以一笑置之,但朋友的接濟他永不會忘,譬如與他一同寫四毫子小說的周石,後來過檔《東方日報》,特意找來朱珺幫忙,「她在《東方日報》的人工比我高,那個版面也搞得有聲有色,說到底是周石念舊。」

可惜的是好友大都走了,他口中的文圈,早已凋零。朋友之中,他跟浩泉最要好,所以浩泉在2000年離世時,他傷心極了,誓言要戒酒。「我以前飲好多,綿竹大麴、五糧液,最貴是茅台,但我見到浩泉這樣,便沒有再飲了,好幾個朋友都是飲酒死,我是僥倖的一個,現在連啤酒都唔飲。」如今他最大的樂趣是賭吓馬仔,「跑馬是科學及哲學結合的藝術,要看騎師、馬主、場地,下雨我便怕,跑泥地我又怕,聽董橋講鋤頭腳跑泥地特別快,真的,有些馬在泥地跑得快好多,有些是游水馬,一下雨便跑得快。跑馬是一門綜合學問,很有趣味。」說得頭頭是道,但不見得總會贏,「輸極也不過十元,最緊要好玩,寫詩跟跑馬一樣,也是好玩、過癮。」

他說,活到今天已經很叻仔,尤其2018年悼詩寫得特別多。燕妮走了,一首;查生走了,一首;老同學陳炳良走了,又一首。訪問當日,恰逢內地詩人孟浪在港離世,「我見過他幾次,他的名作是〈行又唔係,企又唔係〉,講內地知識份子的苦況。唉,真係打到嚟啦。」雖不是虔誠的教徒,但他相信有上帝,有天家,而死亡就是回歸天家,重新開始,也呼應了他的詩集《從零到零》的涵意。

蔡炎培寫詩又寫馬,又有人稱他為「馬經詩人」。他認為跑馬是集科學與哲學的學問,與寫詩一樣,很有趣。(《最後的情詩》劇照)

做好一件事已不簡單

蔡炎培的詩總是圍繞家國,緊扣生活。早期的《小詩三卷》、《變種的紅豆》、《結髮集》,收錄了不少情詩與生活體會,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藍田日暖》則是以編年體的方式呈現五十至九十年代的詩作精選。而較為近期的《離鳩譜》、《從零到零》、《偶有佳作》等都是隨心之作,帶有濃厚的日常氣息,寫生離死別,寫歲月靜好。

他本人最為看重的是《中國時間》及《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雅歌》記載了他的生命史,《中國時間》則融入時代背景,寫民族歷史,寫毛澤東、寫戰爭,是其代表作之一。「衡量一個作家的地位,必定要有時代背景,這也是為何我會將白先勇看高一線,因為他的作品有時代背景,你讀《骨灰》便知道。《中國時間》亦是將中國近五十年的時代變化還原其應有的面貌。」

他指,做一個詩人很容易,隨時可以寫到一本似模似樣的詩集,但要有藝術成就則很艱難。「作品有沒有時代背景因題材而異,寫毛澤東,你如何寫?如何能把有血有肉的毛澤東寫出來?」他捕捉了毛澤東派兒子毛岸英赴韓戰,原打算讓其接班,卻不幸戰死沙場,消息傳來時,毛澤東剛巧在開政治局會議,休會時落下眼淚的場景。「我始終相信人間有情,但我不相信人性不會變。」他有感而發,提到毛澤東晚年糊塗,「他為了權力爭一口氣,不想退居二線,不然哪會出現那十年。一個文革,影響深遠,人生爛了,沒有救了,現在很多問題都源於文革。」

詩人瘂弦(圖)指蔡炎培擅用方言,他的詩帶有香港的鄉音,他的愁亦是香港的愁。(《最後的情詩》劇照)

他筆下的歷史是一片悲愴,惟他寫香港卻異常精彩,譬如2017年出版的《偶有佳作》,寫執紙皮阿婆過馬路的情景,寫傘前傘後夢醒的人,簡單幾句,反映了社會現實。「但現在的香港很敏感,很多東西都不能講,我也不想理了,不理落花的喧嘩。」

「一個人一生可以做好一件事已經不簡單。《金庸作品集》是一件,那是我的職業,而寫詩是我的事業,寫詩是自我生命的完成,二是釋放自己,三是見失散的要人。」他風騷地擺動身體,笑得開懷,彷彿要人就在眼前。

《最後的情詩》導演梁健邦追蹤蔡炎培數月,印象最深是他很坦白,又很貼地,熟知社會事,「最初跟蔡爺聊天是聊小草,即石棺藏屍案(特赦證人),他說小草跟誰在一起,怎樣供出其他人,一路聊一路拆解後生仔的愛情關係。」攝製隊要到加拿大拍台灣詩人瘂弦與Helen,蔡炎培吵着想去見老朋友,可惜被女兒阻止。「我們2015年相認後互通書信,至今已收到超過300封信,我想去加拿大找他們,但我女兒說,你有什麼事,我怎麼跟媽媽交代。」

遺憾嗎?「至少天地沒有忘記我們,我們又再相認。有詩,真好。」詩人悠悠地說。

《最後的情詩》導演梁健邦(右)追蹤蔡炎培數月,說他是個老頑童,什麼都能聊。(高仲明攝)

上文節錄自第14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31日)《失散六十載 故人再相認 蔡炎培:有詩,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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