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預算案】基層學童未跑先「輸」 政府派糖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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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結語中提到,一位基層母親向他反映,去年政府向有需要學生發放2,000元開學津貼,令其兒子能報讀興趣班,冀今年可以繼續發放。

結果,這位母親得以如願,基層學生在被指「少甜」的《預算案》中依然可享一粒「糖」,金額更增至2,500元。然而,當學習需要漸增,特區政府與其「忽然關心」,讓貧困學童偶嘗「苦中一點甜」,何不仿效新加坡或英國等地從長遠籌謀,讓所有學童不論出身也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邵家臻早前探訪葵涌劏房戶,了解到基層兒童的生活環境。(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家中的雪櫃壞了三個月,如果有2,000元,我會買雪櫃還是補習呢?」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一語中的。陳茂波向基層學生派錢的原意,或想藉此支援其學習需要,然而,新一份《預算案》中的各種社會保障紓困規模,均由以往的「三糧」縮減至「雙糧」,財政緊絀的家庭或視這筆學習津貼為「救命錢」。邵家臻形容,這筆錢盡其量是一份「關愛」,但政府以「小修小補」的方式,並不足以彌補社福制度的漏洞:「無飯食但有糖食,你話係咪好戇居?」

「(支援基層學童的措施)還有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學生活動支援基金、在職家庭津貼、上網津貼……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好像是一個showroom(陳列室),每樣都有,但只是用作裝飾而已。」邵家臻認為,有關措施雜亂瑣碎、不夠全面。

奇怪的是,它(政府)知道問題源自制度的漏洞,卻從不進行制度改革,只會填補漏洞。關愛基金的存在意義就是補漏拾遺,既然『漏』及『遺』來自制度,為何不處理制度呢?
立法會議員邵家臻

貧窮家庭難以負擔兒童參加課外活動等機會,發展空間受局限。(資料圖片/陳焯煇攝)

貧窮兒童一年增五千

面對清貧學生,特區政府自視保障措施包羅萬有,但實際成效如何呢?根據《2017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當年貧窮兒童人口上升至23.4萬人,政策介入後為17.7萬人,較2016年增加逾5,000人。另外,兒童貧窮率上升0.3個百分點,達17.5%。報告還分析,新增的貧窮兒童部分來自較大型在職住戶,且大多與長者同住,當中只有一名成員工作,其家庭負擔較為沉重。

「我們一直認為,如果政府有心的話,應該覺得(這個數字)是恥辱。」邵家臻說。若說貧窮兒童的數字是「恥辱」,那麼政府部分所謂措施就是「笑話」。

對於住在劏房的基層兒童而言,床或是唯一可以溫習和玩耍的地方。(資料圖片/陳焯煇攝)

由2008年《預算案》撥款3億元成立、旨在促進兒童向上流動、減少跨代貧窮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就是經典的「半桶水」。該計劃原意幫助10至16歲的弱勢兒童,透過師友及儲蓄配對,鼓勵他們規劃人生、養成儲蓄習慣、累積無形資產;每位學童只要每月儲蓄港幣200元,就可獲外界一比一配對捐款及政府一比一的配對獎勵,兩年期滿後,共可獲14,400元儲蓄。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2015年委託香港大學進行、於2017年發布的研究結果,基金能有效為參加者提升資源管理和規劃未來能力、擴闊個人網絡、建立持續儲蓄習慣,對學業和事業發展均有裨益。不過,社會各界對基金涵蓋的兒童人數及累積的儲蓄金額,均有存疑。

邵家臻直批,政府知道問題源自制度的漏洞,卻從不進行制度改革。(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先不說基金成立10年來(注資9億元),只有約1.7萬名基層兒童參與(佔貧窮兒童人口約10%)。完成兩年計劃後,學員最多只能獲得約14,400元。有什麼(人生規劃)是一萬多元可發展的?除了象徵式意義,還有什麼可以做到?除了表示政府有新猷外,還可做什麼?」邵家臻批評計劃杯水車薪,無法達致理想結果。民間智庫智經研究中心亦曾撰文質疑基金成效,表示計劃屬自願性質,只能更吸引奮發上進者參與,因此,應該設立一個隨機甄選、讓心態不一的基層兒童都有同等受惠機會的計劃,甚至可以考慮將相關資源更集中於不太主動籌劃未來的基層兒童身上。不過,當局似乎不以為然。當年有份促成計劃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今年1月回應稱,進行上述研究的顧問團隊並沒有指出基金覆蓋範圍過於狹窄等問題,故港府目前沒有打算調整計劃內容。

既然研究報告沒有指出問題,問題好像就不存在,政府也沒有必要解決問題。

羅致光(左)曾表示,「減貧」是政府扶貧工作的重點之一。(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奉行剩餘福利模式 拉闊貧富差距

邵家臻狠批,特區政府的冷漠,源自港英時期已奉行的剩餘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認為貧窮問題是個別人士的家庭、意識等所造成,而非源於社會不公,故強調政府只需承擔最基本的社會救助和服務,而社會福利亦只會提供予指定的人,同時不斷增加相應條件,「令人享用社會福利的時候有愧疚的感覺。」

曾任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現職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的吳木鑾亦表示,港府不是完全自私,但非常強調市場經濟及收入差距,故鼓勵市民在私人市場上自行解決所需,只願為一部分條件最糟糕的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可是,港府也因而輕視了貧富懸殊、人口老化等問題,未有從社福方面作長遠打算。吳木鑾提醒,當局不應重回舊路:「香港以經濟增長為重心,什麼都說GDP,社會政策只是輔助。反之,新加坡近年已較少強調GDP的增長。」

不少民間團體一直要求政府加大扶貧力度。(資料圖片/洪嘉徽攝)

新加坡同樣致力經濟轉型,但並沒有因為發展經濟而忽略某些階層,反而更關注弱勢社群在轉型的過程中可能未能分享經濟成果,故着力應對人口老化、更重視為基層解困,例如上月中(2月18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就以「開埠200周年」為由,用不同形式向國民派發紀念花紅,中、低收入者受惠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學生均獲分一杯羹。當局透過分紅計劃,為所有中小學學生的教育儲蓄戶口(Edusave)新增150元坡幣(約870港元)的補貼,而17歲至20歲的新加坡人,若在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PSEA),則可獲高達500元坡幣(約2,900港元)的補貼。

這些乍聽之下類近香港兒童發展基金的儲蓄計劃,似乎比我們的有用得多——自1993年成立的Edusave,每年為6歲至16歲的在學公民提供200元至240元坡幣(約1,160至1,400港元)的助學金,並設不同獎勵計劃,以保證其能完成普通教育課程、參加職業技術訓練、或進入高等學府深造。

新加坡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向國民分享11億新加坡元。(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到2001年,新加坡又推出「共同儲蓄計劃」,透過現金獎勵公民生育,並為初生嬰兒至12歲以下的兒童提供「兒童培育戶口」的一比一配對津貼;以首名子女計算,若父母供款達至配對上限 ,該戶口合共可獲9,000元坡幣(約5.2萬港元)的累積儲蓄,期間父母可以提取現金獎勵的款項以應付各類開銷,或以轉帳方式繳納教育或醫療費用;到這名子女12歲後,該筆款項會轉至PSEA戶口,以支援日後的專上教育學費、宿舍費等相關費用。

除了盡量讓不同出身的學童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新加坡政府在財政穩健時,會採取特別措施,以幫助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兒童。例如在2015年的《財政預算案》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童可獲600元坡幣(約3,480港元)的額外供款,比家庭收入較佳的學童多了一倍。

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摘要《選定地方的兒童儲蓄計劃》,由2001年至2013年,新加坡政府合共為29.7萬個「兒童培育戶口」提供14億坡幣(約81億港元)的供款,覆蓋率達至95%或以上,而在首名及次名子女的戶口中,有48%達到配對上限;同時,有15.6億坡幣(約90.5億元港幣)被提取,當中85%用於支付教育開銷,其餘則用於醫療服務。

新加坡「兒童培育戶口」覆蓋率達至95%或以上。(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這類儲蓄計劃,源於美國學者Michael Sherraden的「資產為本」理論,有別於以「收入為本」的救助政策。前者透過政府、家庭及就業三項經濟來源,協助低收入戶累積資產,長遠可獲得經濟自立;後者則透過上述三項經濟來源,維持最低生活所需,但長遠而言無法脫貧。

吳木鑾解釋,「資產為本」有助個人從小培養儲蓄資產的習慣及觀念,令基層汲取知識和經驗,學習如何有效管理金融資產,藉此改善生活;但當所有兒童獲得同等待遇時,就有違港府固有的剩餘福利模式。他補充:「其實花不了多少錢,羅致光局長是這方面的專家,不會不知道計劃的利弊。」——究其因由,相信只是政府不願意、亦不認為有需要為香港市民作長遠承諾。

上文節錄自第15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4日)《向基層學生派2500元的迷思 「同一起跑線」夢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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