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政策】傳統價值扼殺發展 居港18年港漂嘆港人太計較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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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匯中西,來港讀書的海外學生與日俱增,有地理之便的內地生佔了大多數。從2015/16年度至今,每學年平均有約1.6萬名非本地生,當中約三分之二是內地生,這個佔比還不斷上升。2008年,政府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吸引非本地畢業生來港進修及工作,如逗留期限屆滿時已獲本港僱主聘用,可申請延期逗留。儘管申請及獲批數目有上升趨勢,獲批人數由2010/11年度的4,024人,升至2018/19年度(截至2月)的9,955人,然而此數字僅反映留港工作意欲,並非真實獲聘數字,而近年透過此計劃成功延期繼續留港工作每年平均有一萬人,離港率甚高。

耿春亞來了香港十八年,目前是在港內地畢業生聯誼會主席,又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闆。十多年間,他曾獲委任為青年事務委員會成員,也從港漂成為了新香港人。他說,當年是一心來港創業,作為早期來港求學就業的內地青年、創業家及僱主,在他眼中,今昔的香港有着如何不一樣的光景?

今昔香港有何同與不同?(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我,耿春亞,在安徽長大,2001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系就讀三年級,那年暑假,我申請到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實習,讓南下列車帶着二十出頭的我,去看從未看過的風景,同時成為決定留港打滾的原點。

未來香港前,我本打算畢業後投考內地公務員,或到美國深造,香港從不在預算當中,直到南下後,才發現香港發展水準遠超內地,對我造成很大衝擊,這裏雖然沒有龐大的本地市場,卻是理想的創業實驗修羅場,如做到一定規模,便可向全世界發展。於是我便放棄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獎學金,到城市大學當碩士研究生,一心準備來港創業。

耿春亞到城市大學當碩士研究生,期望畢業後創業。(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抵埗最初兩個月,我住在深水埗唐樓的劏房內,環境比內地的大學宿舍還糟,每個上學天從深水埗步往九龍塘,由龍蛇混雜舊區走到寧靜富裕的中產社區。香港迥然於當時內地,我會形容她是充滿「罪惡的資本主義」的城市,雖然階級性很強,但只要你勤力、願意學習及付出,便會有立足之地。

我如願來了城大,卻在畢業前夕為工作簽證而奔波。在那時,內地人來港工作並不容易。自2001年起,凡是於1990年或以後在教資會資助大學畢業的內地學生,如獲聘用不少於一年的全職工作,便可留港居留,只是申請手續繁複,一般僱主或會卻步,如申請人獲聘於大公司,會較易獲准留港,就是那種擔保人的概念將創業的我拒於門外。為了跨過那道高牆,只好不停參加科技創業比賽,證明自己能力及積累人脈,向入境處提交推薦信、商業計劃書等額外資料,周旋三個多月終拿到簽證。

耿春亞衫抵香港時,覺得這裡是「充滿罪惡的資本主義的城市」。(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自此我便下決心,協助改善內地生工作簽證的安排,衝破那道壁壘。在港內地畢業生聯誼會在2007年訪問近200名在港內地學生、畢業生,有99%受訪者表示願意留港發展,卻因找工作的時間太緊迫,令不少畢業生離開。2008年,港府放寬限制,將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求職期限由三個月延長到十二個月,而且以往的非本地畢業生也可申請回港就業。

因為我來香港就是打算創業,所以2004年碩士畢業後,我拿着儲下來的獎學金及天使投資者資金創業,同時獲得香港科技園高新科技創業孵化計劃支持,研發各種社交組織管理雲端系統、活動發布管理系統等,為機構及商業客戶建立一個成熟的社交網絡管理系統,一做便是十五年,我從當年的畢業生變成今天三十多人的僱主,對香港多了想法及觀察,但不是人人會像我留下來。

耿春亞坦言,香港需要更多人才,但人才政策卻仍保守。(鄧倩螢攝)

想留不能留 到能留不想留

自費式碩士課程如雨後春筍湧現、經濟增長給予內地生出外留學的經濟條件,到港讀書的內地生與日俱增。但在我看來,不論從前還是現在,也只有約兩三成內地生畢業後留港工作,雖然赴港內地生愈來愈多,但百分比不相上下,那時是想留不能留,現在可以留但大家也不想留。有一些剛畢業就回去,因為難以適應香港的生活環境、語言問題、工作不愉快、成家立室、贍養父母,尤其是這一代大家都是獨生子女,要越過每個關卡,才會成為留在香港的少數。

過去五年,透過「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留港工作滿七年而獲得居留權的有約一萬人,遠遠低於申請來港的數目,可能更多人視香港為跳板。我現在不時去大學舉辦活動,接觸不少這一代的內地生,以前十居其九以取得香港居留權為目標,但現在絕對不會超過一半,有人還說自己不能放棄內地的農村戶口,因為家裏有土地。

內地生畢業後離港率甚高。(陳百灝攝)

我認為香港仍有一定競爭力,可惜薪金水平變化不大,生活成本卻有增無減,與此同時內地生活滿意度提高,回內地城市尋求更好發展機會及生活也不足為奇。但從文化角度比較,我還是比較喜歡香港,始終深圳只是一個大家拚命賺錢的城市,但無可否認深圳真是很聰明,因為她懂得借助年輕人一臂之力。年輕人是最好的勞動力,他不倚賴政府福利,卻在最好的歲月為社會創造價值,深圳省掉二十多年來培養人才的成本,利用送房、給補貼來吸引人才來也不是沒有道理,我覺得香港不至於要用銀彈政策,但人才政策不要過於保守。

產業僵化 思想保守

當年我創業時便發現,香港作為商業社會,在金融及社交方面尤其發達,如何將傳統行業與資訊科技結合,尤其是金融科技及社交媒體技術,是香港大有作為的發展方向。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所科技公司可以代表香港,我覺得很可惜。

耿春亞認為深圳懂得借助年輕人一臂之力來發展。(資料圖片/鄧倩螢攝)

香港做科技有很大障礙,首先是人才。香港最好的中學生,在大學是讀哪一科?有誰會讀物理、數學、機電工程?我平時面試時也會接觸不少理工科生,他們的質素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當大家變得嚮往商科、醫科、法律這些受傳統資本主義影響及有行業保護的行業,便扼殺了學生的創作力。我當年有一些在港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朋友也說,無論如何也要投身金融業,即使在銀行數錢也開心,大家總是看好香港的傳統行業例如保險、金融,我自己是不太了解這個觀念,但偏偏這個觀念深入民心,當然現在內地也有這個傾向,但為什麼大家要自我設限?我沒有權去判斷香港人的價值,但這些價值觀卻造就了香港人對創業、創新、創科的保守態度,不用談什麼創新式的工業發展,香港在這方面的人才完全不足。而且社會的科技應用程度低,例如不少機構仍沿用下載申請表格、寄支票報名的方法,效率及質素大大落後;又如駕車駛過隧道時,大家仍是排隊付款,香港最大的問題在於對看得見的價值斤斤計較,但自己損失了什麼也懵然不知。

除了這些人才及市場觀念問題外,本地的科技公司很多只懂做項目(project),卻不懂做產品(product),在科技市場做產品才可規模化,如果只靠接外判項目,也只是僅僅足夠謀生,但偏偏香港卻有很多這類公司。

近年本港大力推行STEM教育。(資料圖片/龔嘉盛攝)

香港中西共融,對我來說是最好的社會狀態,但產業結構僵化問題一天尚未打破,年輕人一天也難過上好日子。香港是一個只要你有錢,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這裏的的傳統行業做得太好,酒店、零售……統統靠密集的勞動力堆砌起來,孕育出無數傳統資本家,他們有的是資本及經驗,早早壟斷市場,而且利用資產錢變錢,沒資產的人是沒可能跟他們一齊賺錢的,當你一無所有時,你要怎麼突圍而出?你必須要做新產業。

香港需要更多人才,但人才政策依舊保守,我曾跟政府代表說可以設立一張全世界最頂尖100所大學的名單,並設立申請條件,如向某修業程度及某科目的畢業生發放工作簽證,一找到工作才可進來,不是要中門大開,而是採用更開放的方式羅致人才。我現在請人研發,也不一定在香港做,一來找不到人,二來簽證仍是很麻煩,過去十年我大概三次為准僱員申請簽證失敗了,所以我便在深圳南山區開設了辦公室,現在大概有廿多名同事。

政府於去年6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承諾兩星期內快速處理輸入科技人才申請。(盧翊銘攝/資料圖片)

我知道政府於去年6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承諾兩星期內快速處理輸入科技人才申請,公司每聘三個外地專才,就須聘用一名全職本地員工和兩個本地實習生,對我來說,實際操作是很有困難的,因為它要求海外與本地配對,我很難為了聘用非本地人才,而特意多請本地人,本地可能沒有我需要的人才,還有一些小型公司根本負擔不起,我認為在香港請人便隨緣吧!無謂勉強。

其實這很有趣,科技公司招請人才有很多限制,但來讀書的非本地畢業生卻是無條件獲批出簽證,結果很多人跑去賣保險。當然,保險行業也需要人才發展,找到工作賺到錢當然沒有問題,但如不加速產業轉型和提升本地的科技應用觀念,或許在不久將來,所有系統連同維修、銷售、顧客服務也可在互聯網處理,行業的急速發展徹底打破地域限制,那時也不需要人才來港,香港現在再不趕快發展,日後可能沒有發展的餘地,到時大家都輸。

上文節錄自第15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3日)《 港漂自白—再不改變 大家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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