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央經濟智囊林毅夫對話——我為何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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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林毅夫四十年前的驚人之舉,台灣媒體形容他「泅水叛逃大陸」,但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回到祖國懷抱」;談及林毅夫那連串光鮮亮麗的頭銜,內地媒體尊他為「中南海經濟智囊」、「最接近諾貝爾獎的中國經濟學家」,而他更傾向自稱是「第六代知識分子」、「以孫中山先生遺訓『振興中華』為己任」;講到林毅夫對未來中國經濟年增速潛力達8%的預測,外國媒體總說他「過度樂觀」、「為政府背書」,他則說自己是「客觀分析」、「一般都實現」。

在充斥二元對立的香港,林毅夫的言行大概會被部份人視為「被收編」、「向錢看」,他們甚至相信「中國崩潰論」的說法,等着看林毅夫的「笑話」。然而,林毅夫並不以為然。他說,思想解放的人,不會預設立場,而是實事求是;他還說,新自由主義者們習慣把他們頂禮膜拜的理論框架套上中國現象,以「印證」中國改革的「失敗」,卻不曾拋開意識形態的桎梏,去了解中國發展的因時制宜、理論創建的推陳出新、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共同發展觀。

為了「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分子」,林毅夫40年前從台灣金門島泅水到福建廈門。(陳立程攝)

摸黑從台灣金門島跳入海中,奮力游了近三個小時、跨越2,000多米的距離,備受台灣總統蔣經國看重的「天下第一連」馬山連連長林正誼(原名林正義),登上了福建省廈門市的角嶼島。那是1979年5月16日,林正誼27歲;他被中國解放軍駐防士兵逮捕並拘留盤問了一段時間,確認不是間諜後,才獲准放行。不久,林正誼改名為林毅夫,因為他準備幹一番大事業,故以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名,表明心志。

什麼「大事業」?從林毅夫「登陸」初年寫給在日本讀醫的表哥李建興的「家書」,或可略知一二——「三年前,我拋妻別子離開家鄉,回到大陸,並不是出自一時的衝動,而是經過長久的思索和周密的計劃……從我選擇進入官校(陸軍軍官學校)以後,我的內心就一直存在着一個不解的矛盾,一方面,我是一個台灣人,因此,我希望為台灣的政治地位而奮鬥;一方面,我又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因此,我也不斷憧憬着中國的強大。對於個人來說,只要我在蔣軍中堅持下去,飛黃騰達並非不可及之物。但內心這個衝突,卻永遠得不到解決。所以,回歸是我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出路。」

四十年後的5月中旬的一個傍晚,67歲的林毅夫在北京大學朗潤園接受《香港01》專訪。

那原本是清朝皇家園林,與圓明園僅一街之隔,其中一任主人正是晚清主持洋務運動的愛新覺羅.奕訢;一座座紅牆灰瓦的中式平房,也曾是清朝議定改革中央管制以圖苟延殘喘的地方。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開始,這裏成為中國頂尖經濟學研究所在——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籌資修繕與增建了朗潤園東所「致福軒」,作為中心的辦公室,到2008年升格為國家發展研究院。

創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六位「海歸」經濟學家,被冠以與時空交錯又充滿想像的「六君子」代號。百餘年前推動變法失敗的「戊戌六君子」下場悲壯,而今的「創院六君子」則在中國經濟各領風騷,其中易綱現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張維迎是提出雙軌制價格改革的第一人,而中心的創始主任林毅夫,現為國務院參事、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連任國家「十五」至「十三五」規劃的核心專家委員。

林毅夫的辦公室位於北大朗潤園,裏裏外外古意盎然。(陳立程攝)

反攻大陸VS復興大陸

「什麼是大事?我認為就是中華民族的復興,而且我認為這是可以追求一輩子的目標,我也希望為這個目標做貢獻。」——如果你認為這是林毅夫為了附和內地官方的「民族復興主旋律」而講的場面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從小酷愛歷史的他,早就牢記國父孫中山的遺訓,立志「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

不過,他那時以為台灣才是「民族復興的基地」,在台灣大學修讀農業工程一年級時,更因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及保衛釣魚島運動,深切體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強烈感受「沒有強大的軍隊怎麼維護民族」,故投筆從戎轉到陸軍軍官學校,準備在「反攻大陸,消滅共匪,解救同胞」的疆場中報國效命。然而,隨着知識的增長,他開始反思,「如果共產黨像反共教育講得那樣(一無是處),怎麼能夠統治大陸?怎麼得到大陸人民的支持?」再後來,他「慢慢知道台灣只是偏安,不能使大陸整體復興」,認定復興的希望在大陸。

就這樣,這位原本備受蔣經國重視的「吹台青」(指蔣經國掌權後積極提拔的本土從政精英)——自1975年以第二名的成績在陸軍官校畢業後,又以軍職身份及國防公費進入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攻讀MBA,至1978年正式下部隊,出任只有最優秀的基層軍官才能擔當的馬山連連長——從軍期間,他不時用私藏的收音機收聽大陸電台節目,仔細揣摩對岸時局,最終放棄看似一片光明的升遷前景,選擇在退潮程度最大、同時因換崗安排而對上司影響最小的1979年5月16日,從金門島縱身躍入大海,游到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去。

「這個舉動是很特殊,但很特殊是因為民族的不幸啊!」匪夷所思的追夢路,在林毅夫看來並不足為怪,「我過來就是要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分子」。他說,在他成長的那個年代,沒有什麼人會懷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但讓他感到遺憾和心痛的,是竟要以那樣迂迴曲折的方式回到大陸,至今仍是台灣的通緝犯,即使雙親過世,也無法親赴靈前拜祭——1996年,林母病逝,林毅夫申請返台被拒;2002年,林父過世,台灣內政部原本同意林毅夫入境奔喪,但國防部指其一旦返台將面臨軍法審判,林毅夫最終放棄回台,並在朗潤園親設靈堂,透過網絡直播告別父親;當天台灣老家宜蘭大雨瓢潑,法師一句「可能是因為兒子沒有回來」,讓林毅夫踉蹌跪倒,當場痛哭:「屢尋返鄉之路,然山川阻隔,大浪滔天……長留阿爸、阿母無盡之憾。」

林毅夫(左)現任國務院參事,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頒發證書。(中新社)

面對如此大的犧牲,林毅夫無悔「回國」的選擇,因為他始終堅信,「兩岸分離是歷史的悲劇,追求中國統一和富強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心懷天下的堅毅,正好和辦公室外那副節選自《大唐三藏聖教序》的對聯「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相映。

這一代人或許很難理解林毅夫的家國情懷,好的他自豪,不好的他相信會改。「回國」之初,他獲安排到各地遊覽參觀,並在寫給表哥李建興的幾封書信中,盡情揮灑對改革開放的翹首以盼——「現在中國從上到下正在實事求是地檢討建國三十年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以便為現代化的中國之建設而努力……我深深的相信,中華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是可以抬頭挺胸昂立於世界之上的」;「國內目前正在審判四人幫……這次審判我覺得其意義遠超過給予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應得的懲罰。中國在歷史上一向強調人治而輕視法治,結果就使得政治的清濁和國家的興衰,維繫在官僚所屬普遍的道德覺悟上……這次審判表明了中國已認清這個歷史病根,而且以極大的決心和魄力來促使中國從人治向法治轉變」;「由於五千年的歷史包袱和三十年的封閉,祖國在科學,教育,經濟,社會建設上,仍然和先進國家有一段很長的差距。不過這正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人貢獻智慧和發揮長才的大好園地!」

這些信若是寫在當下,大概會被港台媒體過度渲染,甚至扭曲成中共外宣,說他「投共」云云,但林毅夫從來就不是「忽然愛國」。那時,為了更深刻地認識內地、更好地為民族復興作貢獻,林毅夫提出修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掌握內地思想意識形態體系。

不過,由於身份敏感,他無法如願入讀「政治經濟學最正宗的人大(中國人民大學)」,結果陰錯陽差到了北大。「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你沒辦法預判。」他說,「如果我沒到北大來,我就不會成為學者,就不會到美國去。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去美國,如果有想,我在台灣就去了,台灣到美國的機會很多。」

林毅夫的辦公室牆上,懸掛著隸書長卷《曹全碑》;他喜歡碑文談及「治國理政、推動國家發展,必須建立制度,必須按照規律來辦事」的內容。(陳立程攝)

1980年,林毅夫為到北大講學的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 (Theodore William Schultz)擔當翻譯,事後對方寫信邀他到芝加哥大學深造,他亦因此成為改革開放後首個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至今更被視為最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在美求學之地,正是舉世知名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搖籃,偏偏他後來卻成了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

學習新自由主義 VS 批判新自由主義

林毅夫的辦公室牆上,懸掛着一幅橫跨整道牆面的隸書長卷《曹全碑》(記頌東漢官員曹全的功德)。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修復朗潤園時,偶然在天花板上發現的文物,林毅夫喜歡碑文所言關於「治國理政、推動國家發展,必須建立制度,必須按照規律來辦事」的內容,便把它留了下來。

回想當初負笈美國的「偶然」,就是為了學習掌握規律,更好地建立制度、推動國家發展。有趣的是,出身「芝加哥學派」的林毅夫,卻走出了一條與當代經濟學大師們有明顯分歧的經濟學路。「他是把市場經濟學帶到中國的人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經這樣形容林毅夫:「他是芝加哥訓練出來的經濟學者,但他不相信芝加哥經濟學,或者說至少不相信最天真的版本。」確實,有別於捍衛自由市場、反對凱恩斯式政府干預的「芝加哥學派」,林毅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

林毅夫自言,新結構經濟學是繼二戰後側重於政府作用的結構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側重於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版發展經濟學」。他在2009年6月,即距今整整十年前,於世界銀行一個內部研討會上正式以此命名自己的研究。他解釋,這三版經濟學的最大區別在於,原有兩套理論都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同質化」,沒有區分兩者產業和技術的差別,於是,結構主義要求發展中國家去發展發達國家擁有而自己缺乏的產業;新自由主義則要求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種種制度安排,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華盛頓共識」,作為其時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改革指南。

「理論創新」是林毅夫時常強調的治學態度,認為只有能夠真正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認識世界的理論。(陳立程攝)

相比之下,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經濟發展要從發展中國家「有什麼(即要素稟賦)」和「能做好什麼(即比較優勢)」着手,政府要發揮「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的角色,為在市場競爭中能做好的產業消除增長瓶頸,幫助企業把這些產業做大做強。

人們總喜歡借鑑海外經驗,以為學會了人家成功的方式,就可以此解決自身的問題。去「西天取經」的林毅夫,一開始其實也是這麼想的。「我從那些大師們身上學會了如何從現象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來觀察總結真實世界背後因果邏輯的方法。」不過,1988年回國後,林毅夫偶然地從中國政府整頓搶購風潮的手法得到啟發,決定拋棄西方主流理論,提煉自己的經濟研究。

當時中國通貨膨脹率達到18.5%,若以宏觀經濟理論來看,應該提高利率,藉增加投資成本和儲蓄意願來減少消費,順便淘汰無法支付高利率的較差投資項目;然而,中國政府並沒有照搬西方理論,而是用了看似不合理的行政手段,全國性地整頓投資項目,以壓抑總消費和總需求,從而避免陷入因提高利率而形成的怪圈——當表現較差的國企被淘汰,必然造成大量失業;若政府想保留當中涉及國防安全的國企,必須提供財政補貼,但屆時又將導致赤字增加、推升通脹。

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的林毅夫,開始形成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路,並醞釀日後要在北大組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以掌握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轉型理論。

「面對我國發展轉型中的諸多現象,以『常無』的心態,想清楚現象背後誰是主要決策者、決策者所要達到的目標、可動員的資源、面臨的約束條件、可選擇的方案、達成目標的最優選擇,來分析總結現象背後的因果機制。」林毅夫在教學、演講、受訪時,經常用「本體與常無」來概括自己的方法論——經濟學的「本體」即「理性」,指「一個人在作決策的時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選擇方案中,總是會作出他所認為的最佳的選擇」;「常無」則是指在不同經濟條件或者環境下,「理性」這個「本體」會有不同的表現,不被現有理論所束縛;所以,在不同的情況下,要用不同的方法、視角、變量、模型等去觀察問題、認識問題、總結問題。

林毅夫自稱為鴉片戰爭後「第六代知識分子」,辦公室也充滿士人氣息。(陳立程攝)

本地經濟學家雷鼎鳴曾撰文形容,林毅夫的「常無」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人生的規律是可認識的、可掌握的,但並不完全是我們所認識的樣子;道理是對的、是真的,但只在一定條件才真、才對)一脈相承。用林毅夫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思路也受益於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道理」,以至於他後來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從一個經濟體每一時點的要素稟賦出發,來探討決定其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的技術與產業的內生選擇,進而探討適應於產業和技術的軟硬基礎設施」。

懷疑論者大概會覺得這是「馬後砲」,然而,重讀林毅夫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寫給表哥李建興的信,處處可見他「初心」未改——「祖國正在為社會主義建設摸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道路!弟希望能夠將過去所學,結合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為祖國的建設奉獻一點綿薄之力。同時也為將來台灣統一後的社會主義改造,探索一條最有利於祖國和台灣1,700萬同胞的道路」;「現在我已能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辨證法等理論武器,並準備由此理論為前導,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研究一些現實的經濟問題,希望我的研究不僅能給我個人帶來一個學位,同時,對祖國的建設也能夠有所助益」。

立足於「本體與常無」的方法論,林毅夫於1994年與經濟學家蔡昉及李周合著《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建議中國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雙規改革以完善市場經濟,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以加速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他們更大膽預測,到二十年後的2015年,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而到三十五年後的203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也將超過美國。

事實上,在201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全球經濟展望》,當中按照購買力平價估算2014年度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17.6萬億美元,超越美國的17.4萬億美元;至於2030年的預測,林毅夫說,「現在這個預測已經成為國際主要發展機構,像世界銀行、IMF的共識了。」

2014年,林毅夫在《中國的奇蹟》的增訂版裏解釋「為何我們的預測正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面對中國轉型期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時,我們沒有簡單地對號入座,拿現成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和判斷的基礎,而是深入了解中國出現的現象背後的內在生成機制,由此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論框架。」

中國崩潰論 VS 中國發展論

《中國的奇蹟》面世時,是「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國被西方國家制裁的風雨飄搖時期,外國甚至盛行「中國崩潰論」,「誰來養活中國」的焦慮亦滿天飛,根本沒有人會相信林毅夫等人的「天方夜譚」。

「當時,若按照新自由主義觀點的話,中國那種漸進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但是,現在反過來看,我們這種漸進的轉型,好像是更有效的。」林毅夫解釋,在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主流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後,源於政府失靈,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各種扭曲;因此,他們認定計劃經濟必須一次性轉型為市場經濟,並同時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以推進改革(即「華盛頓共識」),否則,若採取中國那種漸進改革,基於政府價格低而市場價格高的落差,將會產生套利空間,繼而衍生腐敗、擴大收入差距。

事實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這種倒賣政府物資賺取差價的扭曲現象確實出現了,並延伸了一場「反官倒、反腐敗」的八九學運。不過,林毅夫指出,那些採取一次性轉型的前蘇聯、東歐及拉丁美洲國家,也出現了大量的腐敗和貧富懸殊問題,甚至比中國更嚴重;換言之,新自由主義的解釋,並沒有真正認識計劃經濟失效的現象,故未能對症下藥。

以國企低效為例,相較於西方主流的「產權理論」(主張私有化),林毅夫提出「政策性負擔」的解釋。他指出,國企身處資本密集的行業,但國家資本短缺,所以國企本身不符合比較優勢,按理說應該放棄發展;然而,不少國企與國防安全相關,基於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考慮,國家不可能將有關國企私有化,而是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導致國企沒有提高效率的積極性;若貿貿然將國企私有化,其在行業中仍不具比較優勢,還是要靠國家補貼,效率可能更低;所以,只能等國家累積資本,「那些產業就會由違反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比較優勢,那就沒有政策性負擔了」。

「南橘北枳」的成語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但每逢「中國問題」,話音最大的卻總是相信西方主流解說的人,包括捍衛「新自由主義最後堡壘」的香港人。

林毅夫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年增速潛力達8%。(GettyImages)

「學理論是認識世界,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且只有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能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因為世界現象可以有各種不同理論解釋,用不同的解釋去做,結果可能不一樣。」林毅夫笑言,「中國崩潰論」每隔幾年便被外界炒作的原因,一來在於「中國的改革過程並沒有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想法去做,把原來計劃經濟存在的扭曲一次性消除掉」,只要中國經濟增長放慢,他們就說中國經濟要崩潰,二來是「他們沒有真正了解中國近年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只拿了原來的理論框架來套中國的現象」。他又反問:「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式,從主流的理論來看是錯的,但是,中國為什麼能夠取得連續三十八年的高增長率?」——自作出改革開放決策後,中國以年均增長9.4%的速率持續發展了四十年,中國如何實現如此長期的高增長?這的確是亟待解答的問題。

「我當了學者後發現,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是正統,但是社會上、經濟上有很多問題,若用馬克思原來的學說解釋不了,然後有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進來衝擊,有點像(歷史上)儒學受到佛學的衝擊。」林毅夫說,正是這種衝擊,他提出了「既以馬克思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又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精華,再結合中國的實踐經驗」的全新理論體系,而他這種敢於推陳出新的信念,則是源於自己非常敬佩的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幾個學者能夠(像王陽明那樣)自己提出完整的又可繼續又可發揚的新的學術思想」,承孔孟、朱熹等構成一個完整的儒學體系。

林毅夫又言,他從台灣跑到大陸,正是受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如果說你作為知識分子,對國家對社會有責任,就是知,但只有你做了,才能說是真正的認識了。知行合一是這樣子的」。他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提出「知成一體」,並以十六個字概括——「因行得知」,任何現象都是行動的結果,因為行動獲得知識,「因」當然也可以是依靠的意思,依靠行動所產生的現象來了解這個現象;得到知的目的是什麼?「用知踐行」,用這個認識來指導你的實踐;實踐的目的是什麼?「唯成證知」,只有成功了才能證明你這個認識是正確的,萬一你按照這麼做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那代表你的認識還不到位,所以應該回到第一步來,根據你的行動增加的認識來提高你的認識,指導你的實踐;只有當你按照這麼做是成功的,「唯成證知」,才能「知成一體」。他形容,這是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科學的特性,往前推進一步。

林毅夫經常算着這樣一筆賬:2008年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21%,也相當於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台灣、1977年韓國的水平,而這幾個亞洲經濟體正是靠「後發優勢」,實現連續二十年8%至9%年均GDP增長率,因此,中國也有潛力維持長時間的8%高速增長,儘管近年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但他強調,仍有巨大發展潛力。

他不諱言,中國經濟增長下降原因頗有爭論,有人說人口老化,也有人說是國有企業比重太高,還有人說國民儲蓄太多,但他並不認同。他分析道, 2010年以後,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都下滑,而「上面講的這些問題它們都沒有,印度、巴西沒有人口老齡化,俄羅斯國企早就私有化了,巴西、印度本來就沒有多少國有企業,如果說儲蓄太高,它們的儲蓄都不高啊……東亞一些高收入的經濟體,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2010年後也都下滑了,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怎麼同一時間都下滑?這些因素它們都沒有啊。所以一定不是這些因素。」

「我認為這些有影響,但不是主要的影響,主要的影響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林毅夫解釋——首先,「是發達國家經濟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完全復蘇」,當她們的經濟無法增長,就抑制消費,影響出口;其次,當時每個國家都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支持消費,「但過了這麼多年,這些項目都執行完了,而世界經濟還沒有恢復,民營企業的投資積極性肯定受影響,如果政府沒有反周期措施,經濟投資增長率一定會慢」;第三,「增長率的來源是消費增長,中國的消費增長還好,因為就業比較好,家庭收入也在增長,所以我們才能維持6至7%的增長率」,就業較差的國家就下滑得更厲害。

林毅夫認為,中美博弈是長期過程,面對美國發起貿易戰,中國應保持定力,發揮自身的發展潛力與優勢。(陳立程攝)

有效市場 VS 有為政府

「從這麼來講的話,中國未來的發展情形怎麼樣?我想很難恢復2008年前的增長情況。」林毅夫坦言,由於發達國家一直未能進行結構性改革,未來經濟發展可能陷入長期停滯,故造成中國對外市場擴張的速度放緩,只能靠更多內需(投資和消費)維持增長。

「這裏面到底有多少機會?我覺得我們還有相當多的機會。」林毅夫以「投資」為例,指中國目前存在產能過剩,而過剩的都是中低端的產品如鋼筋、水泥、玻璃,「我們還進口兩萬多億(美元)的產品,那些都是我們不能生產的,所以我們可以產業升級,那有很多投資的空間」;除此,中國的基礎建設、環保及城鎮化等,都是很好的投資機會——「這是我們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因為發達國家出現尖端產能過剩,不容易找到新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面,林毅夫認為,中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低於60%,相對全世界而言比較低,而民間儲蓄則佔GDP 50%,「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錢」;加上中國現存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有利投資時購置進口的機器設備,「我相信我們完全有可能維持6點多的(年經濟)增長目標!」

談起「外部」影響,除了周期性因素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結構性問題, 最近一年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已演變為全方位打壓中國,而「文明衝突」、「政治衝突」所衍生的挑戰和困難,是中國產業升級時不能迴避的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看。貿易永遠是雙贏的,有利於我們,也有利於美國。我想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不會同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分析,說美國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害。中國賣到美國的產品,美國早就不生產了。」林毅夫批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看他發動貿易戰後所採取的行動,都是超過貿易的東西,比如一開始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增加25%的關稅,但都是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有些都還沒有開始生產,它就要增加關稅了。所以很明顯,美國是想扼制中國的發展。」

「肯定有影響,問題是,可不可以承受?」林毅夫的結論是,「有影響,但是可以承受,因為現在絕大多數產品並不是美國一家生產的,可以找到替代品,真正不能找到替代的東西大概很少。華為自己也講,你核心芯片不賣給我,我可以生產啊;你現在不用Google,它早就準備方案了。當然,會有影響,如果用Google,外國人用起來比較方便,如果用華為的系統,外國人也可以用,但是生態就不太一樣了。」

他又指出,「從2008年以後,貿易對我們經濟增長一般沒有超過一個百分點」,而美國只佔當中的20%,「所以我講不可能沒有影響,估計在0.5個百分點不到吧。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增長6點多,你減少0.5個百分點,我們還是全世界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別人說我樂觀,我不認同。我認為我是客觀,看到這麼多機會,看到政府抓住這些機會。把機會尋出來的話,經濟增長就會比較快。如果我只是樂觀,按道理說是不會實現的,但你看,我一般預測的都能實現,那代表它是客觀分析的。」林毅夫露出他那標誌性的從容不迫的笑容。說着說着,歸根結柢,其實又回到他提倡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去。

主張「有為政府」積極推動「產業政策」的林毅夫,曾於2016年與張維迎舉行一場內地經濟學界的「世紀之辯」,辯論的主題正是產業政策。作為自由市場信奉者,張維迎認為干預市場運作的產業政策難以為繼,林毅夫則一如既往地強調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應把握「後發優勢」,實現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林毅夫早前受訪時解釋,他與張維迎的分歧,主要在於對方所秉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一是新自由主義經常把目標當手段,忽視了問題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轉型中國家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和扭曲,以為取消這些扭曲,經濟就會更好地發展。其次,新自由主義只重視市場的作用,而忽視了政府的作用,經濟轉型要取得成功,市場和政府兩者都不能偏廢,這也就是為何我提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原因。」

林毅夫指出,中國目前產能過剩的產品都屬中低端,可透過產業升級來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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湊巧的是,「有為政府」和「產業政策」也是近年香港政府及歷任行政長官不時掛在嘴邊的關鍵詞,從曾蔭權的「積極不干預」,到梁振英自言的「適度有為」,再到林鄭月娥自詡的「積極有為」,他們都口口聲聲承諾會積極推動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惟進度未如人意。

「香港政府不作為,對產業升級完全放任,所以你只看到死掉的產業,看不到新的產業。」林毅夫強調,「最自由經濟體也有市場失靈的地方,有市場失靈,就必須有政府來克服,這樣市場才會有效。我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對『市場』和『政府』的定位是這樣的: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他又為香港的產業政策建言,指政府既需要了解市場所需、幫助企業排憂解難,更需要主動投資「戰略性」產業,「它的研發周期特別長,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投入都很重要。」;參照新加坡政府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做法,當時主要以石油化工及電子製造業為主的新加坡,開始謀劃生物製藥的產業轉型,先在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設立醫學院,以高價聘請世界知名教授,提供大量研究資金,設立博士課程招收博士生研究生,再以此招商引資,「說你看我這邊有這麼好的基礎,有這麼多人才。」

在訪問的最後,林毅夫提及自己是鴉片戰爭後的第六代知識分子,而每一代的知識分子都在與時俱進地總結經驗、推陳出新,令他這一代比任何一代都接近民族復興——第一代推動洋務運動的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經歷鴉片戰爭的失敗,以為只要擁有西方的船堅砲利,就可實現國家富強;然而,緊接甲午戰爭的失敗,對康有為、梁啟超及孫中山等知識分子造成極大衝擊,認為除了洋槍洋砲,還要推行體制性改革;不過,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主制後,中國仍未實現強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因不平等的巴黎和會激起第三代知識分子的思考,即推動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李大釗及胡適等人,認為中國要強大,既要有洋槍洋炮,又要模仿西方體制,更要有西方的普世價值和精神;至五四運動解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序幕後,毛澤東、翟秋白、鄧中夏等第四代知識分子,嘗試開闢一條不一樣的強國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建國之初考上大學並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則屬第五代知識分子。

林毅夫形容,與之前幾代知識分子相比,他與同代人是幸運的,因為在此之前,歷代知識分子雖然一直努力想改變國家,但「看到的是國家愈來愈落後,地位愈來愈低」,到了他們這一代,才「看到國家經濟愈來愈發展,大家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國際上的影響愈來愈大……應該講,是第六代知識分子才真正看到民族復興不是遙不可及的夢」。說到這裏,他又回到自己的本行,「我們現在佔世界GDP的比重,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佔16%,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佔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了」。

林毅夫就是這樣的林毅夫。

上文刊載於第16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0日)《與林毅夫對話——我為何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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