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五】欺凌發生時 有誰掩眼不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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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社工指出,不少欺凌者曾有過被欺凌的經驗,也有不少受害者過去是「蝦蝦霸霸」的惡人。若欺凌事件未能妥善處理,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鐵三角的其中一分子,並不時轉換角色,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故此,教師與駐校社工的角色更為重要。要有敏感的心洞悉難以發現的欺凌行為,同時也要有耐心解開欺凌背後的結—或許難解,但閉目轉身最終傷害的,是一個人的人生。

承接上文:【校園欺凌.四】欺凌發生時 有誰掩眼不看?(上)

受害者不敢求助 社工難察覺

在校園內,老師與駐校社工的角色可說是防治欺凌事件的重要一環。然而,Riva說駐校社工很難察覺到欺凌問題。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如果是記大過或有過打鬥紀錄的學生,當然會有留意,但有些是一點訊號也沒有,如果受害者完全死忍,根本很難知道。」他說起其中一個個案,一位男生有缺課的慣例,平常聽他說是因為與母親關係疏離或起了爭執才不上學。但Riva最近才知道,該學生是因為遭受網絡欺凌而不上課。

有些被欺凌者怕服報復,可能並未向人求助。(龔嘉盛攝)

有些老師會把自己的經歷投射在學生身上,如對受害者說:『我以前也是這樣捱過去的!』這種是最不懂得做輔導的人,因為你主導了整個對話,你只是說你個人的事去healing(治療)自己。當學生想把事情let out(放出去)的時候,你這樣說,學生便會有種想法:既然老師你也這樣說,我又怎好意思講下去呢?
駐校社工Riva

受害者不敢求助,而且社工的工作負擔不輕,令他們難察覺問題所在。一個社工面對整間學校,至少也有六、七百名學生,根本分身不暇,變相依賴「線人」報料及老師通知。

Riva口中的「線人」便是學生,「你要在無事發生時也走去與他們聊天、玩,他們就不會覺得自己是在與一個成年人對話,不會覺得自己是在『報串』及講人是非。」他接着說,老師的角色也相當重要,因為老師較多時間接觸學生,也最了解他們的相處情況。但好些老師不懂察覺學生有異樣,甚至不懂處理,「有些會把自己的經歷投射在學生身上,如對受害者說:『我以前也是這樣捱過去的!』這種是最不懂得做輔導的人,因為你主導了整個對話,你只是說你個人的事去healing(治療)自己。當學生想把事情let out(放出去)的時候,你這樣說,學生便會有種想法:既然老師你也這樣說,我又怎好意思講下去呢?」 Riva頓了頓說:「他們以為幫到學生,這樣的想法才最『大鑊』。」

駐校社工Riva坦言,不是每個老師也懂得處理學生欺凌問題。(鄭子峰攝)

Riva表示,不是每一個老師都能察覺到並懂得處理欺凌問題,阿敏表示認同。她認為要把欺凌問題處理得好,老師必定要有同理心,才能夠明白一個動作一句說話如何令人產生負面情緒,而且對欺凌者多一份體諒,了解欺凌行為背後必有原因,也許是自控能力低,或是家庭出現問題。不然的話,「你只會覺得是他(學生)衰格,永遠也不理解他這個行為背後的原因。」

問及老師與駐校社工的實際分工是否有所不同,教師阿敏回答,社工主要負責受害者後續的輔導工作。有趣的是,同一道問題,駐校社工Riva給了另一個答案。

Riva解釋,老師與駐校社工是合作關係,老師察覺到學生出現疑似受欺凌或作出欺凌行為,會轉介社工跟進。但更深層次的是,社工是作為老師與家長之間的橋樑。不少家長知道子女在學校遭遇欺凌後往往大為緊張,怕學校會冷處理事件,又怕子女會再受傷害。但駐校社工不是受聘於學校,而是受聘於外面的機構,感覺上較為中立,「家長知道你了解整個過程,而且也在學校內,覺得你會幫到他們。」在Riva眼中,駐校社工要做的是讓老師與家長放下對彼此的成見,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才能解決問題。

不過,要完全防止校園欺凌,對教育界來說是懸而未決的難題。因為欺凌不只是一種行為,不是打人那一剎那,也不是一兩句言語能解釋。無論是阿敏還是Riva,都說欺凌者及受害者背後都各有故事,要順藤摸瓜了解箇中原委,需要很多時間及心血。

有時家長不理,子女才有這些行為啊!(父母的想法是)小朋友只是講講吓,不會有行動的,為何老師你如此大反應呢?
訓導教師阿敏

「坦白說,有時家長不理,子女才有這些行為啊!」阿敏說,有次向家長反映其子女威脅其他同學,要丟掉同學的物品。該家長的反應是:「小朋友只是講講吓,不會有行動的,為何老師你如此大反應呢?」有些家長則會敷衍:「好吧,我會同他傾吓。」她理解不少雙職父母長時間工作,連與子女吃飯的時間也沒有,難以期望他們能抽時間與子女聊聊學校的事,聊聊他們的成長。

對欺凌事件「視而不見」的旁觀者,或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欺凌」共犯。(GettyImage)

欺凌不是芝麻綠豆小事

Riva則說,欺凌不是單一事件,背後還有許多原因:「欺凌已經是比較後期的事。我們處理的多數是欺凌者的童年經歷,而且不少是與家庭有關。」有些個案根本難以分清主角到底是受害者還是欺凌者,當中牽涉個人性格因素,例如不懂得社交、說話易得罪人而遭排擠,「有時我們覺得很芝麻綠豆的事,他們會覺得是天跌下來,我們作為大人或難以理解。我們如何進入他們的世界,了解他們的心理感受呢?我們應多陪伴,陪他們傾偈,就像煮牛筋,不熬足十個小時,它是不會軟化的。」

阿敏和Riva都說,面對校園欺凌,不能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來處理。欺凌不是一件事,而是很多事情加起來的果。老師對學生之間的欺凌現象視為「惡作劇」,父母面對孩子提及學校的不快視為芝麻綠豆小事。

我們看見種種事件,是否也大而化之,淡然處理,忽略了事件造成的心理創傷和留下的陰影?是否也曾輕視受害者,指其心理不夠強大?我們其實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欺凌」的共犯。我們不實際參與欺凌,但就站在受害者看不見的地方,對他的情商指手劃腳。

基督教信義會圓融綜合服務中心主任梁雲龍說,欺凌事件不止在中小學發生,在成年人世界也不少。例如大學的宿舍文化、消防處的「蛋糕事件」,都引起廣泛的討論。但不少人的反應不是批評欺凌文化,反而取笑受害事主。

2017年,香港大學舍堂先後爆出有男生被另一男生以性器官打頭及下體遭人滴蠟的片段,事件涉及高等學府的性欺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並令人關注本地大學的「舍堂遊戲」,如「happy corner」—受害者會被抬起,分開雙腿,再移到柱狀物以撞擊或磨擦下體。

2015年,觀塘消防局爆出有消防員被同袍按在桌上,被強塞忌廉蛋糕於其臀部及肛門。同年,尖沙咀消防局亦傳出有新入職的消防員被同袍強行脫下褲子並進行手淫。翌年再度爆出同類欺凌事件,消防處處長李建日指同僚間感情好,只是有人拿捏程度不夠好。

梁雲龍說,社會對「欺凌行為」的定義是寬鬆,很多時候連大人也覺得是「玩玩下」,更何況是孩子呢?(龔嘉盛攝)

他感慨地說,社會對欺凌的認知模糊,用「玩」、「過激」而不是「欺凌」的詞語來形容行為。「我會想這是否與我們過去的經歷有關─當時也沒人告訴我們:這叫欺凌,所以我們也會用以往的經驗去看待今天發生的事件,這也很正常吧!」

當社會不斷進步,不斷研究人的行為是如何影響別人的時候,我們是否也應該令社會更認識欺凌是什麼一回事呢?
基督教信義會圓融綜合服務中心的梁雲龍

不過,他頓了頓又說,「當社會不斷進步,不斷研究人的行為是如何影響別人的時候,我們是否也應該令社會更認識欺凌是什麼一回事呢?」

當欺凌者與受害者走到和解一步,是否一句道歉便可了事?請繼續閱讀:【校園欺凌.六】不以巴掌還巴掌 如何放下傷痕?

上文節錄自第16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日)《香港學生:學業第二,欺凌第一 — 孩子的庇護所緣何成為欺凌溫床?》系列報道中的《欺凌發生時 誰掩眼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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