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制度維護者問反修例——香港到底贏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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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贏,就一起繼續贏下去。要輸,我們就要輸十年,我們整個公民社會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當晚,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摘下口罩的慷慨陳詞,令不少市民動容,紛紛呼籲「不篤灰、不割席、不指摘」。然而,這一幕幕在制度維護者看來,卻是憂心忡忡,不禁要問:「我們香港到底贏了什麼?」

有示威者認為立法會早已失去功能,要求「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資料圖片 / 羅君豪攝)

有人會說,經過2019年6月的反修訂《逃犯條例》浪潮,香港人已經贏得全世界的尊重和關注,但對神策研究院政策實驗室總監鍾民杰而言,「其實都沒有贏過,甚至是大家都輸。因為大家破壞了我們原本用來保障所有人的決策機制。日後政府推出任何政策,只要有人不滿意,然後去衝擊、去破壞原有機制,那政府就什麼都不用做了。而如果有另一群人,持完全相反的立場,但用同樣的方式去衝擊、去破壞,那政府又該怎麼決策?到底該聽哪一邊的?」

專注港澳研究的鍾民杰,今年推出《黃絲之亂:戳破香港政治泡沫的原理》一書。讀者乍看書名,很難不把他標籤為「藍絲」、「建制派」、「保皇黨」,但他說:「我從來沒有投過他們的票!我批評所謂『黃絲』,不是批評他們的政治立場,而是批評他們不理解決策機制!」以2014年雨傘運動民主派要求「人大撤回831決議」為例,鍾民杰笑言,「其實人大根本沒有『撤回』這程序,它的決議是單向的,但香港可以透過立法會『否決』。可惜大家都不理解,然後提出一些『無理』的要求(撤回),甚至作出一些破壞機制的行為,這才是對香港最大的傷害。」

時隔五年,他所言的「港人不理解決策機制」,在反修例爭議中仍處處可見。

鍾民杰認為,反修例浪潮演變至今,最大問題在於香港人不理解社會決策機制。(資料圖片 / 高仲明攝)

機制無法如我們所願,
所以只能推倒?

依鍾民杰之見,《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本應交由立法會按既定程序修正、通過或否決。不過,反對者們大概會反駁稱,由於保皇派當道,議會不公,未能達成港人所願,故必須以激進行動推倒有關機制。

「這正是最值得大家反思的地方。」鍾民杰指出——首先,「機制」的作用並不是讓我們達成我們想要的結果,而是在「行政主導」的體制下,協助政府在推行政策時,尋求一個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即非促成社會對某事物達成一致的看法;惟該方案未必令所有人滿意,也未必是大部份人原本想要的東西,但總算是大家經過程序商討的結果,日後也可通過機制再修正。其次,反對者們習慣否定與他們持相反意見的持份者的存在,「以『蛇齋餅糉』的批評否定建制派取得議席的認受性、以『我們香港人反對修例』的論述否定支持修例者的存在性」,而這種根本性的否定,正是香港社會撕裂的來源,不斷扭曲支持和反對者之間的協商機制。

大概會有論者反駁道,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恃強凌弱,強行修訂《逃犯條例》,不也是否定反對聲音的存在、扭曲協商機制的表現?

「我經常說,政府施政毫無原則!如果你(政府)認為這件事是對的,就不應該為了讓條例通過,而對某些人退讓;但如果有問題,就應該好好討論,看看問題在哪裏,再加以修正。」鍾民杰並沒有為當局開脫,「商界說有問題,你就退讓了,那其他持份者呢?為何不是一視同仁?難道其他人說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只有商界說的才是問題?現在大家上街、衝擊,你就退讓、暫緩了,那如果支持修例的有樣學樣,你讓不讓?你自己也在破壞自己的運行機制啊!」他強調,包括示威者、從政精英、以及不少香港人在內,都不理解維護決策機制的重要,「(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甚至說,『不介意政府現在撤回』,這是很恐怖的事!你怎能拋開維護機制的原則呢?」

反修例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被批評是衝擊法治,但陳弘儒認為應就個別行為分開處理。(資料圖片 / 羅國輝攝)

也許又會有人辯稱,就是因為當局粗暴行使「制度暴力」,大家才會被迫無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換言之,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故不能把責任歸咎示威者。

就此,鍾民杰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2014年佔中,再到今年的反修例,你有沒有發現,反對者們總是要求政府『立即撤回』,而不僅僅是『撤回』那麼簡單?」他認為,兩者意涵截然不同,當下政府已停止修例工作,實質等同「撤回」,但反對者從修例之初就要求「立即撤回」,即根本沒有迴旋空間,也不打算與政府透過機制協商。

「『立即撤回』,其實是一個『政治遊戲』的手段。它一開始是政客提出的口號,一傳十、十傳百,但人們未必明白其背後的意義。如果叫『撤回』,現在基本上沒有爭議,如果叫『立即撤回』,遊戲就可以繼續,而的確有人是希望『遊戲』可以一直玩下去的。」鍾民杰解釋,「『立即撤回』意味對方『馬上有損失』,其實很符合我們短視的人性」,但從政治現實而論,「立即撤回」並非合理要求,而只有設定一個無法達成的目標,才能令「遊戲」一直有「敵人(政府)」可以「被攻擊」,躲在「遊戲」背後的人就能藉此獲取政治利益。

反對者們總是說,「暫緩」夜長夢多,必須「撤回」以防死灰復燃。但鍾民杰問:「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例,當年被『擱置』後,也沒有『如幽靈重臨』啊。政府真的那麼不可靠嗎?」——事實上,如果認定政府最終會出爾反爾,那麼「撤回」和「暫緩」的結果,不也是一樣?

七一衝擊期間,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勸說示威者冷靜的一幕,令鍾民杰印象深刻。「當時許智峯說,『入面有會開先衝、衝得有價值』,隨即有示威者大叫,『到時我要返工呀』。我就想,原來大家還記得要上班,但是,你上班的時候,你的老闆從來都不聽你的,難道你就要拿起玻璃杯扔向你的老闆嗎?」鍾民杰說,這個比喻未必恰當,但現實是,「社會未必完全跟從我們的意願,有時甚至會忽略我們,可是我們仍然有很多表達機制,而不是衝擊破壞。」

鍾民杰指出,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從來都不是由選舉而建立的。(資料圖片 / 高仲明攝)

只有重啟政改、
建立普選機制,
才能為香港解困?

暴力衝擊立法會的示威者在議事廳內發表《七一宣言》時,要求政府徹底撤回修例,收回暴動定性,撤回所有反修例抗爭者控罪,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並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至上周大專學界拒絕與特首林鄭月娥閉門會議並發表公開信,也稱「我們一如以往,堅持民間五大訴求」。

然而,在6月9日及6月16日兩場反修例大遊行當中,民間並沒有要求「實行真普選」,而是直到6月17日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撰文提倡「重啟政改」之後,民主派才開腔和應,並謂問題根源在於香港未能實行全面普選。問題是,如果普選機制的缺乏是反修例浪潮的根源,民間何不一早提出?而建立普選機制,又是否為香港解困的靈丹妙藥?

「他們說『普選』可以提高香港政府的認受性,但是,港府(一直以來)的認受性,是從香港人自己的選舉而來的嗎?」鍾民杰仍然堅持他在訪問開首的說法,「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認受性,而是大家不理解決策機制的運行,甚至是法治意識薄弱,不明白自己有什麼權限和權力。你喜歡不喜歡修訂《逃犯條例》是一回事,但我們必須承認包括議會在內的機制可以幫助我們決策,而不只是選擇性承認。」

談及政府認受性,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區政府施政滿意程度調查」,儘管市民對當局施政滿意度淨值已跌至負53.5個百分點的歷史新低,但在2005年10月下旬,市民對港府施政滿意度淨值卻曾經高見48個百分點,當中有56.5%受訪者滿意,另僅8.5%不滿意,而時任行政長官正是在當年「小圈子」特首補選中因沒有對手而自動當選的曾蔭權。

至曾蔭權於2007年取得逾八成選委支持(649票/800票)而成功連任後,同年10月下旬市民對港府施政滿意度淨值也高達45個百分點。這些數值是什麼概念?根據台灣《風傳媒》對取得逾689萬票的蔡英文在上任總統三周年所發布的民調,有51.4%受訪者滿意其整體施政,另有40.2%感到不滿,即滿意度淨值為11.2個百分點。

表達意見有很多種方式,惟香港人應該較難接受暴力衝擊。(資料圖片 / 梁鵬威攝)

鍾民杰又問,如果單靠普選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麼民主三大先驅國家英國、法國、美國,為何至今也仍充滿矛盾,甚至出現脫歐鬧劇、黃背心運動?

「他們一邊衝擊並破壞決策機制,但另一邊又呼籲大家登記做選民,以增強在決策機制中的話語權,這不是很荒謬嗎?你明明要拆毀這個制度,但你又叫人把你們送進這個制度,這不是很矛盾嗎?」談及這個問題,向來慢條斯理的鍾民杰也忍不住有些激動,但他亦強調,「人很多時候都是自相矛盾的」,而類似的「選擇性相信機制事例」也多不勝數,例如有人說相信「香港法治」而不相信「香港警察」,但其實「法治」是由「法院司法」和「警察執法」共同構成的。

回顧示威者「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的訴求,也同樣有矛盾之處。首先,根據《基本法》附件一,如要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並得到行政長官同意,再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假如特首真的如示威者所願解散立法會,但若要落實普選則仍需立法會審議,那麼,到底還應否解散立法會?

其次,《基本法》第50條規定,如特首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及重要政府法案,若經協商後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特首便可解散立法會;換言之,特首解散立法會的前提,是立法機關運行時出現上述問題,但是,當示威者衝擊議會,又怎麼令議會運行?

外界有聲音質疑,警方未阻止示威者攻佔立法會,可能是有意為之的「空城計」。(資料圖片 / 梁鵬威攝)

香港人不能再輸了,
只要傾巢一博,就能改變機制?

「我們要贏,就一起繼續贏下去。要輸,我們就要輸十年,我們整個公民社會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當晚,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之一、《香港民族論》編者梁繼平摘下口罩的慷慨陳詞,令不少市民動容,紛紛呼籲「不篤灰、不割席、不指摘」。

「他們一直強調,『香港人不能再輸了』、『香港人一定要贏返次』,但他們所謂的『輸贏』,卻只是以人家的『失敗』,作為自己的『成功』,並沒有想過香港會有什麼影響。」鍾民杰問,「他們攻入立法會,就算包圍十天、十個月、十年,大家可以建設什麼?23條也好,國教科也罷,2014年政改如是,撤回的撤回,擱置的擱置,否決的否決,香港實質上得到什麼?就是退回原點,但有什麼好處呢?不是對你個人的好處,而是整個社會有沒有往前走?」

鍾民杰又顯得有些激動了:「我很緊張這些事!負責任的人不應該這樣的!」

有人說,問題不在於香港贏了什麼,而是如果《逃犯條例》通過修訂,香港將會輸掉什麼。而鍾民杰是這樣看的——「如果中共要針對你,根本不需要透過《逃犯條例》。大家經常說,『中共有陰謀』,但『陰謀』都被你看穿,成了『陽謀』,每天都有、每天都在『害怕』。這真的是『恐懼』嗎?還是只是經過人為的操作?」

他續指,有人為了「贏取」這場「遊戲」、獲得改變社會決策的快感,而罔顧香港整體利益,「但他們通常令大家以為,他們就是唯一的正確選擇,即所謂的真理——你聯署、你上街、你衝擊、你傾盡所有,你就是對的,你是民主鬥士;你支持修例,你就是壞人。這就是人性、是人求生的本能,因為人是害怕孤獨的,你不跟大隊的話你就沒有朋友,你的聲音也很容易就會被消滅。」

「我在網上看到一些留言,有些人真的應該被捉起來!」鍾民杰憤斥個別刻意教唆情緒低落人士「不如光榮就義」的網民,「這關乎人命,怎麼能夠這樣?」除此之外,他亦批評有人「消費死者」:「他們同情最近接二連三輕生的人,但為什麼沒有人同情客死異鄉的潘曉穎(陳同佳案死者)?再者,每當不幸事件發生,他們就會為政府貼上『血的政權』標籤、揚言要為死者討回公道、繼承其所追求的價值等等。其實有沒有想過,這種『同情』是有選擇性的?大家真的應該收手了,否則只會鼓動更多人無辜犧牲。而且,『死』這件事,本身就不會影響決策機制。」

衝擊立法會,發洩了怨氣,但香港得到了什麼?(資料圖片 / 余俊亮攝)

他慨嘆:「我們的教育制度很『成功』,令我們懂得批判制度、批判別人,就是不懂得批判自己。如果我們能用批判他人的標準來批判自己,我想,今天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會去做。事到如今,到底要怎樣才能令大家反思呢?太難了,因為『遊戲』太好玩了。」

「他們想贏,可惜沒有讀過老子——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夠戰勝別人的人有力量,能夠戰勝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這絕對不是虛話。」

鍾民杰解釋,他明白不少年輕人對政府施政充滿怨氣,「但有沒有想過,你無法透過現有機制踢走你討厭的人,其實是因為你不夠強,無法爭取到絕大部份人的支持?當然,制度的設計也有所影響,但你有沒有嘗試在現有機制下,讓自己變得更強,以爭取可以慢慢改變機制的力量?機制很難一下子被改變,那你會不會嘗試改變自己的目標,在現有條件下取得最好的成果,而不是用激進手段要求社會遷就你?當你想方設法打倒你所謂的敵人,我們可能一無所得,要贏,就要改進自己,不改進就輸了。」

上文節錄自第17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8日)的《制度維護者問反修例——香港到底贏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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