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膠回收】生產者責任制 能否對症下藥？
塑膠難以自然降解，最終對堆填區造成負擔。要解決根本問題，應從生產者源頭入手，現時環保署已經在塑膠、廢電器電子產品、玻璃飲料容器等可回收物方面推行生產者責任制，但對於塑膠回收仍屬起步階段。塑膠飲料容器佔香港整體棄置塑膠容器約六成，環保署於2017年10月委聘顧問展開研究，探討在塑膠產品容器方面引入生產者責任制，包括盛載飲料和個人護理產品的膠樽。環保署現時考慮實行「按樽制」，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市民回收塑膠飲料。可是，塑膠產品不只膠樽，還有包裝物料、紙包飲品等產品，惟現時仍未有落實相關產品的生產者責任制以對症下藥。（此文章為塑膠回收系列報道三）
環保署的《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曾提及會實行包裝物料的生產者責任制，最終未能落實相關措施，當局沒有就生產商、零售店及網店等售賣物品的包裝物料作出管理，不少貨品如水果蔬菜、瓶裝飲料等會被過度包裝。
另一方面，現時香港每日丟棄的紙包飲品盒接近80噸，當中回收紙包飲品盒含多層物料，鋁箔盒除了主要的紙質材料外，仍有近兩成的物料屬於塑膠，可惜當局未能妥善回收。現有技術可以將紙、膠、鋁的物質分離，最常見的是利樂包裝（Tetra Pak Packaging），可是，當局並沒有措施針對紙包飲品盒的回收，加上生產者責任制並未有針對紙包飲品盒的製造商，只能依靠環保團體將少量紙包飲品盒回收，再運往外地處理。
森峰環保運輸公司經理劉妙成表示，雖然從事塑膠回收，但仍贊成市民減少使用及重用塑膠。他建議政府就產品包裝及設計進行研究，令生產商從方便回收的角度設計產品，並減少過度包裝，盡量選擇可回收塑膠物料。他舉例，現時很多生產商在製造膠樽時，為了產品的美觀，會利用PET及PE塑膠在樽口的接觸點上「啤死」，一來沒有實質用途，二來會令塑膠難以分離及回收。部份產品如相機等，為了令顧客有更好的「手感」，亦會將皮質材料與膠結合，回收時雖然可以將兩者分離，但由於需要運用「燒鹼」技術，處理化學污水成本高，令分離成本大於產品價值，最終淪為垃圾。
不少地區亦加快展開「限塑」的步伐，如歐盟落實在2022年限制使用十種即棄塑膠製品，英國亦計劃向所有含少於30%可回收塑膠產品徵稅，以鼓勵企業選擇可回收塑膠作為原料。可是，香港仍停留在禁派膠袋、走膠飲管的階段，並未有後續的進程及相關法例。
確保回收市場 價格保持平穩
香港浸會大學嘉漢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主任黃煥忠形容，本地的回收商仍在苦苦掙扎，每當回收物的市場價過低時，回收商避免虧蝕便拒絕回收，政府亦沒有營運基金確保回收市場價格平穩。他認為關鍵是克服回收市場的價格波動，但回收基金等支援措施，並不能完全解決回收商資金營運的問題。
黃煥忠曾到台灣考察，了解當地的回收經驗。他指當地有足夠設施、資金及能力助回收商處理物品，政府亦會以補貼垃圾處理費用的方式填補回收商的虧損，雖然回收商未必「賺大錢」，但至少不會「蝕住做」。這做法可以推動回收市場發展，市場氣氛愈好，回收商便有錢賺，當市場不穩時，回收商亦可靠補貼維生。台灣亦設立生產者責任制的基金，利用基金將資源投放在公民教育及回收系統，並成立市場機制，確保回收商有固定收入營運，而整個垃圾回收系統環環相扣，亦有充足的資源可持續發展。
「回收行業是社會行為而非商業行為，作為政府，有責任處理垃圾，並不能完全交予自由市場，並只以經濟角度考量。」黃煥忠指出，即使將垃圾運往堆填區，政府也要支付「處理費」，這個步驟可以交由回收商解決，將垃圾轉化為資源，「堆填區壽命延長，長遠來計是慳錢，可惜現時香港卻沒有訂立長遠回收垃圾的計劃。」
他強調，並不是要政府全額補貼回收商，而是由政府撥款負擔起因市場價格波動而招致的虧蝕，當局可視為「處理垃圾」費用。回收商只是服務提供者，當完成處理後，回收商只是將回收後的資源出口，中間涉及商業行為，但政府並不是全額支出。回收商主要負責運輸費用，以增加生存空間。
黃煥忠指出，南韓、日本、台灣等地均有垃圾分類、收費、罰款制度，市民如果產生較少垃圾，垃圾收費亦相對較少，變相增加經濟誘因鼓勵市民參與減廢，「這是carrot and stick（蘿蔔加大棒）的問題，可是，香港連分類法規也沒有。」
他形容，垃圾是社會面對的民生問題，但香港多年來的討論仍圍繞垃圾收費，「香港的垃圾問題蹉跎十多年，2005年前比台灣做得好，2019年落後台灣十多年，香港一直沒有正視垃圾處理的策略，不用法規去解決，永遠還停留在口號上。」香港即將實施垃圾徵費，假若回收行業、收集垃圾的系統仍未能完善，垃圾問題依舊纏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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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2日）《內地新政策治垃圾 港塑膠何去何從》專題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