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五】從澳洲回流香港 青年:這裏還有可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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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Joe(化名)十多年了,記得當時他陪女朋友回港,初時很不慣,每次見面他都說要回澳洲。來香港前,他在澳洲已工作八年,有不錯的職位,有很多出差的機會,他把來香港當作是長假期,以為假期完結便會返屋企。他初期在香港做的幾份工都不順心,有待遇差的,也有拖糧的,感受到香港生活迫人,我以為他總會走。沒想到這次見面,他說現在傾向長時間留下來。

從一個城市走向另一個城市,在既有的文化上接納新文化,認識新地方的制度與程序,是每個移民者都要學習的事。小時候的他是跟着媽媽走,對於離別沒有太大的感覺,反而新地方的歧視更讓人印象深刻。當擺脫小學雞式的歧視時,他已投身社會。澳洲的大學不只分全日制及兼讀制,還有一種叫sandwich course,讀書與實習交替,大學時已開始工作,畢業時幾乎與職場無縫接軌。來香港時,他不過二十多歲,卻任職澳洲一家美國公司,主管亞太區業務,經常新加坡、香港、北京、東京各地跑。

有天,女朋友敏敏跟他說,爺爺年紀大了,想回香港陪他。敏敏是移民後代,在澳洲出生、長大,父母在當地都有工作,她讀教育出身,本想在當地教書,但不捨在香港獨居的爺爺,決定回來。Joe當時沒有想太多,也跟着女朋友回來了。敏敏幸運地找到小學教席,但他的求職過程不算愉快,不斷轉工。那段時間,所有社交活動,他都沒有積極參與,常常將「返澳洲」掛在嘴邊,直至後來他與敏敏結婚、置業,回去的念頭減少了。

澳洲悉尼為太平洋生活成本最貴的城市,排全球第50位。(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一個人的去留跟他建立的日常生活圈有關。簡單來說,這裏有物業,你要走便要賣物業,在其他地方重新找一個物業,這是一種取捨。」去與留的掙扎,被簡化得好似搬屋一樣。我們在餐廳坐下,他緩緩地說,最近辭職了,在創業。「香港的發展機會因人而異,但整體而言比其他地方多。」

營商環境與多元文化最為吸引

從事數據分析及金融科技多年,從低層做到中高層再到創業,他體會到香港打工仔被剝削,但營商環境卻很好的反差。「香港是全球最易開公司的地方,在內地,一個外國人要進去好難,香港人去內地反而好易,有好多優惠政策。在香港做外國生意也很常見,你見尖沙咀有很多非洲人,他們會在香港做非洲貿易生意,而在澳洲,你好少見到有非洲人在那邊開一間公司做非洲人生意,要澳洲人開公司,才可以跟非洲人做生意。」他指,香港人如果明白這些好處並加以利用,會有很多機會。

此前,因為工作接觸不少夥伴,促成他的創業決定。「我與印度、新加坡公司傾合作,都是靠自己,因為政府只係做大陸。」政府提出發展大灣區,一來想實現中港融合,二來則是解決本地市場過小的問題,在他看來,大灣區僅是政府為了加大市場的「懶惰方法」,從中央那裏分一杯羮。「香港由八十年代領先,變成現在等人派糖,想留在香港發展便應該自己去想怎麼發展。」他認真道。

營商環境是他考慮會否再走的主要原因。十年前,他曾想移民新加坡,當時本地經濟衰退,雷曼破產,新加坡的經濟環境看似比較好,但經濟低潮期短暫,又考慮到新加坡文化不及香港多元,當地強調多說華語多寫英文,外來人口以華人、馬拉人、印度人及西方人為主,實乃只有四種文化,他便打消了念頭。

他指多元文化如香港,世界少見,這對定居、營商都有好處。「香港是除了做生意,更可以認識朋友的地方。過去幾年,我認識了很多人,有以色列人,有居於加拿大的法國人,大家一起食飯飲酒。」澳洲不是以多元文化自居嗎?他不置可否,「我們會叫人鬼佬,但不代表我們恨他們。但在澳洲,某些區域我們是不敢去的。」2005年,Cronulla(悉尼南部海灘區)曾發生一場騷亂,澳洲人與該區的中東人有衝突,一群中東人一星期後又到白人區搗亂。

Joe從澳洲回流香港多年,這裏的多元文化是他留下來的主因。(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越南人聚居的Cabramatta、華人居多的Hobart,即便是較多香港人居住的Chatswood,「有朋友會過去玩,但不會經常去。」這是以「共存」為前提的多元文化。「香港有以色列人社群,有中東人社群,你有沒有見過兩家人在打架?他們不但不會打架,更可以做同事,會出去傾偈飲酒。他們在澳洲也可以共存,但絕對不會攬頭攬頸飲啤酒。人們來到香港就變成這樣,有錢大家搵,有偈傾,都是生意夥伴。」

為什麼留下來,因為在香港做這些事有小小成效。如果返澳洲,人家很早已經有這些概念,不需要我去做,但香港沒有,我可以出一分力。
Joe

為這個地方出一分力

功利而現實,港式和諧或多或少都與利益掛鈎,但近日的社會運動卻將這種表面的和諧也撕破,黃藍對峙,警民對立。Joe身邊不乏因政見不同而掀罵戰的朋友,讀過法律的他嘗試以專業知識拆解朋友間的矛盾,譬如談到逃犯條例,他會先建議大家看看香港與內地的法制有何不同,「我們要衡量恐懼是真實發生,還是假象?不只中國,美國也是這樣,他們有反恐條例,甚至不需要在美國境內捉你,他們曾在伊拉克捉了一個澳洲人。我們首先要明白每個地方的制度,在哪裏會受保障。」

無論這場運動結果如何,Joe希望大家從罵戰中抽離,理性看待事情。(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他希望朋友不要輕易跌入漩渦,以理性討論取代罵戰。他說自己有立場,也曾在社交媒體寫過一些看法。他指大家因為恐懼而容易被點燃憤怒,對修例感到恐懼的人在6.12被警察的過度武力而牽動情緒,又因警方在上水、沙田的錯誤執法而掀起更大的反抗,7.21白衣人乘虛而入,警方的失職引起民眾更大的憤怒。他不認同暴力,無論示威者抑或警方的暴力,都需要追究,需要有獨立調查委員會。憤怒的港人更應該盡公民責任去投票,甚至組織政黨去推動政策及建設社會。他喜歡以數據分析,指出大家的盲點。譬如收到文宣圖,他會追蹤原圖及數據源,從而分析資料的準確性,叫朋友不要被圖片上的文字影響,嘗試用原圖解讀事件。「但不是每次都可緩和。」他苦笑道。

人生中一半時間在澳洲,一半時間在香港,他喜歡澳洲的自然環境,也鍾情香港的多元文化,他關心這片土地發生的事,希望這裏可以變得更好。近年,他積極投身社會服務,推動金融科技及創科,加入全球可持續發展規劃師學會,倡導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並在專上學院教授相關課程。「為什麼留下來,因為在香港做這些事有小小成效。如果返澳洲,人家很早已經有這些概念,不需要我去做,但香港沒有,我可以出一分力。」

Joe收到文宣圖,他會追蹤原圖及數據源,從而分析資料的準確性。(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敏敏在旁邊不作聲,後來她跟我說,他們談政治議題有時會引起誤會,朋友覺得他們有澳洲護照有退路,視他們為局外人,「我很喜歡香港,這裏有我的親人、朋友、回憶,我不會希望它不好。」她雖然在澳洲出生,但小學及中學有近一半時間在香港讀書。父母擔心她中文不好,暑假便讓她回來返學,讀了半年,又送她過去讀英文,在不斷的入學退學中度過求學階段。丈夫初期來到香港不知如何生活,她有心理準備隨時跟他回去,後來他終於積極起來,回頭再看,她感恩當年他義無反顧隨她回來。「他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但在這件事上,他其實很浪漫。」她笑道。

體會過移民生活的好與不好,經歷過搬遷回流,敏敏形容自己面對去留確實比較少包袱,「有了這些經驗,我要去其他地方,我不會害怕,會知道如何適應。」 Joe則將人的流動比喻成轉工,每間公司都有不同的文化,轉工必然要面對新的文化。「我們要明白每個地方的文化,才會考慮是否轉過去。」

朋友問他移民澳洲好不好,他會反問:「你覺得澳洲完美?那裏交48%稅,住貴食貴搭車貴,你不會出街食飯,這樣的生活方式你喜歡嗎?」那馬來西亞呢?「馬來西亞有很多東西吃、天氣好,聽起來很好,但你不可以有雙重國籍喔。」當把每一個地方的優點與缺點都列出來,原來世上並沒有完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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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16日)《回流香港十多年 這裏還有可做之事》,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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