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版圖變天 對新任區議員應抱何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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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條例》修訂爭議炙熱,被操作成「變相公投」的香港主權移交後第六屆區議會選舉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翻天覆地之變,不但創下高達71.2%的投票率,泛民主派更奪得逾85%議席。社會的政治參與度提高,更多香港市民願意關心政治無疑是件好事,但無可諱言,這股公民意識的高漲起源於近期的政治風暴,泛民或建制的支持者,都難免帶有情緒與政治考量投下手中的選票。如今,選舉告一段落,不論是否滿意結果,我們都應該冷靜下來思索,除了宣洩政治情緒外,對於新任的區議員究竟應該抱有什麼樣期許?

相較於2015年第五屆區議會選舉的近147萬總投票人數,今屆區議會選舉的投票人數暴增一倍至約294萬人。

受《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影響,在政治張力持續高漲的當下,周日(11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被操作為「變相公投」—不少選民基於對特區政府施政及警方執法的不滿,投下懲罰建制派的一票,為泛民陣營取得破天荒的385個議席。

僅剩59席的建制派檢討敗選原因時,主要歸咎於政府施政失當,而非地區工作有所懈怠。失落荃灣愉景選區的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便指出,其得票稍多於上屆,但該區總投票率增加了三成,而「空降冇做過嘢」的對手,只需高呼「五大訴求」,就可讓他受到「懲罰」;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更直言,在政治大環境的影響下,即使有扎實的基層民生工作績效都難以力挽狂瀾。難道,區議員的地區工作已經不再重要了嗎?這還得由區議員本身的職能說起。

本次區議會選舉創下不少紀錄,社區政治版圖也徹底改變。(盧翊銘攝)

區議員應該做些什麼?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給出了如同《區議會條例草案》上所規定的標準答案—一方面,針對居民福利、公共設施、發展優次、公共工程及社區活動的公帑運用,向特區政府提供意見;另方面,在有關項目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改善環境、促進康樂文化活動、舉辦社區活動等責任。不過,李彭廣認為,「從這個角度看來,職能確實比較局限,但作為基層的政治人物及領袖,除了官方規定的功能外,也有反映民意、代表民眾爭取項目的作用」。因此,他也注意到,在現實的情況下,除了民生問題之外,區議員也被賦予了政治身份。

政治因素擴大 對區議員是好是壞?

李彭廣解釋,區議員被視為最能直接接觸群眾的代表,具備一定「反映民意」的戰略地位,因此,儘管其本質上以地區工作為主,但當社會面臨重大爭議時,他們難免會被要求作政治表態,而有關表態與其本身憲制職能沒有直接關係,不具任何實質效力。例如,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期間,全港18區區議會主席曾在未經議會討論的情況下,發表聯合聲明支持當局將草案直上立法會大會。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認為該屆區議會選舉已徹底被政治因素所掩蓋。(資料圖片/羅國輝攝)

「如果居民對修例有所保留,他就會覺得『我不同意,你怎麼隨便就代表我』。」李彭廣說,選民並非鐵板一塊,會因應不同時勢調整投票標準,而當下主流意見認為政治表態比社區營造更重要,那麼區議員在當區的服務表現就不是選民的首要考慮因素。他補充,香港歷經長達半年的政治動員,出現了大規模的價值觀與制度碰撞,預料未來區議會中的政治因素仍然很強,而非建制派必然會乘勝追擊,想藉此爭取部份區議會的主導權,甚至爭取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再下一城。

李彭廣強調,區議員的身份跟職能並沒有改變,但重心或會被帶到政治問題上。以往市民覺得區議員只是「社區保母」,經過修例風波,不少人察覺原來區議會除了關注地方民生,還被「賦予」那麼多政治上的象徵作用,甚至能影響到立法會跟提名委員會的選舉,而「泛民當然早就知道區議會有這個戰略意義,但之前動員不了,在經歷這幾個月的碰撞後,愈來愈多人會把區議員當成兵家必爭之地。」

不少泛民支持者歡欣鼓舞,更期待能因此進一步影響上一層政治結構。(曾梓洋攝)

從選舉文宣觀之,確實能嗅到滿滿的「政治味」,有泛民參選人將「五大訴求」作為主要政綱印在傳單封面,也有建制派將「反對暴力破壞」作為競選主旋律,不少選民也在結果底定後呼籲勝選者「盡快前往理大營救手足」、「上任後薪津記得撥一部份援助義士」,並朝着下屆立法會選舉及117席可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席次作打算。

然而,把區議會打造成立法會以外的政治摔跤場,究竟能為社區帶來更正面的轉變、完善居民的生活樣貌進而化解社會衝突造成的巨大裂痕,抑或會令區議會淪為政治人物謀求政治利益的舞台,反而讓充滿意識形態的政治語言加重撕裂彼此間的傷口,並讓政策被淹沒在政治口水之中?區議會增加政治因素後,真的有助於解決香港正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嗎?

許多民眾寄望藉由此次區議會選舉向港府表達對反修例爭議所引起的不滿。(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以鄰近香港的台灣為例,地方議會選舉制度施行已久,地方民意代表除了面對大大小小的居民服務外,更具備預算審查及法例提案權,掌握的地方建設發展權限較香港區議會更加全面、政治角色更顯吃重。但時至今日,藍綠兩黨之外的政治人物在參選時,卻愈來愈多人高呼「打破藍綠、民生第一」的口號,原因不外乎藍綠兩黨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下,原本應該聚焦於市政問題的民意代表,卻不斷在國家認同、政黨紛爭等議題上打轉,甚至在面對單純的地方建設時,也以藍綠、統獨等因素作出無理牽制,藉此打擊政敵形象、佔據鎂光燈焦點,使地方市政因為政治紛擾而停滯不前。

去年台灣地方九合一選舉,也有不少政治素人空降勝選,其中幾位素人在議會上也確實秉持着專業冷靜的態度,在市議會質詢地方首長時針對公共房屋數量、輪候時間,以及外送員安全勞權等問題理性問政,未因政治爭拗較易博得媒體曝光而譁眾取寵,反倒獲得民眾一片掌聲,認為這才是難得一見的「高品質質詢」。可見民眾對於不同層級的民意代表應該聚焦的工作重點,其實心中亦有分寸,當政治口號在選舉過後慢慢退燒時,選民終歸會回頭檢視民意代表是否盡足地方工作的本分。

高雄市議會民進黨議員要求高雄市長韓國瑜辭職,藍綠雙方吵成一團。(中央社)

如何理解「民生無法擺脫政治」?

「區議員基本上還是以社區服務的表現為主,但社區也處於香港的大時代、大環境當中,不排除當社會對某些立法或爭議有高度關注的時候,會受到大環境所發生的事情而影響到選民投票。所以區議員必須要兩者兼顧,他當選後不能天天搞反修例,還是要維持好社區服務,這個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單搞政治一樣沒辦法維持住議席,因為下次選舉的政治議題可能就淡化了,選民投票時可能又回到原本的社區服務上。」

李彭廣分析,2003年泛民主派曾經取得部份區議會的多數席次,為何在下次的換屆選舉中又被建制派重奪控制權,除了資源不足的問題外,主要還是政治熱潮總有退燒之時。當年選民對《基本法》23條立法有所憂慮,而選擇在當屆區議會選舉支持泛民主派,但當政治議題結束或得到妥善安排後,下一次的選舉民眾便不會再以當初的政治議題作為投票參考。

泛民在2003年區議會選舉亦曾取得佳績,但在換屆選舉中又再度敗給建制。(曾梓洋攝)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或無視各個黨派的區議員除了本職的功能之外,歷來都在社區發揮了政治上的作用與影響力,而選民在面對某些政治爭議時,也確實會期望區議員以民意代表的身份代替他們發聲,很多人也因此認為,要求區議員只關注民生問題而不涉及政治,實屬無稽之談。李彭廣也認為政治與民生當然無法切割,但這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所謂的「政治」。

「大家常聽到政治歸政治、民生歸民生,其實民生問題本身就是政治問題,如果我們講的民生是指經濟發展或就業問題,這當然也跟政府政策有很大的關係。譬如說政府要不要主動招商引資、要不要提供稅務優惠給商人,有人想要減(稅)多一點、有人接受減(稅)少一點;又或者老人津貼要不要增加、醫院要設在哪邊。任何一個民生課題都牽涉到政治考量,只要是與資源分配有關的問題,那勢必會涉及到政治角力,這時候民生問題就擺脫不了政治問題。」

選民如合理解民生與政治不可切割得一面?(羅國輝攝)

李彭廣解釋道,所謂民生無法與政治脫勾涉及不同層面的涵義,「政治」可以是指低層次的政治利益算計,包括如何去拉抬不同的勢力為政策或想法背書,也可以是高層次的價值取向,例如多數民眾如果是自由主義者,他當然不希望政府對市場運作干涉過多,而如果民眾推崇社會主義,便會認為政府應該彌補市場的不足,提供更多的福利政策,不同的政治取態,對於政府管治地方時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都會有所影響。

「就像馬克思講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跟社會生產是下層建築,下層建築決定了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力,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只要牽涉到社會上的資源分配,它必然會是一個政治問題,我是這樣去理解政治跟民生無法切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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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26日)《社區版圖變天 對新任區議員應抱何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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