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一個湖北人的武漢疫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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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最好倒回至2019年12月8日武漢最早發現不明肺炎患者那天,何至於現在這般提心吊膽—相信這是幾乎所有人在談到2019新型冠狀病毒時都會發出的感嘆。對於家住湖北黃岡、近年搬至武漢的我來說,尤其如此。

在武漢肺炎已蔓延至中國各地和部份海外地區、確診人數遠超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被世界衞生組織列為「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之際,我腦海中最早關於武漢肺炎的記憶是去年底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衞健委)一則公開通報。當時,武漢市衞健委首度披露「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儘管那會兒我恰巧讀了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鼠疫》,正驚歎於卡繆對人類在疫情面前盲目樂觀、自以為是的批判,卻未將之與武漢不明肺炎病例聯繫在一起。這是因為我像多數民眾那樣,對於未知疾病的可怕嚴重缺乏認知,錯誤以為在今天這樣一個醫療技術高度發展、有過SARS處理經驗的中國,區區27例不明肺炎不值一提。

武漢首例病例來自華南海鮮市場。(AFP)

從不以為然到提心吊膽

何況,當時武漢市衞健委明確表示「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令人喪失了警惕之心。武漢又是中國中部的「醫都」,醫療資源和水平全國一流,轄區內有一家享有病毒研究領域「航空母艦」之譽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在這種盲目樂觀心態下,我和朋友們還興致勃勃地商量春節假期在武漢和黃岡聚會。

後來雖然有香港學者提醒我武漢肺炎可能比較嚴重,我也從新聞上得知香港政府於1月4日即時啟動嚴重應變級別的公共衞生措施,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湖北人普遍還是毫不在意。當我告知一位在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的朋友外界尤其是港台社會對不明肺炎的關注和反應時,對方還勸我保持淡定。那時武漢衞健委關於不明肺炎的說法還是「可控可防」,至多在後來加上一句「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可能,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當時去過武漢的國家衞健委首批工作組和專家組沒有作任何預警提示。更重要的是,在武漢市衞健委連續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情況通報中,1月5日到16日都沒有新增確診病例。當時的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時間段恰逢湖北和武漢召開地方「兩會」,一些地方官員可能會刻意營造安全祥和的社會氣氛。

鍾南山公開了武漢肺炎能人傳人、多位醫護人員感染、疫情正處於擴散階段的關鍵資訊,正式揭開武漢疫情真相。(資料圖片)

直到1月20日凌晨,武漢市衞健委一口氣披露過去兩天新增136宗病例,我和身處武漢的同學才意識到嚴重性,立即取消在武漢的聚會。當晚,臨時奔赴武漢調研不明肺炎的抗擊SARS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在接受採訪時,公開透露了武漢肺炎能人傳人、多位醫護人員感染、疫情正處於擴散階段的關鍵資訊,正式揭開武漢疫情真相。幾乎與此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相繼針對武漢肺炎作出批示,國務院召開關於應對武漢肺炎的會議。至此,關於武漢肺炎的資訊全面公開化,確診和疑似病例急劇增加。而我和武漢同學的心態從最初的不重視、不以為然驟變為提心吊膽、恐慌,擔心被感染。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湖北省作家協會原主席方方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武漢人最緊張最慌亂最恐懼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我同意她的說法,但更想用過山車來形容身邊人的心理變化。隨着鍾南山揭開疫情真相,武漢市衞健委通報的病例急劇增加,武漢的同學們再也無法淡定下去,紛紛陷入恐慌和焦慮之中。

有太多曾以為很堅強大膽的同學,在疫情面前都變得無比脆弱。「我從武漢回來後一直發燒,持續不退,還伴有胸悶、咽痛,我會不會被感染了」,「完蛋了,我好多症狀與新型冠狀病毒脗合」……類似的話近些天頻繁出現在同學口中。他們都是從武漢返回老家或接觸過武漢人,恰好又在流感盛行的冬季感冒,變得敏感、焦慮和慌張。起初他們以是否發燒為依據,頻繁測體溫,一旦體溫出現異常就擔心自己是否被感染。縱使體溫正常,可當看到新聞上說出現無症狀感染者,立馬又變得杯弓蛇影,害怕自己是那個不幸的無症狀感染者。直到過了一些天,大家才走出恐慌、焦慮的陰影。這樣的心理變化或許是人類在面對未知疾病時的正常表現。突如其來的病毒蔓延難免令人驚慌失措,可反過來想想,日子還是要過,只要有良好防護意識,不至於會輕易被感染。像卡繆在《鼠疫》裏說:「人們應當時刻保持信心,但這應該是建立在高度重視的前提下。」

1月23日,武漢「封城」,關閉公共交通及機場火車站。(資料圖片/澎湃新聞)

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官員

武漢肺炎疫情大範圍爆發後,我的湖北同學們、老鄉們和微信朋友圈的朋友們,他們或分屬於不同的政治光譜,或根本不關注時事,或本身是親體制的公務員,但都有一個共識,即對湖北、武漢的相關官員和國家衞生管理部門深深不滿。這種不滿除了沒有「反中」情緒之外,與《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中港人對政府的不滿高度相似。

縱觀武漢肺炎蔓延的過程,如果武漢市政府和國家衞健委能在第一時間公開信息,果斷採取應對措施,何至於今天。遺憾的是,武漢市政府和國家衞健委非但錯過了最佳時機,還隱瞞疫情真相,將八位在微信群裏提醒人注意不明肺炎的醫生處置為造謠者。國家疾控中心一眾專家沒有及時公開武漢肺炎人傳人的真相,而是忙着在海外頂級醫學期刊發表論文。

更令公眾無法忍受的是,湖北省、武漢市主政官員在應對疫情時荒腔走板,手足無措,統籌協調混亂。例如,湖北省長王曉東在武漢封城時口口聲聲承諾「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是充足的」,結果迅速傳出武漢乃至整個湖北省物資短缺的消息,尤其是醫療物資嚴重短缺,包括武漢市一眾三甲醫院在內大量醫院頻頻出現醫療防護用品告急。尤其離譜的是,武漢乃至湖北省許多醫院向外界發出求援資訊後,來自各地的大量捐贈物資竟因紅十字會等部門的無能、低效而未及時發放。而在武漢肺炎已如此嚴重的情況下,武漢江岸區百步亭社區在1月18日仍舉行四萬餘家庭參與的「萬家宴」活動,其防護意識之差、政府之不作為,舉世嘩然。《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公開表示:「武漢市和國家衞生管理部門對此都負有責任。」

內地多個省市陸續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感染個案,不少醫護人員疲於奔命。圖為武漢醫院的醫護人員接待求診者。(資料圖片/中新社)

落後的疫情防治

倘若沒有發生疫情,我和我的同學們很難想像武漢這樣一個中部第一大城市、綜合實力排全國前十的超大城市,竟在疫情防治上存在這麼多致命短板。武漢尚且如此,那中國絕大多數地方面對疫情時,勢必更不堪一擊。我的老家黃岡距離武漢兩個多小時車程,目前疫情的嚴重程度,在全國範圍內僅次於武漢。

相較於武漢,黃岡醫療條件極為落後,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條件很差,普通民眾尤其是農村居民、年長居民健康防護意識普遍較弱,缺乏良好的衞生習慣,對生病往往不夠重視,能拖就拖。以我所在的黃岡市蘄春縣為例,我1月21日從外地出差返回老家,發現從縣城到鄉鎮很少人戴口罩,街道上天天人來人往、非常嘈雜,打麻將、辦酒席和拜年隨處可見,被感染的風險很高。眼見武漢肺炎病例人數不斷增加,我和同學們實在看不下去老家的狀況,自發組成志願團隊,反覆向老家人闡明肺炎嚴重性,遊說村幹部幫忙提醒和叮囑全村居民。可縱使如此,老家還是有不少頑固分子依然不戴口罩,整天圍在一起打麻將。

毗連武漢的黃岡疫情同樣嚴重,市內「小湯山醫院」正式啟用,首批病人在當晚已轉入該院治療。(網上圖片)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取得巨大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武漢肺炎疫情暴露了國家崛起的薄弱底層,照出了國家崛起亮麗外衣下慵懶無能的官員、繁瑣低效的審批程式、媒體監督角色的缺失和落後的疫情防治體系。這也再次確認了中國依然是個發展中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還有太多亟待補齊的短板。

就像人類社會過去無數次疫情那樣,在當前中國緊急總動員下,武漢肺炎終將會過去,成為以後的知識和記憶。正如卡繆所言,知識和記憶是「一場災難給人們最大的教訓和經驗」,「我們不應輕易放過那些治理中曾經嘗過的苦頭和教訓,應該盡力在下一次災難發生時規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轍。」但願經武漢肺炎一役,國家能痛定思痛,踏踏實實建立現代化的疫情防治體系,別讓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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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一個湖北人的武漢疫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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