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人生不只工作 是誰在鼓吹「做足36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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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惡性循環則來自消費與工作的共生關係。晚期資本主義最讓人深惡痛絕之處是其既在生產(工作)領域帶來剝削,又會透過再生產領域(消費的陷阱)促成競爭性消費和「工作與消費的循環」。

經濟社會學角度給出的解讀是:消費層面的攀比迫使人們超負荷工作,而「攀比」本身又是一種人際交流方式。除非離群索居,否則就會陷入這種被動局面:愈疲於工作,愈需要進行消費補償;而消費增多,就要更拼命加班還賬單,甚至自發選擇過勞。

撰文:賈選凝

承接上文:【過勞】武漢肺炎橫行之時 亦需慎防猝死陷阱

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一書中對「消費型資本主義」的描述,讓筆者想到自己讀過一位香港投行從業者的自述。她在拿到offer正式入職前被公司送往紐約培訓,每天下班直接衝進高檔百貨公司Bergdorf Goodman血拼。夢想中的那些昂貴衣服鞋子,以工資折算,只要工作兩小時或是半天就能輕易獲得。直到很久以後,她才意識到,投行花重金送新人去培訓,其實是想在他們眼前呈現物質盛宴的海市蜃樓,好讓他們從此不知疲倦地工作下去。消費大行其道,工作才有永續動力。

投行花重金送新人去培訓,其實是想在他們眼前呈現物質盛宴的海市蜃樓,好讓他們從此不知疲倦地工作下去。(資料圖片)

技術更從旁助長了消費主義的不朽。與互聯網經濟相結合的電商令網絡消費變得前所未有之便利,這既大大刺激人們的購物需求,也導致物流行業勞動負荷超載—森岡書裏所描述的「以速度取勝的單車信使」,就是今天中國採用眾包(crowdsourcing)模式提供「同城專人直送」服務的「閃送」,而快遞員、外賣配送員這些工種,在重度依賴互聯網經濟的內地,與IT技術人員、醫生、教師一樣都是過勞重災區。争分奪秒搶單的工作模式看似多勞多得,實則是勞動力被資本榨乾了全部。

這也正是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透過多樣化、分散化與個人化傾向所導致的過勞。僱傭形式的多元與工作時間的非標準化,並沒有解放勞動力,反而讓自發性過勞成為趨勢。

自發性過勞背後自然有制度性動機的促因。距離森岡孝二書中描繪的日本又過去了十多年,如今,日本年輕人的關鍵詞是低慾望社會、尼特族(NEET),反而在普遍受到狼性文化感召的中國內地年輕族群裏,主動過勞愈演愈烈。「比你更拼的大有人在」是內地自媒體一度最喜歡輸出的成功學—年入千萬元人民幣的淘寶主播李佳琦一年365天無休,每天凌晨四點結束工作,普通人還有什麼理由不拼?

李佳琦在內地有「口紅一哥」的稱號。(資料圖片)

這種自發主動的過勞並不能簡單歸結為「中國人更勤懇耐勞」。《過度勞累的美國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一書中就以多個案例說明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不少公司評價員工的標準,就是看他能否長時間工作,很多人為了加薪和晉升不敢不加班,更不敢生小孩。整個大環境氛圍導致「過勞」成為獲取事業上升空間的必經之路。而即使歐美國家對過勞現象已經檢討了若干年,大量企業如今都能提供彈性工作制,也僅僅是緩解了工作的標準化—在這個工作早已碎片化和個人化的時代,全體員工的勞動時間並未減少。

森岡孝二在書裏也指出,英美推行多年的「工作與生活平衡運動」並不能解決「勞動者自發過勞」。美國的狀況也沒比中國的「996」好太多,近千萬美國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儘管每周工時設有上限,但超過三分之一的英國員工提交了「超時工作同意書」。英國貿易產業部的調查顯示, 25%的英國員工認為儘管「工作與生活平衡」很理想,卻又認為那會令自身職業生涯受損。所謂自發過勞,究其實質還是多重考慮與權衡之下的無奈選擇。

通脹壓力下要賺加班費

其實,為了工作廢寢忘食的勞動者們對於過勞的危害心知肚明。但是,如果把身心疲憊乃至付出健康代價和減少工作量並獲得較少報酬放在同一架天秤上,他們往往更難接受後者。

一般民眾面臨通脹壓力,只能努力加班賺錢應對生活所需。(資料圖片)

在內地,「90後」不敢體檢,更不敢看體檢報告,既是大家的戲謔自嘲,卻也很符合現實。即使類似「90後程式員加班猝死」的聳動新聞會引發人們檢視「996工作制」是否合理,但最終得出的普遍結論卻依然與勞動回報掛鈎:只要錢給得到位,996並不是問題。人們真正抵制的是價值與價格的不相等,更不滿勞動換取等價薪資的資本主義邏輯被無良資本家默默篡改,但如果報酬真正得宜,不乏有人希望主動延長工時。

香港的狀況也不遑多讓。求職平台jobsDB的數據分析顯示,為博取事業晉升,19%的香港上班族願用「瘋狂加班」換取「平步青雲」。而根據職工盟去年進行的勞工狀況調查顯示,2018年約兩成港人每周工作超過55小時;瑞銀2018年的研究報告更指出,香港有6.57萬名僱員每周工作長達72小時或以上。手停口停是深植人心的觀念,在為標準工時立法規管僱員工時方面,香港的狀況至今落後,其中不乏根深柢固的結構性成因。人們對過勞的不滿遠遠不及樓價和通脹帶來的壓力。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之下,過勞看似主動選擇,卻也是無從選擇。

站在勞工立場的研究者大多有左翼的價值傾向。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中文版序言中就言及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限制和縮短勞動時間」的重要性,他更指出,日本的長時間勞動是阻礙中韓兩國縮短勞動時間的一大原因,而中韓兩國的長時間勞動又反過來推進日本工時進一步延長,全球化經濟肌理中的相互依存難分難解。但為過勞踩煞車,是在勞動者有充分自覺之下推動資方和法律制度進行改變就能完美解決的嗎?

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期內,台灣《勞動基準法》修正案的爭議或許可以提供另一種視角。(資料圖片/中央社)

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期內,台灣《勞動基準法》修正案的爭議或許可以提供另一種視角。俗稱「一例一休」的修法被台媒評為「史上最爛修法」,雖然本意試圖落實勞工周休二日及縮減工時的目標,卻被輿論批評為「三輸」:勞工沒班可加、資方經營成本變高、勞工薪水不漲卻要負擔通脹成本。

總工時下降、加班費上升當然是修法的始初理想,但對很多底薪過低的勞工來說,如果被僱主要求以補休取代加班費,意味着還要再尋其他兼職。台灣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顯示,53%的勞工認同「有加班費或補休就加班」,36.9%的勞工願意自發性為公司加班(45歲以上世代為主),而僅有10%的勞工對加班的態度是「迫不得已才配合」。由此可見,勞動者更在意的是加班能否獲得相應福利,並非純然希望少加班。

人口老化不僅是香港面對的問題,更是全球大趨勢。(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擺脫過勞勢必導致低慾望

這大概也是對過勞討論的最大悖論:和「少加一點班」相連的就是收入變少。森岡孝二與許多研究者一樣提倡「慢節奏生活」,更列舉了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種種轉變(搬到鄉下居住、慢食主義)。但擺脫過勞和消費之惡性循環的另一面,勢必導向極簡、低慾望、環保主義,那是與資本主義豐盛的物質邏輯背道而馳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追求,也確實對年輕族群很有吸引力。但當其成為愈來愈多年輕人的主流選擇時,「N拋世代」也應運而生—這個2016年底在韓國誕生的名詞,代表了不戀愛、不結婚、不生小孩,且相應不必承受高房價和子女教育經費重擔的人生選擇。

2018年,韓國成為世界首個出生率為零的國家。2019年,在全球200個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排名中,台灣敬陪末座。森岡孝二書中提到的東亞過勞三國,都正在面對生育率斷崖下跌所帶來的少子化風暴。據世貿組織去年底發表的報告預測,到2040年,韓國勞動人口將暴跌17%,日本和中國的勞動人口也將銳減14%;到2050年,每3.3個中國人裏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結構老化勢不可擋,勞動力短缺則勢必導致經濟全面萎縮,「超高齡社會」是東亞各國未來要面對的最嚴峻危機。

樓價高企,不少打工仔根本買不起樓。(資料圖片)

相比而言,究竟哪種未來社會才更符合人們的預期—是一個沒有消費需求(房價、育兒成本)去刺激勞動、大家都無慾無求的老齡化社會更糟?還是拼命勞動折損健康再花費更多錢在醫療服務上的過勞社會更糟?或許很難找到一個絕對答案。

不過,至少《過勞時代》一書結尾為勞動者、工會、企業和政策層面提供的諸多建議,放在今天的東亞各國仍然適用。在法律和制度層面採取措施防止超負荷工作、推進正式員工與兼職員工同工同酬、為便利店的營業時間設置社會標準等對策,都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過勞現狀。

而從每一個勞動者的角度出發,避免嚴重過勞的首要前提是能將「過勞」視為一種問題。即使因為各種原因,我們暫時難以徹底改變工作模式和消費觀念,但至少可以更明晰生活與工作的邊界,在可求取平衡的範圍內嘗試兼顧兩者,選擇相對更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並提醒自己:工作並不是人生唯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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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武漢肺炎肆虐下 慎防「過勞」 墮落病毒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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