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治港神話是這樣幻滅的——管制不了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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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一誠可唔可以管治埋香港?」—確保口罩供應穩定、暫停營運賭場兩周、供樓延遲償還本金……面對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NCP)疫情威脅,澳門新任特首賀一誠果斷採取連串防疫措施,讓毗鄰的香港市民羨慕不已,也讓昔日以優秀著稱的香港政府無地自處。從口罩供應的補給、隔離中心的設立、到人流管制的部署,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都因反應遲鈍再度引發民怨,讓整個管治團隊那迷信自由經濟的官僚因循、毫無以人為本的施政原則、缺乏未雨綢繆的前瞻意識等問題暴露無遺,也讓香港人洋洋得意的「公務員治港神話」逐漸幻滅。

(《公務員治港神話是這樣幻滅的》三之三)

在「絕不封關」與「全面封關」之間,必須因應疫情的傳播情況,採取不同的可行方案,根本不能一概而論。(資料圖片)

新型肺炎來勢洶洶,截至今日(2月11日)上午,本港累計確診42宗病例。可是,由於特區政府的後知後覺,至今尚未建立用以應對重大事故的資源裝備補給制度,導致口罩及檢疫中心供不應求,再次惹起民怨。除此之外,鑑於當局欠缺口岸人流管理部署,未能在「怎樣封關」以壓縮出入境人員流動的問題上,令港人清楚明白階段性「人流管制」的作用,導致延續反修例運動那「反中」情緒及「區隔」思維的新興工會有了政治炒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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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ARS的經驗可知,鑑於生活習慣和衞生環境,相比香港而言,內地的確較大機會爆發公共衞生危機,換言之,對香港來說,疾病從外部傳入的機會率比在本地發生高得多。隨着內地近年的高速發展,各地與香港的人流交往頻密,加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難免更利於病毒的無疆界傳播。不過,沙士過後,無論是立法會的調查報告,抑或是特區政府成立的專家委員會報告,都沒有談及應對重大事件的口岸人流管理機制。

例如,由時任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所長霍寧博、英國皇家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院長葛菲雪等專家組成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所撰寫的《汲取經驗 防患未然》檢討報告,由於它只集中檢視本港醫療體制的應變缺失,所以也只從醫療體制的角度提出建議,包括必須在珠三角地區建立定期匯報數據的制度、在疾病監察上建立緊密的協作關係、促進兩地醫療專業人士的交流、與具控制疫症經驗和能力的機構和人士建立聯繫以制訂應變計劃等等,但完全沒有觸及醫療體制以外的疾控措施,如口岸應變管理、控制兩地人流。

至於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所提交的報告,雖然指出時任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在制訂傳染病監控政策時,「未有充分考慮到粵港兩地往來頻繁的跨境人流」,又提及「傳染病可透過國際旅運及中港兩地的跨境旅運傳播」,但是,委員會也只建議當局面對突發傳染病時,「應慎重考慮第一時間把該種疾病列入《檢疫及防疫條例》(後來被《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取代)的附表1內」,令衛生署署長可得到所需的法定權力以應付可能需要行使該等權力的突發情況,而沒有提出關於人流管控的措施。

調查的調查,檢討的檢討,但該做的並沒有做。至是次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儘管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無須對中國發出旅遊或貿易限制令,但在被反修例運動肆虐了逾七個月的香港,那股蠢蠢欲動的「反中」情緒和「區隔」思維又被以政治掛帥的醫護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所喚起,他們更以聲稱有逾9000人參與的「醫護罷工」脅迫特區政府「全面封關」,實質只是針對從內地入境的內地人,而非所有潛在的入境帶菌者。

疫症的可怕,也在於人民的恐慌。(資料圖片)

病毒本來就無疆界,到底要透過怎樣的口岸管制措施、壓縮多少的兩地人員流動,才能達到防止疫情在港擴散的最佳效果,確實是大學問。從公共衛生角度而言,停止所有出入人流物流、全方位的「全面封關」可能是隔絕疫情的「最理想」方法;但是,在現代醫療環境中,起碼從香港過去20多年歷經禽流感、沙士、豬流感等等疫症而論,從來沒有為了從「源頭堵截」而實施過「全面封關」,因為當局制訂公共衛生策略時,必須衡量有關措施所造成的社會成本與所面對的疫症風險是否相稱。

可惜,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就有關問題,與內地當局商討並制訂出入境管制策略。於是,當面對群情洶湧又政治正確的「全面封關」訴求,港府霎時間也陷入兩難,不但未能及早向公眾交代壓縮人流的策略部署,也未能為接二連三的「局部封關」措施成效提供更有力的解說,以戳破罷工團體的政治炒作。

首先,由於陸港兩地交往頻密,每天本身就有大量港人來往兩地,他們佔了整體出入境人流的七成;其次,當新冠肺炎在內地擴散,無論是來往兩地的香港人,或是來往兩地的內地人,大家同樣具備感染病毒的風險,斷不能只針對內地人;再者,當局自1月30日關閉高鐵站,又於2月4日封閉羅湖等多個關口後,內地旅客人數已由1月29日的27780人,減少至1月30日的19555人,再大幅減少至2月4日的9511人,可以說,「局部封關」確有一定成效;第四,倘要「壓縮人流」,「封關」是其中一種手段,「增加出入境成本」是另一種手段,而當局於2月8日起實施的「強制隔離」就是後者,它亦成功把內地旅客進一步減少至995人;最後,嚴防病毒大規模傳播的關鍵,不止要「壓縮人流」,更加要「排查人口」,例如澳門早於1月27日起逐一巡查當地的湖北旅客,有病徵者會被強制隔離。

問題是,該說的,特區政府好像說也說不清,該做的,特區政府似乎也沒有盡力做。

堪稱是SARS「功臣」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曾於2005年與王經倫等合撰《抗疫SARS實踐與新人文精神的思考》一文,當中提到「以人為本」是抗擊SARS的關鍵,我們也應該從中反思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應該如何以此為核心地進一步實現自我提升、完善和超越。如今反觀香港這支曾經被譽為「世界上最優秀」的管治團隊,很難不讓人質疑,它在歷經沙士之後,其實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教訓,甚至在遺忘了「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

上文節錄自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0日)《好打得過SARS,敵不過武漢肺炎?公務員治港神話是這樣幻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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