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不平等的後果：觸發社會矛盾 掀起社會運動
國內不平等可以造成社會矛盾，掀起社會運動，乃至激發內部混亂和對內對外的戰爭。一戰前，西歐國家收入和財富嚴重不平等、上層階級高儲蓄、國內需求不足，資本家需在國外為多餘的儲蓄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因而激發了帝國主義，導致了對殖民地的剝削。
撰文︰方蘅
承接上文：【貧富懸殊】1%富豪擁全球44%財富 不平等現象如何形成
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等，令生活在富國的人比生活在窮國的人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因而促使窮國的人向富國移民。一些高福利國家為規避不成比例的低技能移民帶來的負面影響，只接受「有資格」的人士，包括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另一些國家則試圖吸引富人移民，居住許可證和公民權可以購買。這種政策的一個可能後果是貧窮的國家會變得更加貧窮，因為大多數最高教育水平和最富有的人都移民去富有的國家了。
在工業革命前、平均收入停滯的時代，減少不平等的力量主要是惡性力量，包括一些特殊事件，諸如造成破壞的戰爭、使國家崩潰的內部衝突和流行病等。而在工業革命以後、平均收入增加的社會，除了這些惡性力量之外，還有良性力量，諸如意識形態（如社會主義）和工會帶來的政治壓力，隨着教育普及、人口老齡化帶來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以及偏向低技能工人的技術變革。隨着高技能勞動力的成本變高，或許在某個點用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力從事生產變得效率更高，從而鼓勵發明者研究低技能偏向的技術創新，使基層獲益。
香港問題：資產增值和人口老化
據樂施會2018年發表的《香港不平等報告》顯示，香港最富裕一成及最貧窮一成住戶月入差距，已由2006年的34倍擴大到2016年的44倍。香港貧窮家庭數目高達53萬戶，當中約30多萬戶屬在職貧窮，貧窮人口超過130萬人。正如前述，截至2018年5月，全港首21位超級富豪的資產已相當於特區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總額。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怎樣才可以分配合理一點呢？
實際上，近十來年，香港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據統計，香港原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香港奉行小政府原則，稅後福利轉移亦有所不足，比如發生黃背心運動的法國，2016年堅尼系數達0.516，亦不算低，但稅後福利轉移後，只有0.291，而香港則為0.473。其他主要經濟體的除稅後堅尼系數也都低於香港，如新加坡0.356、美國0.391、英國0.351、澳洲0.337、加拿大0.318。這主要是香港號稱最自由經濟體，奉行自由主義，採取低稅率。
比較起來，法國利得稅（最高稅階）為33.3%，香港僅為16.5%（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及G20國家平均稅率為24.2%及28%）；入息稅方面，法國最高稅階為45%，香港最高稅階僅為17%，標準稅率則為15%。當然，法國的仇富情緒仍然高漲，因上述堅尼系數反映的只是收入不均程度（income gap），而非財富不均（wealth gap），而法國失業率亦高逾8%，遠高於香港的3%左右，這或許是法國社會滋生怨氣的主因，但香港的情況絕對不容忽視。近年的「佔中」、「反修例風波」鬧得天翻地覆，顯然亦與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有關。
堅尼系數計的是收入不均程度，而在香港，不平等還反映在資產上面。有稱香港「有樓就是王」，資產價格一直處於上升周期。2008年香港住宅樓宇買賣合約數目為95,931宗，平均價值3,584,107港元；到2017年為61,591宗，均價則為9,032,943港元，十年間資產增值近三倍。擁有自住物業，已令財富增值，部份人還會出租物業，更有租金收入。據統計2008至2009年度的業主租金收入約為55億元，2016至2017年度則增加至224億元，增幅逾三倍。同期住戶入息中位數（包括租金、股息等）卻只從18,500元增加至26,600元（綜合2018年住戶統計調查），增幅只有43.8%。香港2008至2009年度及其後的物業稅率則為15%，與薪俸稅差不多；差餉徵收率為5%。
香港的不平等問題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口老齡化。2006至2016年間，單是獨居長者住戶數目，就增加了54%，而長者稅前收入偏低，甚至是零收入，所以造成稅前堅尼系數偏高。若再看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堅尼系數，就可得出，2001年稅前堅尼系數為0.488，其後於2006年上升至0.490。但2011年因推出最低工資的緣故，降至0.489；到2016年，更跌至0.482。至於稅後及福利轉移後則由2001年的0.436降至2016年的0.422，可見，政府的福利政策對低收入階層的援助有所提高，亦較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多。
港府針對不平等的應對之策
面對嚴重的不平等問題，特區政府分別推行稅前及稅後措施來應對。稅前措施主要是設立最低工資，稅後措施則是福利轉移。本港自2011年5月1日開始實行最低工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28元逐步上升至37.5元，升幅為33.9%，基本上能追得上通脹。根據政府數據，賺取最低工資的勞工佔所有僱員的百分比有所減少，由2011年6月的6.4%逐年遞降至目前的不足1%，反映基層人力供應緊張。這或許是勞動人口步入退休潮，又或許是人們普遍不願從事低技術工種，無論如何，都令低薪僱員的工資獲得改善。
如前所述，2016年的稅前堅尼系數是0.539，稅後及福利轉移後則為0.473。稅前數字從2006年的0.533增加到0.539，不過，稅後及福利轉移後卻反而由0.475下降至0.473。縱使這個數字仍然偏高，卻也可見到政府投入福利的幅度有所增加。再和2001年比，當時的稅前堅尼系數為0.525，稅後及福利轉移後為0.470，兩個數字都較2016年低，也就是說，政府還須投入更多的福利支持，才能令不平等狀況回復到2001年的水準，而即使如此，也還較主要發達國家高。
香港的稅後福利轉移還有增加的空間，不過，由於奉行自由市場經濟，採取低稅率政策，所謂量入為出，如果要增加福利開支，就要增加稅收，這會令香港失去「最自由經濟體」光環，亦有可能失去商家的青睞，乃至經濟不再繁榮。為此，對於增加稅收，政府不是沒有研議的工作，卻始終未能成為政策，處於兩難之間。另一方面，亦有人質疑過多的福利會有養懶人之嫌，使社會缺乏向上的動力。好像過往中國內地的「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在爭取平等後，卻會喪失了公平。
又如前所述，收入只是其中一個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樓價高企造成財富不平等，才是主因。而香港地少人多，土地供應本已捉襟見肘，政府收地又常遇阻力，明日大嶼計劃預期透過填海解決問題，可是坊間卻以造價貴及環保等問題，反對的聲音不小。目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已由原來的3年增至5.5年。展望未來，房屋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由此而帶來的不平等，相信會長期存在。
上文節錄自第20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日）《1%富豪擁全球44%財富 不平等現象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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