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解碼.五】增加託兒服務 兩屆政府未兌現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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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不僅是一項社福政策,當中所折射的社會形態也值得研究。2018年,香港單親貧窮人口約有9.6萬人,貧窮率達48.1%,比率甚高。政府在扶助單親基層方面有何不足?除了生活支援,如何釋放單親家庭的勞動力,亦是社會長年關注的問題。這又與託兒這項社福服務息息相關,在這方面,政府近年不斷強調未來勞動人口減少,除了醫療、安老開支大增外,也需釋放已婚女性勞動力,以緩解就業市場人手荒,這又是否僅限於一句口號?

與其他群組相比,單親家庭貧窮比率高,社會福利政策如何對症下藥?(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我一向都有工作,現在拿綜援有很多(審批)限制,而且怕對女兒有(不良)影響。」30多歲的阿莉(化名)說。港人對社會保障的觀感或多或少受制度設計及文化價值所影響,阿莉也不例外。

一年多前,阿莉與丈夫離婚後獨力撫養兩名女兒,未能工作只好申請綜援,一家三口連同其他津貼每月本可獲得一萬多元援助,但由於社署視前夫承諾的4,000元贍養費為收入,所以發放綜援時會扣除相關金額,不幸的是前夫沒有履行贍養責任,結果白白被扣掉,每月只有7,000多元綜援金。

阿莉一家現時居於深水埗劏房,月租連水電費約5,000元,夏天時開支更大,每月剩下不足3,000元作一家的日常使費,平時倚靠政府的一次性補助拉上補下,才勉強維持生活。阿莉因一直收不到贍養費,只好自行追討,她在諮詢法律問題時認識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教育幹事王雅思。王雅思還記得,阿莉因贍養費問題受情緒困擾,由於一直收不到法律援助署的審核通知信,那半年間不停遊走家事法庭、社會福利署等政府部門卻無功而還,無助下只好更為節衣縮食,也不願再作糾纏,只期望孩子快點長大入學,自己出來工作,王雅思坦言,雖然這是阿莉的選擇,但對她而言並不公平。

儘管申請贍養費人士的比例愈來愈少,但當中仍有四成人遭拖欠贍養費。(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單親家庭缺支援 難重返職場

事實上,阿莉的例子比比皆是。社會服務聯會數年前公布「離婚單親家庭貧窮研究」,指出近年離婚人數大增,儘管申請贍養費人士的比例愈來愈少,但當中仍有四成人遭拖欠贍養費。現時綜援申領人一旦被拖欠贍養費,需尋求法援協助,再到家事法庭追討,經一定程序後社署才會停止從綜援金扣減贍養費,但須贍養費被拖欠三個月方可展開法律程序,而被扣回的贍養費金額不獲補回,期間事主面對極大生活壓力,而且申請法援手續繁複耗時,例如進行案情及經濟審查。由於申領綜援的家庭早已披露經濟狀況,不少社福團體也很疑惑,為何不能簡化程序,或是打通部門,甚至參考海外做法成立贍養費管理局,令部份資料更流通?長久拖下去始終最受影響的,都是有經濟困難的基層。

現時阿莉大女正就讀小學,小女兒則兩歲,她坦言申領綜援是自己的夢魘,她在細女出世前仍有兼職,現在擔心因領取綜援而招來旁人歧視目光,影響女兒成長,「外面都(對綜援人士)有標籤,雖然有人真的有需要,但大家也只會很籠統地看。」她無奈地說,現在分身不暇,託兒服務又難申請,而且是另一筆支出,只期望成功為細女報讀N班後,能找到一份穩定工作,不用再依賴綜援。

在香港社會脈絡中,強調自強、自力更生的觀念根深柢固,每當談及社會保障,不少人也頓時聯想到「福利」,不但視受助者為無法自行解決問題的失敗者,更極端的想法便是「養懶人」,令不少有需要援助的市民即使面臨苦況,也「不想靠政府」。王雅思坦言:「一份工(的薪金),與綜援(金額)有什麼分別?其實沒什麼大分別。她也會去食物銀行,也可以照樣申請書簿津貼。」但受助人的社會標籤總是如影隨形,自力更生既是個人的選擇,亦是對社會負面目光的反抗。

香港託兒輪候時間長,患寡亦患不均。(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如果要本港社福政策持續、有效地發展,政府不能忽略人口結構的轉變。政府去年底發布的《2018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單親貧窮住戶有約3.4萬戶,共約9.6萬人,當中貧窮率達48.1%;在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則降至2.5萬戶、共7萬人(35%),比率仍高於其他群組,貧窮線一直所指的是現金支援,這某程度反映單親住戶的貧窮問題,不能單靠社會保障金去處理。

《報告》又指,政策介入前單親貧窮住戶分別約有2.1萬戶(62.5%)及約1.2萬戶(37.3%)領取綜援及教育津貼,另有13%住戶申領職津。單親貧窮住戶的在職比例偏低,只有36.6%,反映不少單親父母為了照顧未成年子女,較難兼顧全職工作,因此不少單親住戶在政策介入前零收入或低收入,當中只有16.8%人口從事經濟活動,而且在職人士的兼職或就業不足亦達44.9%,撫養比率高亦會令貧窮風險上升,貧窮情況相對其他群體較明顯。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每年約有五至六萬名嬰兒出生,如要鼓勵工作、釋放婦女勞動力,一個廉價、穩妥、廣泛的託兒服務是必須的。而每當談及香港託兒服務,規模小、輪候時間長、所居住地區的幼兒照顧或託管服務不足的批評聲音此起彼落,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服務督導莊子慧提出,託兒服務對空間、設備、人手比例等均有相當高的要求,而政府迄今只開出一張「空頭支票」。

莊子慧表示,託兒服務多年未見寸進。(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例如針對幼兒的託管服務,社署自2008年起推行「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包括為九歲以下兒童設立的「社區保母服務」,亦有由非牟利的地區團體、婦女組織和教會團體等設立互助幼兒中心。除此以外,政府主要透過獨立幼兒中心及附設於幼稚園的幼兒中心資助託兒服務,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2014年擔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任內,曾承諾會增加1,000個獨立幼兒中心的託兒名額,惟迄今為三歲以下的幼兒提供日間託兒服務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只有747個,僅較三年前增加約九個,部份地區仍從缺。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於去年4月回應指2019/2020年度將有4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託兒名額,當中320個為2歲以下幼兒提供長時間全日制幼兒照顧服務,隨後兩年則提供約500個,尚餘100個名額暫未有時間表,橫跨兩屆政府仍找數無期。數個月後,羅致光再表示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200億元撥款,購置私人物業作為社福設施,預料約160多項社福設施當中,有28間日間幼兒中心,最多可增加2,800個服務名額,期望可在短期內大幅增加供應。但政府種種往績令不少關注團體難以抱有期望,而在剛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對託兒服務及選址撥款隻字不提,亦沒有回應團體提出增設幼兒照顧服務券的訴求,一向充當社會保障項目的試驗平台關愛基金亦沒有發揮派錢以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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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9日)《增加託兒服務 釋放勞動力 兩屆政府未兌現的承諾》。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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