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駱新局】以法亮劍、直面爭端——「兩辦」這樣爭奪政治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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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八十年前提出的統戰策略,可謂中央摒棄「消極一國兩制」思維、重整積極作為治港方略、理順港澳系統組織架構之後,由「封疆大吏」夏寶龍及駱惠寧空降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這幾個月以來的「最佳寫照」。「政治話語權」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鬥爭根據地」,「兩辦」自4月中旬開始一反昔日避而不談的常態,多次聯手以「答記者問」形式,高調回應「泛民拉布」、「中央干預」及「政治檢控」等敏感和尖銳議題,並以法理依據挑戰泛民主派,又澄清多年來一些模稜兩可的問題,為中央治港工作打開新局面。

中聯辦以往予人「不想講、不敢講、不會講」的刻板印象,外界關注駱惠寧的空降會帶來什麼改變。(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消極不干預失掉話語權

「中央需運用《基本法》的思維和法律手段,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確立的《基本法》1.0版本升級為2.0版本,從而有效解決『高度自治』難題。」早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前夕,《「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主要執筆者之一、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兼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已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發表《中央治港須認真面對「高度自治」難題》一文,建議北京當局必須積極作為、敢於干預,方能促成「一國兩制」的長治久安。

強世功所指的「高度自治難題」,首先在於現行「高度自治」未能妥善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其次在於回歸初期中央採取的「消極不干預」政策所導致的「高度自治」論述短板,變相令泛民主張偏離「一國兩制」構想。

他解釋,儘管泛民光譜複雜,遍及左右,但他們都以「反共」、「反社」為共同目標,合力堅持一套「只有普選才能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的主張和論述——(1)「港人治港」就是「命運自決」,必須排除「中央治港」;(2)要解決經濟發展和貧富懸殊,必須透過普選強化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威;(3)貧富懸殊之所以難以解決,源於「功能組別」選舉制度賦予大商家擁有政治特權,形成「官商勾結」的局面;(4)「官商勾結」的核心在於大商家與中央高層結成「政治同盟」,形成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結構;(5)儘管香港資本主義面臨各種問題,但只要實現普選就能解決一切。

郭榮鏗等泛民議員屢次「接招」時,只能重複打出「悲情牌」和「恐懼牌」。(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港府建制陣營「拖了後腳」

無可否認,「只有普選才能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的論述在香港很有市場,不少人甚至因而捲入政治漩渦,卻沒有察覺其實是香港長久以來所採取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出了問題,導致資源分配不均、向上流動停滯、經濟增長困難。問題是,面對這套論述的深入民心,以往中央並沒有積極進行「結構再重構」。例如回歸之初,採取「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極策略;至2003年因《基本法》第23條立法惹起軒然大波後,才調整至「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治港方針,結果又被異軍突起的「本土思潮」和「港獨幻象」亂了陣腳;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才開始爭奪香港政治話語權,例如加強「一國先於兩制」的論述、理順「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不過,動輒被批「干預香港」的中央,不但沒有處於上風,反而被庸碌無為、只懂應聲的建制陣營和特區政府「拖了後腳」——以拖延數年的《國歌法》本地立法為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就曾撰文批評,主事的時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向市民解說時,除了轉述中央層面關於落實《基本法》和加強國民教育的說法之外,「似乎講不出特別的理由,甚至面對反對派的『不歌頌的自由』顯得頗為底氣不足」,根本未能循法理邏輯完整地解釋立法意義,可見特區政府在「泛自由主義」下的「話語短板」。

至於去年大爆發的反修例風波,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的輿論工作更可謂「全軍覆沒」。他們之所以輸得一塌糊塗,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政治正確」之風大行其道,「言論自由」也變得「至高無上」,但一眾缺乏政治技巧的技術官僚,從不具備監督、反擊甚至引領輿論的成功經驗;其次,整個團隊缺乏政治原則和政治理論的支持,他們大多對「資本主義」深信不疑,甚至對「社會主義」帶有偏見,面對「普選至上」的論述時,可能打從心底認為頗有道理,也就難以跳出既定框架加以反思,自然無法對公共行政及政制發展等形成一套實事求是而具說服力的話語,導致整個陣營理不直、氣不壯。

除此之外,中央治港體系長久以來的架構混亂、職權不清、官僚作風,個別官員甚至缺乏對「一國兩制」和「香港深層矛盾」的正確認知,也是「中央話語權旁落」的關鍵。以中聯辦為例,儘管其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曾於1987至1998年間設有「新聞發言人」,可以在過渡期間為中方發聲,然而,回歸後受「區隔治港思維」影響,當局處理新華社的特殊政治身份時多少有些投鼠忌器,雖藉「改名」公布五大職能,但最後一項工作「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的描述仍然頗為含糊其詞,未能夠「名正言順」地代表中央就香港事務發言;而改名後的中聯辦不但不再設有「發言人」一職,連主事官員出席公開活動被記者追訪敏感問題時,往往都是視而不見地匆匆一別,極少停下腳步,直面央港爭端。

近年中央修正「積極一國兩制」策略,開始進駐香港輿論場,中聯辦高層才稍為活躍於人前;然而,他們似乎未有因應香港與內地的話語落差而調整溝通方式,言論不時令人感到「離地」。久而久之,中聯辦便在香港人心中形成「不想講、不敢講、不會講」的刻板印象,未能在回歸後解開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枷鎖,社會輿論長期向泛民傾斜。

去年大爆發的反修例風波,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的輿論工作可謂「全軍覆沒」。(資料圖片)

「以鬥爭求團結」

不過,隨着前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及前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先後空降中聯辦和港澳辦,中央不但主動理順了前者從屬後者的關係,從近期一連串高動行動來看,更已建立「依法治港,直面爭端」的輿論戰略。

首先,久違的「中聯辦新聞發言人」重新進入公眾視線,並與「港澳辦發言人」互相配合,頻密評論重大的時政問題,例如因「內會停擺」而強烈譴責負責主持主席選舉的公民黨郭榮鏗等泛民議員,並且大膽「以法亮劍」而非訴諸謾罵或情緒,一改以往閃閃縮縮、笨嘴拙舌的作風。

其次,面對兩辦過去基於歷史原因而定位不清的政治混沌,不但不再避而不談,反而主動修正錯誤,再列出法理依據,加以澄清,包括兩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當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這不但釐清了兩辦的權力來源和政治地位,也顯示它們日後將會更積極地「關注」及「監督」香港。

再者,由於香港近年的社會運動日漸陷入民粹化、激進化及無政府化等陷阱,由泛民主導的「(區隔一國兩制式)高度自治論述」愈來愈有市場,令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大減,甚至基於一時情緒擁抱「政治攬炒」,兩辦也不再對泛民「退讓」,而是結合法律與政治的手段主動出擊,一方面要通過「鬥爭」方式來導正輿論,另一方面想藉此促使泛民主派懸崖勒馬與之「溝通」,誓要「以鬥爭求團結」。

夏寶龍與駱惠寧正依循「積極一國兩制」思路,為中央治港工作打開新局面。(資料圖片)

「夏駱新局」才剛剛開始

兩辦發力之猛,實屬近年罕見,而這套始料未及的鬥爭策略和話語體系,也着實令泛民主派顯得難以招架。郭榮鏗等泛民議員屢次「接招」時,只能重複打出「悲情牌」和「恐懼牌」,以「倘若捍衛法治而被取消資格是我一生光榮」及「香港人是最後一道防線,千萬不要放棄」等感人說詞應對,卻無法從更具說服力的法理依據着手予以還擊,顯得理虧。

為什麼夏寶龍和駱惠寧能歷任兩辦主任之不能?首先,兩人並非港澳系統出身,以往也沒有相關統戰經驗,反令他們免受既得利益的羈絆;另外,由於兩人長期擔任「封疆大吏」,掌管數千萬人口,他們的地方治理思維更有助於梳理累積多年的治港矛盾;最後,不少評論早已指出,兩人空降港澳體系,都離不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點將」,夏寶龍更曾與習近平長期共事,被視為「習家軍」,與過往掌管兩辦的技術官僚相比,這必然使他們獲取核心信息時少了傳遞扭曲。

總體而言,夏寶龍與駱惠寧正依循「積極一國兩制」思路,為中央治港工作打開新局面。「夏駱新局」才剛剛開始,兩辦能否在「後修例」及「後疫情」時代中,與香港社會進行有效溝通,而不會動輒被指責為「干預自治」,甚或被揶揄成「西環治港」,從而化解港人的成見和疑慮,藉此重奪「一國兩制」的話語權,這仍是治港工作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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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7日)《以法亮劍 直面爭端 如何理解「夏駱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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