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一】與兩代人對話:為什麼往美國去?

撰文:盧偉文 黃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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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留學從來都不只是一種個人選擇,它事關家庭狀況、教育水平、社會風氣、國家政策、國際形勢等無形卻重要的機緣和條件,個人學習成績好壞與否,反倒是一個次要的因素。2020年,在經歷了中美關係加速惡化和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摧毀全球正常秩序後,深陷大國政治旋渦的中國留美學生對此應該深有體會。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近六百萬留學生走出國門看世界,當中有相當一部份去了美國。對他們來說,美國似乎是一個不需要太多解釋的選擇——她是自由、民主、多元、富強的象徵,不僅有許多值得發展中的中國學習和借鑑的地方,而且在所謂「歷史終結」的全球化時代,美國也是一個能夠令他們繼續「向上流動」,甚至扎根生活的自由之地。與此同時,美國的主流輿論也一度認為更多地交流和互動有助「同化」中國,令後者成為他們熟悉和認可的模樣。
然而,隨着中國的強勢崛起和美國政經狀況持續混亂,這樣的相互期許最終被證明是彼此的一廂情願,而兩者努力維繫的善意空間和大致溫和的國際環境也隨之破裂。在這個背景下,站在跨國交流第一線的中國留美學生成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某程度上,他們是過去那個相對平和又充滿希望時代的產物,一度相信未來將是一個「個人突顯、國界淡化」的時代,但似乎,這樣的想法愈來愈像是個「美麗的誤會」。
此為【漩渦中的中國赴美留學生】系列報道之一

對美國的美好想像,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國學生前往美國。(Getty Images)

2005年,王甲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碩士,選擇美國的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是因為太太已先去了,另一方面,當時普遍認為美國是最發達的。」

「赴美升學前,對美國的印象其實非常模糊,更多的是對當地大學的教育品質與生活的嚮往,例如教授鼓勵自由思考,學校課程相對多元,生活也比較豐富,大學設施也非常先進——是這樣一些具體的期望。還有部份是因為不認同國內的行業環境,當時我在一家大型設計公司任職。我非常清楚記得,那家公司每天都會宣傳『狼性』文化和殘酷競爭。我對這種文化不以為然,就急於出去。」王甲憶述。

對那時候的學生來說,美國幾乎與「開放」、「發達」、「先進」畫上等號,能夠前往美國升學,彷彿意味着你的人生將會走上一條「康莊大道」,這個想法不獨內地學生擁有,香港學生也如是,很多其他地區的學生亦然。

(香港01製圖)

這種伴隨美國的發達和強大而來的想像,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國學生前往美國。據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數據,2005/06年度,有逾6.2萬名中國學生赴美升學,相關數字其後不斷上升, 2018/19年度已增至逾36.9萬,增幅驚人(見表一),中國留學生佔美國國際學生的比率亦達33.7%,成為最多學生前往美國留學的國家,數字幾乎是排第二名、人口總數相近的印度的一倍(見表二)。

(香港01製圖)

回想那段時期的留學生活,王甲形容「充滿挑戰與困難」,「因為英文還不夠好,應付某些討論型課程尤其吃力,同時發現一些技術類課程更容易發揮。抵埗那一年,每天都在擔心能否跟上課程、能不能吃飽、生活如何維持下去之類的問題。」

「未來是全球化的時代」

王甲修讀的碩士學位叫「Master of Science」,是一種過渡性學位,類似博士預備課程。在大學待了一年後,他因為找到工作,就去了加州洛杉磯,一做便是兩年。工作期間,他接觸到許多擁有不同背景的人,對美國的日常生活有更多了解。

「當時,美國主流社會對華人較友善,我沒有感到特別的歧視。尤其是在加州這多元文化並存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人,除了工作上一些小衝突,基本上沒有外來者的感覺,也不會對任何人『臉譜化』。身邊的留學生群體普遍對未來有所憧憬,覺得未來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個人可以從中獲得機遇,而每個人都是地球人:邊界終將融化,差別亦未必重要。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比較快樂的兩年。」

本世紀初的頭十年,美國的社會環境仍較為溫和,對外來者亦較為友善。(Getty Images)

然而,2008年金融海嘯的出現似乎為往後暴風雨到來埋下伏筆。王甲雖然被公司轉成了合約工,但生活品質沒受太大影響;再往後,他開始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讀博士學位,偶爾才去公司幫手。「那幾年,內地出現了榮景,各領域的發展建設如火如荼,行業成長空間和市場巨大,予人無限可能的感覺,那時候回國的留學生後來都有所成就。我選擇兩耳不聞窗外事,如今回想起來卻是靜好的歲月,或者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縱使身處象牙塔之內,還是能感受到美國社會的改變,「2010年後,美國經濟迅速恢復,表面看起來如同盛世——社會開放,媒體偏自由左派,華人的輿論環境溫和,自由主義和福利主義也沒有崩裂,公共輿論和象牙塔裏的知識份子論調仍比較一致,美國霍士(Fox)電視台(立場保守,特朗普上台後幾乎成為其「御用電視台」)在西岸大都市幾乎沒有受眾。那時,洛杉磯和紐約的新房子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周末的商場擠滿了購物的人群,但民粹卻在悄悄醞釀,那些非沿海開放地區的工人階級確實沒有享受到全球化紅利。矽谷和華爾街的精英根本感受不到這些,他們的政治圖景裏沒有藍領工人。」王甲說。

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經濟復蘇未能令藍領工人受惠,民粹主義已在悄悄醞釀,但矽谷和華爾街的精英根本感受不到這些。(Getty Images)

這種從危機中復蘇過來的「盛世」,繼續吸引着內地生赴美留學,且人數增長加快——2008/09年度為逾9.8萬人,到了2015/16年度,已達逾32.8萬人。增長的原因也許包括內地經濟騰飛,愈來愈多家庭有能力供子女往海外升學;也可能是以「希望」、「改變」為號召的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帶給其他國家很多的美好想像……

校園帶來的「政治洗禮」

賈雪芭、陳天正是在「盛世」期間赴美升學的中國留學生。2015年9月,在北京一所高校本科畢業的賈雪芭來到位於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攻讀文學碩士,那是她第一次出國,一個人帶着行李來到異鄉,她坦言沒什麼特別感覺,「因為身邊都是華人。剛來的時候,有一個灣區華人教會每周都叫我們去吃飯、參加教會活動。華人教會給我帶來的衝擊還蠻大的,因為以前從沒近距離接觸、參與過宗教活動。對於這些和我有着相似教育背景的留學生前輩來到美國以後皈依宗教的選擇,我感覺很新奇,也逐漸嘗試去理解。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美國在很多方面都沒有實現真正的政教分離,在很多公共議題上,宗教勢力都還發揮着重大影響。」

說到美國的校園生活,「這裏的學生整體上較為積極主動,包括參與課堂討論的投入程度、參與創新創業項目的熱情等等。另外,美國高校基本上很liberal(自由主義的),很注重政治正確。」賈雪芭說,「我在這裏學到的重要知識就是尊重在各個層面上與我不同的人。有一次上英語課,有個台灣人說自己來自台灣,一個大陸學生立刻站起來說『台灣屬於中國』,然後老師就對這名大陸學生說:『In America, you should be careful with what you just said』(在美國,你發表言論要謹慎)。」

陳天與賈雪芭、王甲不同,她在外國語系高中畢業後便直接往美國讀本科。那是美國東部一間僅有1,500名學生的文理學院,「剛來的第一個學期,我並沒有體會到太多『文化衝擊』,反而覺得自己很適合這所學校,因為這裏的同學彼此氣質相近:有學術熱情、關注社會議題、對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難免比較理想主義。這和我高中時普遍功利、競爭激烈的環境很不一樣,讓我很有歸屬感,既可以和老師建立很深的師徒關係,也能找到隨時討論學術的志同道合的同學。」

美國大學生關注社會議題,積極投入社會運動。圖為學生在校園為黑人平權運動示威。(美聯社)

「剛到學校時比較震撼的一點,是學生參與activism(運動)的熱情,而且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身份理所當然地承攬一種activism——黑人就做黑人權益運動,LGBTQ就做LGBTQ運動,亞裔就做亞裔運動,低收入學生做低收入群體的運動,這些運動都做不成的有錢異性戀白人就做環保、女權、巴以關係……反正每個人,不論真誠或虛偽,都有種自詡的使命感,有個voice(聲音)。」縱使陳天在內地時經常會在社交媒體上發聲,關注社會不公,但一時間還是有種「失語」的感覺:「這個失語不是說我有訴求沒處表達,而是不確定自己到底是美國社會的過客,還是其中一份子,如果我終究只是過客,那我在這裏爭取權益,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公正,對我有何意義?」

這種校園內的「政治洗禮」,對中國留學生帶來不同的影響。回想這幾年的校園生活,陳天說:「在美國待久了,作為肉眼可見的有色人種、受制於美國各種剝削性簽證政策的留學生,我的訴求及圍繞這些訴求建立起的身份認同,已經漸漸明朗。我很感謝學校的環境教會我表達訴求的手段和在美國參與政治討論的工具,讓我不羞於為自己爭取權益。」

受影響的還有2012年赴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攻讀歷史博士的朱立。剛到美國時,朱立一門心思在學習和未來職業規劃上,「大陸的學生你也知道的,大多內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唯求平安。」事實上,留學、特別是讀博的生活並不輕鬆,單單應付學業便令很多留學生喘不過氣來,但比起課業上的繁重,朱立說:「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孤獨,『好山好水好寂寞』。」幸而學校為國際學生提供很多心理諮詢和工作坊,她亦沒有閉門造車,積極走出校門與社區接觸,發展各種興趣愛好,令生活變得充實。

美國的校園生活為中國留學生帶來新鮮體驗,也帶來改變。(Getty Imags)

「如果說這幾年的留美經歷給我帶來什麼變化,那應該是更寬容,但是也更『左』了。『左』在現時中文語境可能會引起誤解,但對我來說,『左』的基本原則是平等,意味着對底層人民,尤其是農村、邊緣人群、弱勢群體的關懷。」

賈雪芭的感受則不同。本打算主修政治學的她,漸覺得這門學科更多是在回答是什麼、為什麼,而不是怎麼辦的問題,「我很難在這些研究中找到改變世界的路徑,因此慢慢失去了興趣。這或許也是我在史丹福的最大收穫——認識了自己:在還沒來美國之前,我原本以為自己有學術追求,結果到了最高等學府,才發現自己資質平平,也耐不住做學術的寂寞。入學一年後,我就決定轉型,有意識地選修了一些互聯網相關的課程。」

「我感覺中國留學生,主要是研究生,大多數還是比較抱團,很難廣泛結交當地朋友、融入當地生活,而我也沒有特別想要融入的意願,對我來說,所謂的『美國夢』是能在這裏扎根、擁有穩定的生活,這就足夠了。」她說。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賈雪芭這種平凡的「美國夢」,或許也是不少中國留學生的願望,然而,最近幾年在美國發生的事情讓他們開始有了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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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3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9日)《夢起.夢滅 漩渦中的中國赴美留學生》。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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