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荒．三】產業固化 經濟守舊 新興人才無工開
「以前你拿着香港大學的『沙紙』（畢業證書），就幾乎『贏晒』！」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歎道，「以前大學生只有那麼少，現在卻不是了。」過去的香港，擁有大學學歷意味着擁有高薪厚職；但現在的香港，大學畢業未必能找到好工作，就算找到，亦未必有滿意的薪酬。如果以普通的市場思維來理解，這個現象會被歸因為大學普及率提高而帶來的「學歷貶值」。尚且不論香港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並不高，在人均教育水平高企的發達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亦不會出現如香港這般奇怪的現象。那香港的癥結究竟在哪裏？讀書、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力投資為何不能在香港彰顯價值？
人力短缺源自供求錯配
提供高等教育被社會理解為對適齡青年的人力資本投資。每位入讀公立院校的青年，完成一個四年制學位需將近20萬元學費，而政府會資助超過80萬元。政府和家庭投入近百萬元，當然希望提升青年的專業知識水平，希望他們未來對社會有所貢獻。
但事實是如何？數據告訴我們，原來近百萬元的投入並不能帶來明顯的薪酬增幅，甚至不能帶來應許的職業。據香港統計處數字，2020年9至11月，擁有專上學位的失業人數為6.1萬人，佔總體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據2016年中期人口調查，擁有學位的人士收入中位數為1.2萬元，與高中畢業人士收入中位數僅差兩千元，而副學位課程的收入中位數為一萬元，與高中畢業無異（表四）。
學歷貶值還是讀書無用？事實並非那麼簡單。這種人力資本無法在勞動市場變現的現象，歸根結柢源自於香港的勞動市場供求錯配。這種供求錯配可以分為兩種現象：一是薪酬結構上的不公，二是職位需求的單一化。兩種現象歸根結柢又都是由傳統經濟主導的產業結構造成的。
這種結構性矛盾帶來的後果就是教育系統與人力市場的錯位，導致創新經濟中最需要的中層科技人才嚴重短缺。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鄧希煒在該院近日發布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中撰寫《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下稱《經濟轉型》）一文，指出本地大學生為求穩定高薪選擇修讀醫科、法律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驅動經濟增長的科學或工程學，「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市場並無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
分配不公導致學歷貶值
從大環境來講，香港人的薪酬早已陷入了長期性的增長停滯。鄧希煒在《經濟轉型》一文中指出，雖然過去二十年，香港的人均GDP增幅達89%，但同期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增幅僅得63%，而食品價格漲幅超過80%，住房開支卻增加306%。簡言之，過去二十年，雖然香港整體經濟蓬勃發展，但每個香港家庭到手、可支配的錢卻愈來愈少，在食和住上都備受壓力。
在普遍性收入增長停滯下，高等教育學位雖增加了畢業生的人力資本，卻難言在人力市場上帶來相匹配的實質薪酬增幅。據人口普查資料，高中、文憑/證書、副學位及學位課程的畢業生，在20至24歲組別的收入中位數僅有千餘元差別（圖二），顯示剛畢業的青年在「搵工」時，學歷差距無法帶來明顯薪酬差距。同時，青年總體的收入中位數看似隨城市發展而穩步上升，但與消費通脹相比，實質收入是下降了。25至29歲專上學位畢業的青年，2011至2016年的薪酬增幅為12%，而副學位畢業的青年，同期薪酬增幅為27%。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這五年間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增幅為26%，即五年過去，專上學位畢業青年的薪酬增幅無法追上通脹，而副學位畢業生的同期薪酬增幅亦僅僅超過通脹。
與整體、長期性的收入停滯形成對比的，是香港疫情前火箭般攀升的GDP，在2011至2016年間增長了52%。這不禁令人深思，港人創造的勞動價值去了哪裏？政府、家庭在人力資本的投入去了哪裏？為何薪酬不能反映這些投資的價值？原來，學歷貶值背後並非學位不值錢，而是整個薪酬分配結構都出現了問題。
薪酬不公箝制科創人才
究其原因，香港單一的產業結構削弱了初次分配（即薪酬）的公平性。鄧希煒在《經濟轉型》中分析道，「香港早已備受結構性經濟問題困擾， 重點在於高度倚賴少數服務業。」 四大支柱行業，亦即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約佔GDP 60%。他縱觀1996至2016年整整二十年的收入中位數數據，評價道：「四大支柱行業之中，只有金融業錄得工資增長。其他三大支柱行業的工資中位數和增速表現， 全部遜色得多， 有時甚至錄得負增長。」亦即，香港這座城市過去產生的經濟價值，很大部份都流入了金融從業者的口袋中。
五年過去，金融獨大的情況依然沒有任何改變。大多數青年都選擇修讀商科，商科畢業生也盤踞着高薪行業。根據求職網站JobsDB發布的《2020年大專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起薪點最高的行業中，除排名第一的「醫療及製藥」及第九的「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是理工科畢業生的職業，其他幾乎都被「地產金融」或「專業服務」佔據（表五）。報告亦指出，政府及公營機構連續兩年成為整體受訪同學的就職首選，人數佔14%；其次為銀行業（8%）、廣告及公關及市場事務（6.4%）。教育（6.1%）與醫療及藥劑（5.8%）分列第四位與第五位。
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指出，薪酬及出路是學生「揀科」的重要原因，雖然政府大力鼓勵發展科創，但學生根本無誘因去讀相關學科，「我們沒有一個經濟結構去吸收擁有高科技知識的畢業生，所以同學都去讀金融經濟，覺得一定找得到工作。」以JobsDB統計的就業薪酬為例，修讀「資訊科技」學系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點為16,618元，雖略優於其他非專業行業，但對比醫療、紀律部隊、政務主任等的差距仍相當明顯，與投資銀行及管理實習生相比更是望塵莫及。為什麼薪酬差距那麼明顯？因為地產金融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地租成本壓縮人力成本的空間，令香港久久不能轉型發展多元產業，依然深陷於傳統經濟。
這種畸形的產業結構及其衍生的薪酬分配不公問題，不止左右了年輕人的志向，更限制了香港的創新人才培養。雖然政府近年大力宣傳創科，鼓勵年輕人就讀資訊科技相關課程，而許多青年亦對科學很感興趣，但最後選擇其作為大學主修甚至未來職業的學生並不多。據嶺南大學研究報告《培養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素養》調查及統計顯示，有過半數的中學生對科學及相關科目感興趣（圖三）。但2019/20學年的自資院校專上課程學生人數統計中，選讀資訊科技課程的學生約為商業及管理課程學生人數的十分之一（表六）。年輕人才如此集中於醫學、商科等傳統精英學科，很難令香港適應現時以科技為核心的知識型經濟的競爭。
產業錯配衍生「讀書無用」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預言，香港很快就會面臨研究人才短缺的問題：「科學家不是什麼都識的！研究是否『犀利』不是靠科學家本身，而是靠那些『助手』。」他口中的「助手」，就是入實驗室的學生，因為「一個實驗室可能只有一個教授，但有很多學生和研究員」，而這正是深圳現時大力吸引境外高校赴深辦學的原因。除了中文大學外，深圳已吸引了莫斯科大學、墨爾本大學等到當地辦學，就是為了發展科研、儲備本地人才。
反觀香港，投身科研事業的本地青年極少。據教資會數據，2019/20學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課程，亦即坊間所稱的「學術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數為6,864人，佔總學生人數82%，亦即香港本地的學術研究生不足1,400人。由此可見，香港的科研投入大多流向非本地人才，但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非本地生未必會有足夠誘因留在香港繼續發展，難以為本地科研發展貢獻智慧。
為什麼本地青年不願繼續深造？因為香港有種奇怪的現象—「讀書無用」。「你在街上賣烤紅薯，跟在實驗室搞原子彈都差不多。」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李曉迎笑言，目前香港薪酬太過平行化，大學科研對青年欠吸引力，「你想一想，建築工人一個月工資大概四萬多元，與大學講師工資差不多，那讀大學的意義在哪裏？」
來港讀研究生的非本地青年就算不留港就業，至少可回家鄉另謀高就。但本地青年讀完碩士、博士學位，若想在香港就業，就會發現人力市場並不能帶來與學位相匹配的職位。由於香港的產業結構依賴四大支柱產業，而這四個產業為傳統產業，對新興科研人才的需求不大，高學歷人士難以覓得能發揮才智的職位。
「那時候，我們很羨慕台灣的學生和新加坡的學生。」陳偉儀回憶出國留學的日子，道出大量香港科研人才外流的原因：「不是說不想回流，是想回都回不來。當時台灣搞新竹（科學園），新加坡搞科技園，而香港對搞科研真的很冷淡。」他憶起在美國讀書的日子道：「讀完數理化，他們可回台灣、回新加坡發展。我們回港都是教書，回來幹什麼？」
陳偉儀講的是數十年前的事，但香港至今仍沒太大改變。政府雖將發展創科掛在嘴邊，但對科研的投入依然落後於平均水平。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中所撰的《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下稱《建議》）寫道，「教育研究及發展的支出，香港更是大大落後，產業部門、政府和大學的研發支出總和只及GDP的0.8%。相比之下，韓國和以色列的研發支出在GDP中佔比均超過4.5%，瑞典、日本也在3%以上，而OECD成員國達2.4%的平均比率，則是香港的3倍。縱使特區政府近年擴大了研發投入，但差距仍然巨大。」
與此同時，傳統產業亦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加之政府的「小政府、大市場」思維，科技初創企業沒有生存空間。政府交由商界去運作經濟，忽視對市場的調控，卻不知商界根本沒誘因推動科技創新。陳偉儀解釋：「『有錢佬』投資搞科技的好少，因為科技的投資期比較長，其次就是他們對科技的認識不夠。」
在這種情況下，科技初創受限於地租和運營成本大量北流，能為科研人才提供合理薪酬的職位亦隨之流失。Workstem是一間在香港起家的科技型初創企業，主要向中小型企業提供人力資源的SaaS產品（Software as a Service，軟件服務），在深圳亦設有辦公室。Workstem營運總監蕭良琴接受《香港01》的訪問時坦言，「公司整個程式開發團隊都會放在深圳」，主要招聘資訊科技人才，而在香港的辦公室更傾向於招聘顧問級人士和市場運營，因為「在香港招聘程式開發員，第一是價格比較貴，第二是人也沒那麼好招」，「據我所知，這在香港的創業公司是很common（常見）的，很多公司都會在深圳分設科技團隊。」
據政府的人力資源推算報告（表七），2012到2017年的五年間，資訊及通訊業的人力需求僅增長一萬餘人，是高薪的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人力需求漲幅的三分之一。資訊及通訊業的人力需求佔比僅3.2%，與傳統產業如零售貿易業、商用服務業等相比，依然屬少數。
灣區就業未能標本兼治
政府當然不是沒意識到這個問題。本年度《施政報告》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於近期落地實施，計劃提供2,000個大灣區就業的政府資助名額，當中約700個為創科職位，鼓勵香港企業僱用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的青年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月薪最低1.8萬元，政府會資助當中一萬元，為期18個月。
有心解難當然是好事，但政府的「就業計劃」似乎「治標不治本」。首先，青年於「大灣區就業」能解「失業率高漲」的一時之困，卻無助於產業結構的轉型。長遠來看，與高薪又「近水樓台」的金融與專業服務業相比，創科人才的就業出路依然沒有根本性的改善。其次，就業計劃沒有考慮異地就業的困境，吸引力成疑：以資訊科技人才為例，其平均起薪點為1.6萬元左右，毋須承擔住房成本和節假日交通成本；但參與計劃後，薪酬不過多了兩千元，卻要增添異地租房和交通成本。最後，計劃的名額過少，無法形成激勵性的前景：對DSE考生和準大專生而言，四年後才有資格參加的「就業計劃」，難言吸引，更不可能扭轉大學選科時偏好商科、專業科的風氣。
只依賴人力資源的流動，將科技人才短缺和青年就業的問題交由大灣區去解決，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更應看到本港深層次的產業結構問題，解決新興產業人才需求不足的問題。政府通過主動干預市場，為新興企業打造良好土壤，以此創造大量職位，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良策。鄧希煒在《經濟轉型》中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通過經濟誘因， 吸引海外和內地新經濟企業來港設立分公司，目標是轉移技術和知識， 最終在港創造高科技職位，「可考慮以津貼本地勞動成本方式，鼓勵外來企業聘用香港人。有關政策旨在吸引外來企業，有助提高本地對科技人員的需求， 從而解決人才荒，並在中期內有效提升科技及研究環境。」
除此之外，政府更應該從科研環境入手，為青年擘畫發展藍圖，才能真正激勵青年投身科技和科研，成為知識型經濟發展所需的核心生產力。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各大學各學系的研究生收錄人數都設有固定名額，極大限制了培養研究型人才的效率。蔡洪濱在《建議》中提出：本港大學的博士生名額至少增加一倍；政府應建立「高級研究人才計劃」，為本港優秀大學畢業生往海外名校攻讀博士課程提供全額獎學金，訂立合理的回港服務要求，以便能持續不斷地培養本地高級研究人才。
上文刊登於第25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2月1日）《傳統產業抑制新興人才需求》。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 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