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二|陸港融合要找准方向 否則恐致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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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開放高地,在當前國際環境危機四伏下,香港不但無法獨善其身,而且早就「腹背受敵」。全國人大會議早前正式通過邁向現代化藍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當中確定了「雙循環」戰略,以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挑戰。於內地而言,雙循環戰略已毫無疑問成為中長期主軸;但對香港來說,雙循環卻依然是個問號。

「雙循環」強調,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發揮中國市場內需潛力,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可見,國家的發展前景開闊,但香港呢?作為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絡人」,在中美角力的國際政治新常態下,香港的外循環樞紐功能將首當其衝受到外部風險的影響和打擊。香港亟需重新釐定自己在國際上的政治及經濟定位,找準發展方向,做好準備迎接大勢。而當中央提出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國家戰略,着眼於內部經濟改革,香港若不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則會錯失國家戰略轉型過程的重重紅利,在國家頭等大事下被「邊緣化」。這是危機,還是轉機?選擇權還在香港自己。

「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一二

承接上文:雙循環·危機|國際形勢劇變 中國戰略調整 香港「山雨欲來風滿樓」

–融入雙循環–
深層次矛盾重重 破除壁壘後恐致「副作用」?

分析過後,我們不難得出這個方向:香港應抓住雙循環機遇,主動融入內循環尋找機會。這其實也是中央對香港的期望。在訪問中,張玉閣與廖群不約而同提到「香港應主動融入國家大局」。從政治角度看,張玉閣指出,這是《十四五規劃》裏對港澳的「特別強調」,「這個詞是近幾年才出現的,『十三五』中並沒有。」他補充,《十四五規劃》為港澳設立專章,足以表明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份量和地位,「一個城市在國家最高層級的發展規劃中出現,是重大事件。」廖群則從經濟角度補充,「你看看內循環,國內有14億人口。歐盟才多少人?七億人口,美國三億人口,西方全部加起來才比得上。如果內循環真正循環起來,肯定是一個比海外市場更大的市場。」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要香港「主動融入」並不簡單,需特區政府主動去搞「內交」,打破目前兩地融合的壁壘。廖群指出,兩地現時存在三種壁壘:資金壁壘、制度壁壘和思想壁壘。目前來看,資金壁壘最低。他表示,在適當放寬限制下,香港金融業已非常蓬勃,這從中概股來港潮可見一斑,「國內融資需求很大而資本市場相對小,所以大量企業來港融資。」張玉閣補充,香港的資金對內地實體經濟支撐非常強,「包括一些深圳科創的天使投資,也是從香港過來。」

廖群指現時香港和內地存在三種壁壘。(資料圖片)

制度壁壘雖然存在,但近年有起色,例如推動在陸港人的住房、醫療等社會保障。然而,像醫生、教師、會計等專業人士兩地認證仍因疫情而暫時擱置。張玉閣指出,中央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的契機上提出大灣區建設要「促進經濟運行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但他認為,就算已有「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試點,陸港的產業合作仍未能找到合適的路徑,「過去『前店後廠』的模式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合作,互補性非常強。但現在陸港合作逐漸轉向服務業之間,而服務業之間競爭比較強,處理不好就很難合作。」

廖群對思想壁壘最不樂觀,去年社會運動後,內地人與港人的鴻溝進一步擴闊,「香港的醫生未必想去內地執業;內地過來香港看醫生的人,也不會像『運動』前那麼多了。」張玉閣亦認為,近年香港社會的「政治化」傾向阻礙了兩地合作,「2019年2月提出《大灣區規劃綱要》,6月就出現反修例運動,共同建設的氛圍受到很大影響。現在再去提『建設大灣區』,就沒有一種『順勢而為』的感覺了。」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必要之舉,但不代表其可以解決香港的所有問題。在消除壁壘的當下,香港亦要思考融入的「副作用」:無論是頂着壓力保有外循環樞紐的角色,還是融入國內大循環,都可能進一步固化香港的產業結構。

需要釐清的是,「副作用」的出現根源不在融入,而在香港自身。香港長期深陷結構性經濟問題,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這四大支柱產業佔本地GDP六成。鄧希煒曾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內表示,發現過去二十年內,四大支柱產業中「只有金融業錄得工資增長」,其他三大產業維持平穩甚至有負增長。「金融獨大」的香港陷入了「高增值低就業,低增值高就業」的初次分配失衡,疊加住屋問題,導致貧富懸殊嚴重。「香港不是收入懸殊(income inequality)那麼簡單,而是財富懸殊(wealth inequality),嚴重程度是全世界數一數二。」鄧希煒慨歎。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鄧希煒教授指出,香港的財富懸殊問題嚴重程度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資料圖片)

積極地看,香港的金融和專業服務有着內地短期內無法追上的優勢,中央當然樂見香港帶着兩個優勢產業積極融入雙循環。消極地看,金融業和專業服務只會在融合之下繼續壯大,進而加劇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市場主導』發展出地區的比較優勢,好明顯香港的比較優勢就是金融。雙循環下,金融機遇無限。但貧富懸殊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可能還會愈來愈嚴重。」鄧希煒說。「嚴重到一個點,不知道會不會對大灣區發展都是一個風險。」

當記者拋出這一問題,張玉閣引用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的概念來回答:「香港是一個『有邊界的全球化城市』。」這個概念出自呂教授於2014年發表的論文《一個有邊界的全球化城市:1997年後轉變中的香港處境》,文章開篇寫道:「作為一個全球化城市,香港的處境有點尷尬。」繼而解釋這種尷尬來自制度區隔與全球化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強調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香港作為全球化城市,會對周邊城市產生一種支配作用,發展出以香港為中心的區域經濟,九十年代的「前店後廠」便是例證;但另一方面,制度和邊境的區隔,令香港與珠三角之間的資源流動是「資金的廣泛流動,人的有限流動」,加之政府迷信「市場萬能」而缺乏規劃,導致香港在分享內地經濟發展紅利的過程中,只能做到「無升級亦無轉型」的增長,沒有實質經濟發展。

香港是個「有邊界的全球化城市」,雖資金在廣泛流動,但人的流動性卻很低。圖為疫情爆發後,港鐵職員關閉連接羅湖口岸及站內的通道。(中新社)

「香港人的mobility(流動性)其實好低。」鄧希煒一針見血道,「沒有人質疑過紐約做金融中心有什麼問題。因為如果在紐約『搵唔到食』,我可以去新澤西州或者麻省,但在香港,這個選擇不是那麼容易。」張玉閣亦有同樣的看法,「如果在深圳,一看一個月只賺一萬多元,連房子都租不起,那我回老家算了。但香港連鄉下都沒有,去哪裏呢?」張玉閣指出,靠融合來解決香港的內部問題並不現實,「內地的薪酬水平目前還達不到香港的薪酬收入,要通過大灣區來消化香港的就業需求也不是說做就能做的。」但張玉閣亦指出,香港可通過融入大灣區令固化的產業有所鬆動,這也「對特區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皆因「特區政府在產業規劃上存在短板」。

這是香港正在面臨的大變之局,但危與機總是在變局中共存。想了解香港如何把握機會破除危機,轉危為安,重覓經濟活力?詳細內容請看下篇報道:雙循環.三 | 多邊主義洗牌 香港如何化險阻為夷途?

此為「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二之四。想了解雙循環經濟之下,香港有哪些危機,又如何「化危為機」?完整報道請看:

雙循環.一|國際形勢劇變 中國戰略調整 香港山雨欲來風滿樓

雙循環.二|陸港融合要找准方向 否則恐致副作用

雙循環.三 | 多邊主義洗牌 香港如何化險阻為夷途?

雙循環.四|以產業規劃破結構矛盾 港方迎鳳凰涅槃

上文節錄自第26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2日)《再陷疫苗戰場 港版「疫苗護照」如何落地?》。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60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透視國家雙循環戰略 直面香港的危與機

再陷疫苗戰場 港版「疫苗護照」如何落地?

全球學子厭倦上Zoom? 教育科技迎黃金時代

後疫情時代: 構建中的虛擬綠洲可維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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