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新勢力.一|香港新方向—— 正在有機生長的「草根力量」

撰文:郝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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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求變」,似乎是今年香港的關鍵字,儘管它們早已在各地政局頻密出現,但之於香港,仍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是當反修例風波過後,中央先後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有人消極認定香港從此一落千丈,也有人積極相信有望促成良政善治——實際結果仍然有待時間驗證,而接下來的選委、立會及特首選舉,或可見端倪。
「愛國者治港」原則已被確立,原有的政治格局也被打亂,無論建制還是泛民全都面臨重整——前者亟待打破既得利益糾纏,後者急需回歸務實理性——在此變動時期,不少新生力量正蓄勢待發,有的是傳統政黨的接班梯隊,有的是不為人知的政治素人,有的是向來不問政事的港漂群體。他們的出現,將會給因政治爭拗而疲軟的香港注入怎樣的元素、帶來怎樣的「港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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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務實、生命力——打開「香港新方向」的網頁,看到他們的文章,這些感覺便會撲面而來。這樣的觀感,或許也是他們的個性及態度。「我們辦講座場地費用都是大家AA(制)的⋯⋯即使阿Paul是主講人,都要付錢,哈哈哈。」香港新方向的創辦人之一劉暢笑着說。他口中的「阿Paul」王宇,同為創辦人,亦是團體中法律專業的召集人。

這個無資金、無資源、無背景的「三無」團體,是由一群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生活在香港的人組成,於2019年10月創立,並在一年多的時間中迅速發展。其建設性的政策發言,逐漸出現於本港公眾視野之中,獲得不少關注。橫空出世的香港新方向究竟是一群怎樣的人?有着怎樣的志向抱負?

代表所有以香港為家的人

去年7月,香港新方向開始撰寫疫情相關文章,直擊政府抗疫漏洞,並提出了不少建設性建議。爾後,有關本港政治、法制、產業等議題的文章陸續面世,落款則始終是「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的一群人,矢志成為內地和香港之間真誠交流和信任構建的發聲平台,倡導有為政府,打破資本壟斷,為香港尋找一個新方向」。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如此神秘的新方向,究竟是何等人物?他們代表怎樣的一個群體?

這要從香港新方向的成立說起。劉暢是一間新媒體文化傳播公司的創辦者,於2008年來港讀書。「2008年在香港經歷的兩件事,是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劉暢表示。2008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撼與北京奧運會的驕傲在同年發生。對於香港而言,2008年亦是刻在「香港大事記」中的重要年份,在這一年,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達到巔峰。

王宇和劉暢希望香港新方向能夠在困局中為香港提供新的方向。(黃寶瑩攝)

據當時民調,有95%的港人曾為四川地震捐款。那個時候,劉暢剛到港數月,他清楚地記得,無論是在校園的大屏幕,還是外面的茶餐廳電視機中,都在滾動播放災區的新聞。「當時的社會氛圍,就是『自己家出事』的感覺,人們都在對着屏幕中的新聞流淚,沒有『你來自哪裏』的區分。」不同社會團體的募捐隨處可見,劉暢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將錢包中所有的錢都放入了募捐箱:「這對我而言非常震撼⋯⋯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喜歡上了香港這座城市。北京奧運會時,我們全校的同學一起迎接聖火,觀看直播,歡呼雀躍。當時在討論區中看到的,都是對中國奪冠、升國旗的自豪。」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很難不為之動容。劉暢選擇了留下來,工作、成家,也有了小朋友。在這座他喜歡的城市生活的過程中,他也逐漸發現,在社會的表象之下,隱藏着許多問題。「當你在這裏,每個政策決定都會影響到你的生活。而我們遇到的問題,也正是所有香港人會遇到的問題。」他舉例,如有了下一代後,便要考慮小朋友的讀書問題,但他發現,香港的托育政策並不完善,沒有足夠的全日班去「解放」需要返工的雙親。奇怪的是,香港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卻無基本的配套。要知道,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能力、願意聘用家傭,況且,照料下一代並非只是家庭的責任,更是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責任。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劉暢指出:「這些問題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你甚至不必刻意去研究房屋、醫療、教育等政策,它本身就與生活緊密結合。每當遇到不合理且未被解決的問題時,我會去思考,去探討原因及解決方案。」

王宇是執業刑事律師,巧合的是,他與劉暢同年來港,亦感受到當年的社會氛圍。不同的是,由於職業的需要,看新聞、了解政策是王宇的「每日必修課」。「我學的是法律,工作是刑事案件,每天都要看新聞—因為很可能某則新聞中的當事人,日後會成為我的客戶。」他開玩笑道,「我們的行業,天然與政策掛鈎,如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其實就是法律領域的事情。但從2008年到現在,歷經國教、奶粉事件、傘運這些事,人們的認同、歸屬感呈螺旋式下降,愈來愈離心⋯⋯我們便開始思考:到底怎麼了?」

王宇是執業刑事律師,他說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其實就是法律領域的事情。(資料圖片)

對法律從業者而言,2019年的社會運動帶來的衝擊是相當大的。王宇指出,當矛盾不斷升級,無論是身體還是觀念上的衝突,都在逐漸兩極化,這是所有人都未曾經歷過的。「我是做刑辯的,但也正因如此,我才深知香港是一個沒有什麼暴力因子的社會。從動口不動手的狀態,演變到每星期的街頭暴力,令我覺得,似乎在那些時刻,法律是有真空狀態的。社會突然分陣營了。我們充滿疑問,也會去思考原因。於是,我們這些來自各個行業、跨背景的人,在下班後會聚在一起討論,分享看法。」

是的,無論是生活經歷中難以避免的「與政策打交道」,還是當社會氛圍緊張時進行的追問與反思,都是任何在香港生活,以香港為家的人會面對的。而香港新方向代表的,正是這樣的群體。王宇真摯地說:「我們在香港十幾年了,我們也是香港人。其實大家不必將內地人與香港人區分開來。我們當中確實有內地成長背景的人士,但同時,我們亦是以這裏為家的香港人,想發出自己的聲音。」

與「同路人」一起有機生長

如上文所述,一個沒有政黨、資金等背景的團體,就這麼慢慢地發展出不同的部門,也擁有了許多會員及「同路人」。他們像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樹木,正在以有機的方式成長、發展着。他們習慣於稱有意加入他們的、或志同道合的人為「同路人」,意在攜手走過未知的路,通往美好的願景。

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任何在香港生活的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波及。「當時產生最多的感受,就是無力感、掙扎感,以及對政府處理的不滿與失望。但是,在無力與失望以外,我們並未放棄希望——我們對『一國兩制』的希望一直都在,而我們心中那個多元、包容的香港,也一直都在。」劉暢憶述道。由此,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組織,能夠在困局中為香港提供新的方向——這便是「香港新方向」這個名字的由來。從一開始的十幾個人,到愈來愈多人加入,他們這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人。

香港新方向在去年7月開始撰寫疫情相關文章,提出不少建設性建議。(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香港新方向是一個較為垂直的組織,除了執委會、會員外,還有一些「同路人」。新方向在各個地區建立了「地區互助群」,也就是街坊之間守望相助的群。在2020年初,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得知內地來港學生的口罩嚴重不足後,香港新方向內的業界人士及地區街坊群聯繫了在港學生組織,開始為學生捐贈口罩。爾後,香港經濟下滑,導致畢業生在尋找實習及工作時遇到很大困難,香港新方向又號召其內部各個行業的專業人士,為畢業生介紹工作實習機會。同時,專業人士亦會舉辦政策或知識普及的講座,如王宇便經常擔任法律知識分享的主講。

在這樣的過程中,吸引了街坊、學生、志同道合者的同行。當被問到香港新方向組成人員的背景時,劉暢思考了一會兒,似乎很難用三言兩語表述:「我們的組成很有意思,從『00後』的『小朋友』,到六七十歲的長者;有剛到港兩年的港漂,也有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有對香港比較了解的內地人,也有了解內地的香港人⋯⋯」

「自然而然」是劉暢和王宇在講述香港新方向籌建過程時,使用最多的詞。剛開始,只限於一些志同道合好友的聚會討論,隨着愈來愈多的「同路人」加入,香港新方向亦開始探尋新的方向。除了垂直的組織構成是有機發展外,橫向的功能分區也是有機生長的。「我們的組成,是根據在發展壯大中的實際需要產生的,而非一早設定好的。」劉暢表示。

王宇認為,「有機生長」的方式最「貼地」,也更貼近社會,腳踏實地。在一步一個腳印的前行過程中,他們秉持的,是「能幫一點算一點」的本心。「先不要講那麼多高屋建瓴的內容,我們先做的是最基本的事情,在做事的過程中,透過同路人反饋的不同需求,再逐漸建立我們自己的部門與功能,如當大家關心抗疫政策時,我們做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的研究分析。」

至於前文提及的「活動參與AA制」,劉暢解釋道,首先,草根團體確實沒有經費來源,只能用「眾籌」方式舉辦活動。而之所以採用「AA制」,亦是為了傳達一個態度——聽講座,學習專業知識,是大家共同想做的事,理應一起分擔財務。同時,這種方式會令每個人有「自己是一份子」的參與感。

對於一些成熟、資歷深厚的政治、社會團體而言,香港新方向更似一間年輕的初創公司,大家因着共同理想走到一起,白手興家。雖然一切都處於探索階段,更無資金與大台,但這避免了因被組織結構推着走而失掉個人價值感、創造力的困局。

立法會本是討論政策的平台,但當社會逐漸「歸邊」,議會也只停留在表面的支持或反對。(資料圖片)

「yes or no」背後缺方案及論述

人們開始「站隊」,社會逐漸「歸邊」,同時,對於政策的討論,似乎也僅停留在表面——支持或反對。香港新方向希望帶出更有深度、更有意義、對社會更有價值的全民性討論。劉暢指出:「現在很多政策討論的焦點在於『yes or no』,這樣的話,社會便不會進步。無論如何表態,都應有一套論述—同意的話,請講出好處;不同意的話,請給出更佳方案。」他認為,智慧並非只來源於某一個人或是某個政治團體,而是民眾。而政府在作出決策時,並無全民性質的討論,恰恰是忽略了這一點。

一方面,全民討論可為政府施政找到改進方向;另一方面,也會延續市民對關於自身生活的政策的重視。劉暢表示:「香港新方向想要為香港帶來良性的政策討論,為香港的未來提出一些方向性建議,希望令民眾重燃熱情—政策性的熱情,令每個人都能夠參與到社會的進步當中。」

王宇對此表示認可,然而,他亦認為,吸納民意固然是前提,但民意也需質素保障。「有質素」的民意,並非只是做選擇、判斷題,而是要確保答題者掌握足夠的信息以做分析。當政府未能提供足夠的信息量、只是拋出題目時,民眾的選擇、討論便只會流於形式。「所以,當我們在倡導全民大討論時,更希望透過香港新方向的平台,提供給大家足夠的資訊、資料及分析。」

香港新方向有着自己的研究部門,根據不同的議題分為六個小組:政制改革小組、房屋政策小組、教育及青少年發展小組、社會福利小組、產業經濟小組及醫療平權文化小組。有趣的是,這些研究小組的構成,不僅有專業的研究院與從業者,亦包括對此領域感興趣的其他非專業成員。劉暢解釋道:「我們始終認為,一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除專業人士外,加入第三方視角十分重要,可提供普通市民的觀感與意見。這樣的思維碰撞會打磨出有趣的成果,也更符合市民實際需求,更易向公眾解釋。」

王宇坦言,香港新方向的政策研究及方案並不能達到專業學術報告的水平,卻是以市民的實際需求為出發點,採用「由問題去找答案」的思路進行政策研究。他們會在學生、地區街坊、專業人士等群體中做小型問卷、小型訪問、線上線下交流會,以收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在尋求相關學者、研究機構、行業人士的意見後,研究小組會做討論及分析。

當香港新方向關注的議題領域逐漸拓寬,他們意識到,香港現時缺乏對未來方向的論述。這亦意味着,香港新方向的政策方案研究需要指導思想來進行更高層面的討論。劉暢稱,香港新方向的初心是改變香港,為香港找一個新的方向。「但要如何去做呢?」他自問自答,「我們不確定走哪條路才能實現,但並不排斥去嘗試不同的路徑。」

王宇表示,透過組織自身的不斷進化和成員們對社會的思考,香港新方向現階段的目標是希望香港能夠進入有為的管治。他亦直言:「如此一來,參政、議政、參選就變成了無數路徑中的幾種。我們保持思維的開放,希望能夠多方位、多維度地達致目的。然而,無論是為香港找方向,還是實現有為管治,都是不易的,亦不是一兩個人當選議員就能夠完成的——當然,這條路可能會比較有用,但也只是路徑之一。」

有為的「港人治港」,才是解決香港困局的良方。(羅國輝攝)

有為管治下毋須「調解員」

香港新方向當中,不少成員有着內地的成長背景。劉暢認為這亦是香港新方向的優勢所在:「我們熟悉內地的政治話語體系——這正是很多香港市民所欠缺的。香港目前並沒有合適的機構或平台,能夠令香港民眾了解國家對重大政策、事件的解讀,而我們希望自己有能力幫助傳達這些信息,並在此過程中建立互信。」

但他同時指出,當實現了良好的港人治港及有為管治,本港年輕人有了出路,社會問題得到了解決之時,便再無需要「中間人」了。王宇表示認同,並表示香港新方向的志向本來並不在於做「調解員」,但當港府管治能力欠佳,導致社會矛盾激化,香港新方向亦不介意去扮演「中間人」。但最終,港人治港、有為管治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

對於陸港兩地的矛盾,王宇認為,這只是本港深層次社會問題爆發過程中的產物。他舉了一個簡單易懂的例子:就像一個人「爆暗瘡」後,去美容院清理表面的暗瘡只是治標不治本,應做好身體內部的調理。「同理,在香港不斷爆發問題的過程中,兩地矛盾只是一個表象,不要停留在這個表面的現象上而不繼續追問。」。

劉暢表示,為鞭策政府改善管治思路,應為其設立KPI(關鍵績效指標),以考察其施政效果。「自選舉制度改革以後,政府有了很好的施政環境,所以要展現出其施政能力。始終,香港自己的問題還是要靠自己來解決,這才是善治的核心。」

上文刊登於第265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17日)《治港新勢力蓄勢待發》。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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