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清泉對話： 香港科技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今年是陳清泉在港定居的第四十五年，這位84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從未停下他的腳步，不但見證了香港科技發展的興衰，而且推動國家科研走得更前。他是名譽加身的科學家。自在港大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在港大電機電子系任教至今，發表了四百餘篇國際論文，提出了電動車的工程哲學，發明了多種電動車專用電機及控制裝置，為現代電動車學奠定了基礎，被譽為「亞洲電動車之父」。
此為香港尖端科技發展系列報道四之四
系列文章：
尖端科技．二｜去科技化之痛 ：「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惡性循環
陳清泉的另一面，是推動香港科創的「有心人」。香港回歸後，他獲評為首位港籍中國工程院院士，為了向特區政府提供發展科技產業的建議，他曾到多國考察。幾年前，他又帶頭向國家主席寫信，為香港科學界爭取資源。最近，他更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發起人之一，參與到創科界別的選舉提名中，為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出謀獻策。
過去：「亞太科創中心」的理想
香港想成為「創新科技中心」的理想並非近年才提出。首任特首董建華在首份《施政報告》裏明確指出要打造創新及科技中心：「我的目標，是要使香港成為一個產品發明中心，而且服務對象不只是本地，更是華南和整個亞太區域。」董建華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邀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首位華裔校長田長霖擔任主席。在一年半內，田長霖率領委員會聯絡業界人士出台兩份報告。在第二份報告（最後報告）中，田長霖寫道：「我們深信，只要抱堅定意志和信心，香港必定能夠實現理想，成為華南和亞太地區的創新及科技中心 。」
談到這裏，陳清泉如數家珍：「田長霖的兩份報告，我到現在還保存着。」當時身為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的他響應政府號召，前往新加坡和芬蘭調研科技發展。在考察芬蘭之前，陳清泉接到一個特殊任務—興業集團董事查懋聲看好香港科技產業發展，特拜託陳清泉與諾基亞洽談合作，邀其往愉景灣落地建廠。
那是一個對香港科技充滿「遐想」的年代。陳清泉憶述田長霖當時還計劃推動科技金融市場，「特意邀請徐大麟來給我們作報告，講述他在矽谷投資如何成功。」徐大麟是科技創投公司漢鼎亞太創始人，那場演講題目叫《香港能否成為東方的矽港？》。幾個月後，漢鼎亞太宣布「矽港」計劃，冀和台灣半導體工程師張汝京合作在港建立六間晶片廠，將新竹科學園經驗移植至香港。除漢鼎亞太外，還有六間一同宣布在港投資創新科技計劃的跨國科企，包括3M、摩托羅拉、北方電訊網絡、衛星電視、賽貝斯及偉易達集團。它們應田長霖邀約來港投資，支持香港發展成亞太區科技中心。
好景不長，亞洲金融危機衝擊香港，諾基亞因錯判市場形勢而走下坡路，查懋聲的想法並沒有實現。與此同時，田長霖、陳清泉等科技界知識份子所規劃引進的高端科技產業亦未能成事，皆因項目推動過程中遭到了政治阻力—「三司」中兩位司長帶頭反對。
「那些高官對科技根本就沒有認識！」陳清泉談起此事忍不住拍了三次桌子。他批評殖民地體系出身的官員對科技認識太淺，並指往新加坡考察時與負責科技規劃的高官會面，對方高度重視科技、人才：「石油公司跟政府要土地，說會給新加坡建『漂亮的博物館』。高官說，你要土地可以，我不要『漂亮的博物館』，我要你們在新加坡設立研究院，給新加坡培養人才。」反觀香港，政界對科技公司落地竟諸多阻撓，「那家台灣的晶片公司（指「矽港」）就因香港不給土地和稅務優惠而去了上海。」2000年，漢鼎亞太宣布放棄在香港推行「矽港」計劃，搬往上海執行。主因是上海願意以近乎免租的條件提供土地，兼提供長達十年的稅務優惠。「矽港」在上海落地後更名「中芯國際」，如今已成長為中國第一、全球前十的晶片製造商，市值達2,600億港元。
失去「矽港」後，香港許多高科技公司都隨着「去工業化」而搬離。2002年，科技工業龍頭摩托羅拉宣布搬遷位於香港的半導體研發中心和廠房，香港的科技產業一度跌入低谷。
現在：鏈接、協調、合作的「橋樑」
陳清泉的英文名稱叫C.C.Chan，他曾向傳媒解釋，這三個C是Connected（鏈接）、Coordinated（協調）、Collaborated（合作），而他亦一直在香港、內地和海外之間，在政府、學界和業界之間扮演着鏈接資源的橋樑角色。
2017年，陳清泉觀察到陸港兩地科技合作交流中存在諸多掣肘，他帶頭與23名在港兩院院士聯名給國家主席習近平寫了一封信。信中表達了香港科學家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展傳信科技的巨大熱情，又反映了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科研儀器設備入境關稅問題。習近平很快向院士回信，批示國家部門解決資源流動問題。2018年5月，科技部、財政部印發辦法，推動中央財政資金通過科技計劃項目資助形式撥付過境港澳使用。2019年2月，中央頒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向港澳有序開放國家在廣東建設佈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
受訪期間，陳清泉特地從手機中找回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道的視頻播給記者看。「我要特別給你講解一下，《新聞聯播》是很不簡單的。《新聞聯播》一天只能有一兩個主題，它公布這個事情傳達了什麼精神？」然後指着報道的標題《大灣區大未來：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灣區」》說：「這說明中央很有決心，要把大灣區建成世界上最好的灣區。」
除了打通陸港科研資源外，陳清泉亦在其專業領域電動車中發揮作用。他早於1986及1990年創辦國際電動車研究中心和世界電動車協會，亦是政府於2009年成立的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政府於今年3月公布的《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陳清泉亦有份參與制訂、提供意見。他希望《路線圖》能帶動香港走向綠色交通、達至「碳中和」的目標，也希望建立政府、企業和大專院校的合作機制，共同攻關「電動車技術」。
此外，陳清泉於近年提出「四網四流融合」理論：四網即能源網、信息網、交通網、人文網融合；四流即能源流、信息流、物質流及價值流融合。他再次擔起「橋樑」作用，將其理論應用於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他近日撰寫《四網四流融合推動香港智慧城市發展》一文，從四網四流理論出發，以能源即服務、出行即服務、城市即服務和人工智能應用四個角度，整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所羅列的智慧城市六大元素（智慧交通、智慧居住、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和智慧經濟），為香港探索智慧城市建設提供理論基礎和框架。
未來：為科學家創造環境
在香港科學界走過四十年，陳清泉與香港創科脈搏共振，更能具備「高度」地看見香港現時推動創科發展的不足。「中國歷代領導人都很重視科技。」他說罷又列舉了自己所親歷的「三個重要歷史時期」。他憶述第一個歷史時期始於1956年，時任總理周恩來在全國知識份子會議上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當時也在現場的他形容：「給我們知識份子巨大的鼓舞，連我這個學生都被他調動起來！」彼時在北京礦業學院（現中國礦業大學）讀書的他響應號召，與宋振騏（後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組織成立學生科學技術協會，「我們學生也要搞科研！高年級同學都來參加研究。」第二個時期是時任副總理鄧小平在1978年全國科學技術大學提出「四個現代化」和「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第三個時期則是習近平在2016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提出「科技強國」的目標，更畫下了中國要在「203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50年成為科技強國」的路線圖。
「周恩來、鄧小平、習近平都有自己的科學知識、科學思想。」陳清泉指出，香港的領導人亦應「從思想到規劃」形成發展科技的「頂層設計」。何謂「頂層設計」？通俗理解這一工程學的術語，意指要做好系統設計藍圖，才能照着藍圖實施工程。要求領導人做好頂層設計，其須站得高、看得遠，具備全局眼光。例如，陳清泉以產業鏈眼光透視香港高科技的資源流動，發現香港的科創版圖中缺乏「研究院」和「科技企業」兩個組成部份，僅有產業鏈中「一頭一尾」的名牌大學和金融市場，於是建議香港應創辦大型研究院、引入科技企業，以完善高科技產業鏈，為有志從事科研事業的青年提供職業道路。「要給科技人員寬鬆的環境，現在願意『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的太少了。」他慨嘆現時的評價體系強調論文，科研人員須建立科學家心態，「不要被『評價體系』所限制，要敢於進入無人區。」
「科學家的使命就是要把自然界的規律找出來，造福全人類。」陳清泉表示，只要科學家的生命還在，就應繼續這個使命，「袁隆平就是榜樣。他91歲了，是在田地裏不小心摔倒引起器官衰竭，不幸離世的。」陳清泉曾與袁隆平會面，評價袁隆平「英文講得很好」。他憶述袁隆平曾體驗過饑荒，所以才去研究稻米。「現在他可自豪地說，中國人現在不可能『餓死』了，因為他發明了雜交水稻。」
袁隆平面對的是糧食挑戰，而現在中國科技界、科技產業所面臨的是尖端科技上的「卡脖子」挑戰。作為大灣區院士聯盟發起人，陳清泉呼籲香港科創界學習袁隆平的科學家精神，發揮基礎研究優勢，為國家科技發展貢獻力量，「香港是中國一部份，香港的科學家一定要融入祖國的科技建設，才能發揮作用。」
記者手記：
陳清泉院士雖已年過八旬，但對香港及國家創科發展可謂「不遺餘力」，即使疫情亦無阻其動力。他短暫在港停留，期間抽空接受《香港 01》專訪，不久後又馬不停蹄飛往上海工作。
記者在整理訪問內容時，發現陳清泉沒有提供當年遠赴新加坡考察時所拜會的高官姓名，便向對方確認細節，但他年事已高，多番回憶未果。正當記者打算放棄追問，陳清泉竟然特此撰寫一封極長的電子郵件向當時同場的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康長傑請教，甚至主動邀請對方接受《香港 01》訪問，為香港發展創科提供新加坡的經驗和建議。
上文節錄自第27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21日）《與陳清泉對話：香港科技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