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與節慶:颱風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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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河西

編者按:

 

颱風天鴿、帕卡陸續過境港澳,帶來近18年來第一個十號風球。有人享受颱風摧枯拉朽、顛覆「李氏力場」所帶來的假日狂喜,有人親歷天災首當其衝、家園飽受摧殘與淹沒的沈痛,「浮城」的隱喻似乎從未如此實在可感。這篇關於颱風的閱讀筆記,就寫於這樣五味雜陳的日子。在羅蘭·巴特、王安憶、黃碧雲、阿米塔夫·高希等作家的文字裡,我們發現颱風與革命、愛情與文學現實主義竟有這樣那樣的關聯。革命年代對於城市景觀的改造如同颱風勢如破竹;颱風可以極端浪漫,卻也可能造成反愛情的故事結局;而在寫實主義的脈絡裡,罕有當代作家會書寫颱風這樣的極端天氣。無論如何,颱風提供了重新觀看日常生活的視角。

 

羅蘭·巴特在<巴黎沒被淹>一文的開篇如是說:

 

「1955年1月的大水,千百萬法國人承受的與其說是災難,還不如說是節慶,儘管它帶來了不便或煩惱。」

 

在這次「天鴿」颱風肆虐深港,繼而肆虐臉書、朋友圈等社交網絡之際,如果我們將「大水」換成「颱風」,將「法國人」換成「香港人」、「珠海人」、「澳門人」,乃至更廣大的「中國人」,這句話依舊成立。

 

颱風重構城市景觀,提供重新觀看日常生活的視角。

 

颱風與革命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這說的是時間。但就空間而言,革命也是暴風,它篡改顛覆一個城市裡裡外外的空間法則。

 

在天鴿颱風肆虐城市的短視頻裡,有一段的畫面是這樣:一幢類似廠房的建築頂樓被颱風掀翻,頃刻間裂成碎片。這是颱風天氣裡才有的景觀,仿佛電影《殺死比爾》(Kill Bill,港譯《標殺令》)裡,手起刀落之時,落葉飛花之際,石井阿蓮被削去三分之一天靈蓋。如果這是哥特風的畫面,當屋頂被掀開,一定會撲楞楞成千上萬只烏鴉如烏雲壓境般飛出屋內,同樣飛出去的還有屋內掩埋多年的秘密。

 

革命年代對於城市景觀的改造,首先便如颱風一樣,以摧枯拉朽之勢將整個城市的內裡翻轉,暴露在外。在《長恨歌》裡,1966年,飛出來的倒不是烏鴉,而是鴿群。老虎天窗、水泥曬臺的屋頂,都被揭開了。「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一位上海作家金宇澄在一次採訪中回憶道,1966年城市被完全打開,徐匯區發現水晶宮洋房,臥室全裝鏡子玻璃,一張大床象浮在天花板中,主人早就失蹤,全上海的工人階級老老少少都可進去,參觀批判。在一次活動中,我也聽金老師說過,一個城市的內部空間如此徹底地打開,在人類城市史上都絕無僅有。

 

城市的內裡被打開,猶如資產階級被削去了自己的天靈蓋。而那些圍觀的昔日的無產階級、販夫走卒、小市民們,他們在歡呼嗎?他們在唱「天也新,地也新,春光多明媚」嗎?王安憶在《長恨歌》裡沒有寫。但在後來的《啟蒙時代》裡,一開頭,她便寫道:你很難想像經過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飆之後,這城市還會有這樣清爽的面容……革命洗去了鉛華,還它一些兒質樸,似乎更單純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換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勁。

 

革命像颱風,而颱風也可以像革命,洗去鉛華,還世界一些質樸,一些單純。這個單純便是「新」。颱風過境,一個城市滿目瘡痍,但換一種眼光,你也可以說她煥然一新。羅蘭·巴特寫1955年的巴黎大水時,也如以此詩意的筆調寫到:我們看到汽車只露出頂部,街燈截去了一段,只有頂端漂浮在水面,猶如睡蓮,房屋切割得仿佛孩童的積木一般,一隻貓困在樹上好多天。同樣的,颱風過境,生產出了新的城市景觀。高空作業的室外工作臺變身「流星錘」,餐館內一片雲淡風輕而餐館外卻宛如《後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港譯《明日之後》)裡的世界末日一般汪洋大海,正在施工的樓頂的塔吊在風中旋轉。

 

風雨飄搖的香港,那些用來描述這座城市的諸如「浮城」這樣的詞彙從沒有在這樣的颱風天更實在可感。與羅蘭·巴特筆下如天地鴻蒙的那一場大洪水肆虐後的平靜不同,颱風過境之際,說不上多少詩意,如果有,那也是暴烈或酷烈的詩意。羅蘭·巴特說「凡是日常生活稍有可觀的斷裂均導致節慶」,巴黎沒有颱風,如果他此刻在香港,他會發現,颱風比洪水更接近節慶的意味。

 

這是颱風的辯證法。從內向望看,它是災難。從外向內看,它就是節慶。在臉書,在朋友圈,那些社交網路上瘋狂轉發的颱風短視頻裡,你沒聽到畫外音裡的歡呼聲嗎?因為颱風,日常有了傳奇的意味。在一個被祛魅的現代世界裡,還有什麼時刻比自然災難更能恢復舊日的傳奇性呢?

風雨飄搖的香港,那些用來描述這座城市的諸如「浮城」這樣的詞彙從沒有在這樣的颱風天更實在可感。(資料圖片)

「據估計,此次颱風給該市造成至少多少多少億的經濟損失」,「目前,颱風已造成多少人喪生,多少人受傷」,新聞報導裡諸如此類冷冰冰的災難表述,尚不足以觸動我們的神經。就好像馬奎斯那句「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必須伸手頭去指」,我們還沉醉在世界太新的眩暈之中,我們要在這風暴中心再一次指出這個世界。颱風來的時候,我們並不處於颱風最強勁的地帶,而像處於風眼,風平浪靜。近乎吊詭的,世界從未像暴風來臨之時這般風和日麗,天朗氣清。正如巴特在<巴黎沒被淹>末尾寫道的,從災難本身得出這樣一個明確的事實:世界是可以駕馭的。而在颱風時期,我們不光要在過境之後重新駕馭這個世界,還要重新指出這個世界。

 

在特定的情境下,在颱風面前,人類也並不顯得完全弱小,它裹挾的勢能也可以賜你英雄虎膽。譬如號稱「無聊現實主義」的代表、中國青年小說家孫智正有個短篇叫《颱風》。小鎮青年總是窮極無聊,小說沒有統一的故事線,無非是以高中生李小明的視線,從教室走到樓頂天臺,再從天臺走到樓下,最後再走回教室,而故事主要發生颱風來臨前。李小明一路上遇到同學張小剛和王綺麗調情,「他們走得很近,好像這樣就能讓風小一點」,這都沒有他的份。他只能和總務處的老大爺老馬打打嘴炮,然後有兩個長了鬍子的小太保還要來打他,讓他以後不要這麼屌。正如小說裡不斷寫到的颱風來臨前的徵兆一樣,整個小說從頭至尾都像要有什麼要發生,似乎等到颱風一來,李小明的壓抑就要爆發,孫智正都寫到了李小明在床板下摸出一把刀,你以為最後會有流血之類的事件。但直到結尾,也是風平浪靜,沒有燃點。小說中唯一一段頗有英雄主義色彩的描寫在結尾,李小明走進廁所,廁所的玻璃破了,於是風吹進來呼呼作響。他跳到窗臺上,打開窗戶,在風裡撒尿。「隨著他腰的扭動,尿液像一根鞭子在空中揮舞,被風吹得歪歪斜斜,斷斷續續。對著冷風撒下熱尿啊。」但即便這樣的英雄主義也是很有限的,因為緊接著孫智正寫了一句:他小心翼翼地回頭看了一眼,擔心老馬突然出現在門口。

 

這一場快來但還沒來的颱風在這個小說裡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孫智正自己的解釋是,「颱風快來」作為故事的背景,形成壓迫感,面對颱風或者命運這樣的大事,人很微弱,會被裹挾。但對於現實生活中在海濱城市生活的小鎮青年們來說,颱風來臨,不見得是被裹挾,而是意味著解放。正如文學評論家南帆在《颱風記》裡所寫的,颱風過後,一個小學生在放了幾天假之後,不得不重新背起書包上學堂。上學路上他看到有一隻蝸牛在爬行,他就停下來看。這時汽車喇叭聲驚醒了他。他有一點惘然,颱風過去了,不能懶洋洋看蝸牛了,他不禁感歎到,什麼時候颱風還會再來呢?這次的「天鴿」颱風,我也聽到有很多上班族是最開心的,因為不用上班,可以窩在家打電玩。畢竟,相比颱風,好像天天加班更來得暗無天日一點。

 

颱風時期的愛情

 

正如張愛玲在《傾城之戀》裡說,或許是一座城市的陷落,讓范柳原和白流蘇的愛情修成正果。災難,不論天災,抑或人禍,在小說裡,都可以成為愛情瓜熟蒂落的催化劑。譬如上海女作家唐穎的小說《瞬間之旅》裡,旅居新加坡的上海女孩所幻想的最好的愛情是從巴刹(pasar,馬來語中的菜場)走向未來。但在小說裡,她和紐約來的背包客丹納若即若離,菜市場的煙火氣並沒能讓兩顆漂泊的心落定,反而是當兩個人在馬來西亞的旅館裡看到電視上突如其來的911事件直播時,災難讓這兩個人奇妙地靠在了一起。

 

當然,災難也可能是反愛情的。在今年上映的《春嬌救志明》裡,春嬌和志明去台灣旅遊。本來是蜜月行,就在沐浴更衣要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時候,地震來了。千鈞一發之際,志明沒有去拉春嬌,他的本能反應是躲到桌子底下自保。春嬌長期積聚的對志明的不夠信賴,在那一刻也迎來了內心的地震。

 

在黃碧雲的長篇小說《媚行者》第二章裡,也寫到一場颱風。這第二章可以當成一個單獨的短篇來讀。一場名為仙娜拉的颱風,給女主人公趙眉帶來雙重的永久性的失落——她的同事、心上人張遲殉職,她也失去了一條腿。張遲和趙眉所在的飛行隊去海上營救沉沒的輪船的船員,風大雨大,此行凶多吉少。在這樣一場兇險的颱風裡,黃碧雲難得寫了一抹明媚的場景:出來停機坪很亮,很亮,亮麗如幻覺。雨停了,很靜,沒有風。我頓了頓,身後有淡淡的影子,有陽光,淡藍色。 我第一次置身於風眼。好靜,那麼靜。然後,緊接著,女主人公趙眉想的是,「我很想抱一下張遲。」這是小說裡第一次寫到兩個人的情感關係。

春嬌和志明去台灣旅遊。本來是蜜月行,就在沐浴更衣要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時候,地震來了。千鈞一發之際,志明沒有去拉春嬌,他的本能反應是躲到桌子底下自保。春嬌長期積聚的對志明的不夠信賴,在那一刻也迎來了內心的地震。(資料圖片)

稍稍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颱風的中心即風眼恰恰是風平浪靜的。正如阿城講的,大亂裡總是有小靜,風眼就是颱風過境時的那一片小靜。而在這個小靜裡,趙眉對張遲的情感比情人更像情人,儘管在外人看來,這兩人「朋友不像朋友,情人不像情人」。但有趣的是,背負著這樣一種「第四類」情感的兩個人,說過的最像情侶的話,就是在颱風季節出任務時。兩年前的颶風季節,要緊急降落的那一刻,張遲對趙眉說,「如果有一天,我們在同一任務出意外,這你豈不要和我一起死?」但那次的大難不死,並沒有像諸多災難敘事那樣讓兩個人的關係從曖昧趨向明朗。或許因為事後聽來,那些近乎遺言的告白總像是戲言,當不得真。於是,就像按了快進鍵,黃碧雲緊接著寫了一句「星期六要不要跟我和慧慧安去潛水?」張遲問她。慧慧安是他的新婚妻子。造成的敘事效果是,上一秒還像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下一秒就是滄海桑田,一切像是沒有發生過。

 

但這一次,黃碧雲原形畢露了,她開始暴露出她作品中慣有的暴烈本質。最後一刻,張遲將「我」推出艙,「我」活了,他死了。「我」從高處墮下時,還緊緊抱著一具剛剛打撈上來的屍體。在海上漂浮的那一刻,「我」想起「我」和張遲有過的美好的日子:「大學迎新營,好熱好熱,校園剛剪了草,有一種腥香,隨著熱氣,向上飄揚。我們剛步入成年,手長腳長,時常有一種微醉,原來做甚麼都可以,雖不盡有益。」

 

永失我愛的同時,伴隨著的是「我」一部分肢體的失去。如果換成一般的通俗小說家,或許就不會讓女主角「我」失去一條腿,主角光環會讓一個人在歷經生死後依然能化險為夷,毫髮不傷,這是通俗情節劇的邏輯。但黃碧雲不一樣,她要讓張遲的死亡化成主角身上永遠的身體感的缺失,永遠提醒「我」:愛那麼大,叫我如何承受。但我一生餘下的歲月,必須默默承受。因此,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颱風在這個故事裡起到的作用其實和《傾城之戀》裡香港的陷落是殊途同歸,一個是花好月圓,一個是天人永隔。儘管此處是以否定的方式讓愛情變成肯定,儘管「如果萎謝,我的翼還會很漂亮。如果我是蝴蝶。只有翼,沒有腳。我的新生命」,終歸是新生命,而這新生命是張遲給的。截掉的那支腿是張遲,新換的義肢也是張遲。

正如張愛玲在《傾城之戀》裡說,或許是一座城市的陷落,讓范柳原和白流蘇的愛情修成正果。災難,不論天災,抑或人禍,在小說裡,都可以成為愛情瓜熟蒂落的催化劑。(資料圖片)

 

寫實主義小說怎麼寫颱風?

 

1978年3月17日下午,印度人阿米塔夫·高希在德里目睹一場龍卷飛來襲。他看到自行車、小摩托、電線杆都像塑膠袋一樣在風裡翻飛。在那一場風暴裡,30人喪生,700人受傷,其威力之巨堪比這次的「天鴿」。多年後,高希成為著名作家,他一直耿耿於懷:為什麼那次龍捲風從來沒有出現在我的作品裡?他不是沒有努力過,但每每他想把這一段放進小說裡時,都遭遇了失敗。或許,對於許多讀者來說,這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為什麼龍捲風就沒能寫進小說裡?但高希反思的是,如果他在別人的小說裡,看到有一個人物走著走著,突然遇上了一場龍捲風,作為讀者他會怎麼想,他會覺得,這個小說家的想像力是有多貧瘠,才能讓一個人物遇上這麼罕見的氣候災難?

 

這是高希在去年出版的新著《偉大的紊亂》(The Great Derangement)一書裡提出的問題,作為一位高度關注氣候問題的小說家,他好奇的是,為什麼氣候災難、氣候變遷這樣的主題通常情況下只出現在非虛構寫作中,而我們的小說家很少去觸碰這類主題?

 

在書中,他提到一個很敏銳的觀點,現代小說本身是要排除那些極端的、罕見的、不尋常的事件或現象,而這構成了現代小說和古典時代小說的一個分野,即「那些從未聽說過的事件被移植到了背景之中,而那些日常的事物則被移到前臺」。其實,高希的網應當撒得更小一些,應該這麼說,寫實主義風格的現代小說是更傾向於寫更平常事件的,因為畢竟還有幻想類的虛構類作品(比如科幻小說)去寫那些概率很低的事件。

 

在高希看來,現代小說對於日常的側重,對於奇觀的戒心,也是和西方資產階級生活的興起並佔據主導密切相關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是平靜的激情,是高度理性化的,是要讓一個事件的驚奇降到最低,最終消滅任何奇跡。也因此,《包法利夫人》裡的愛瑪要和這樣一種平庸的資產階級生活決裂,她要的是驚奇,要的是日常生活之外的奇跡。

為什麼氣候災難、氣候變遷這樣的主題通常情況下只出現在非虛構寫作中,而我們的小說家很少去觸碰這類主題?(資料圖片)

作家小白在一次活動裡,講到一個有趣的觀點,和高希的看法類似——他說現代小說發展到現在,已經很難去寫那種血淋淋的事實、非常殘酷的動作或非常讓人心寒的場景。現在已經很難用文字去達到這樣的效果,除非你去看電影。和一個朋友聊到這個問題時,她說,現代小說就像尼采說的歐洲大陸一樣,沒有武德,喪失了標籤化指征的能力,包括小說在內的現代藝術整體上是曖昧的,隱晦的。她覺得當代拍古典題材的影視劇都不對,因為古代的殺就是殺,埋就是埋,在當代是沒有這個藝術形式和能量去表現的。殺和埋,按照作家黃昱甯的說法——那些由標準的創意寫作班訓練出來的作家,會把這些東西隱去,不去直接表現那些血淋淋的現實。

 

為什麼說到這個呢?因為當我想到颱風時,也突然意識到,今天的小說的確很難去寫類似「天鴿」這樣的十四級風力、構成天災的颱風,實際上,也很少有作家去寫颱風、颶風、龍捲風這樣極端的天氣事件。這關係到一個關乎寫作倫理的問題。正如高希在書中提到,小說這一文體給人的本能反應是,所描述的事件不論多慘烈,多真實,你都會下意識地認為這是虛構的,這不是真實的。然而問題在於,天鴿這樣的超強颱風真真切切就發生在這個世界上,新聞報導上的傷亡數位也是來不得虛的,那作家正面去寫這樣的事件就會面臨倫理上的拷問,你是在虛構災難嗎?也因此,以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來看,像黃碧雲這樣直截與這樣的題材短兵相接的小說家確實少之又少。在更多的作家那裡,當寫到颱風這樣的極端天氣事件,往往也只是以非虛構、新聞報導式的冷冰冰的語言讓它成為背景,而不是讓它成為敘事動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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