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梳理這段近乎湮沒的歷史，或許我們也應重新思考「民主牆」作為民主媒介的可能性。「民主」與「普世價值」意指的不是只有資本主義—代議制這種單一想像，「反官僚」的宣導中同樣包括對於「民主」的建設性分析與提議。在「民主牆」形式的巔峰時代，大字報、小字報在反官僚主義的同時也在詳盡地探討和論辯「民主何為」的問題——對此從我們未有過簡單清晰的答案。

9月之初，「民主牆」作為陸港學生衝突的展現空間而進入公眾視野，圍繞「（反）港獨」、「言論自由」的怨怒之聲迴旋了半月有餘。「民主牆」所引燃的獨立與論爭至今未休止，曠日持久的矛盾始終未解決。不如，先繞開這些熱議又難解的話題，讓我們回顧一下「民主牆」作為「物」的歷史吧。不難發現，「民主」的意涵和多樣性實際上比今日的主流想像更為駁雜豐富。

如今香港的民主牆，往往被視為一所學校實現言論自由的方式，或代議民主制的衍生物。然而回看歷史的細節，我們即知「民主牆」的概念與實行並非源於歐美民主國家，也非完全隸屬某一建制與政黨，而是與近代中國革命與民主實踐相伴相生。它受五四民主思潮啟迪，也在社會主義中國裡以「大字報」的另類形式表現出來——它的誕生與演化本身即包含對於「民主」的定義與再定義。

「民主」的精神意涵不斷生發和轉化，超出我們當下的理解；「牆」的所在也始終在遷徙。「民主牆」的形式一度被倡導，一度又淪為非法；牆上有激進言論，亦有保守之聲，不過反官僚主義始終是其顯著特徵。在這個情感政治至上的年代，追溯「民主牆」被遺忘的種種遭遇，也算是為今日的困局提供一個新穎開闊的另類視角吧。

民主牆，一種反官僚主義的激進民主

何謂「民主牆」？它首先是一個實體的場所，一種空間景觀，也是富有公共性的傳播媒介。香港大專院校均設立一塊公共討論區，供師生自由發表意見，但「民主牆」並非香港諸院校的發明。媒體往往認為，「民主牆」一說是沿用1970年代末北京「西單民主牆」之名，屬民主化運動的產物。實際上，「民主牆」的命名還要追溯到更早。

自然，全世界的抗爭都樂於使用類似大字報、小字報的形式，但不見得以「民主牆」作為固定的空間命名，本文暫不多做探討，而主要關注中國及香港本地的脈絡，二者實際上密不可分。

19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已有民主牆，學生自治會制定的《西南聯大學生壁報管理辦法》，與今日港校民主牆的使用規則幾無差異。

而最早被普及化的民主牆樣式，可以說就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牆報。當時，中共文人批評黨內出現官僚獨裁傾向的《輕騎隊》等刊物紛紛被張貼在牆壁上，成為革命蘇區的一種空間特徵，從此在中國影響深遠的「壁報文化」逐漸形成。新中國成立後，毛時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也以牆壁為空間。這種媒介形式後被寫入憲法，成為社會主義「四大民主」的固定形式——至於再遭取消則屬後話了。

毛時代其實不需要「民主牆」的稱呼，也許是因為張貼言論少有空間上的限制——幾乎所有牆壁都可成為民主牆！單就形式來看，這無疑已是一種激進民主的媒介。有論者即認為，中國的民主正是從牆上的「大字報」開始。想像一下那情形：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街頭巷尾的大字報滿目皆是，許多公共牆體都貼滿字紙。這些牆壁成了富有視覺性的空間，一度也是出版自由的表現形式，因其經濟成本低，在公共空間創造了民主發言和文藝刊物爭鳴的契機（儘管很多時候最終難逃被封殺的命運）。

大字報背後是毛時代的大民主觀念。1970年代，加拿大傳播學者斯麥茲（Dallas Smythe）訪華後，認為可以將大字報的觀念應用到新媒介之中。他的研究解釋了西方模式的電視系統如何被嵌入消費資本主義的威權社會關係——這對今天的我們而言已是一種常識。斯麥茲因此建議，中國的電視系統也應參考「大字報」的形式，他稱之為「電子大字報系統」，即不僅僅是單向輸出、而可以實現雙向對話的民主電視。進入21世紀，在線論壇和博客興起之時，也有網友將這種發言形式視為電子媒介的大眾民主——儘管這種樂觀的論斷，在如今的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已不再流行。

民主牆的反資本主義內涵

作為一種與時代氛圍緊密結合的媒介形式，現代中國民主牆的誕生醞釀於動盪時局的暴力之下，往往成為民族主義與反帝反殖流血抗爭的一部分。其中，西南聯大是陣地之一。

如今有關西南聯大的懷舊風潮，多以大師雲集、民主治校、學術獨立的神話為主，而回到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這所學校還曾是彼時思想運動的重要漩渦，而輿論戰場的中心正是西南聯大「民主牆」——新校舍大門東側的一面牆壁。

1945年，這面民主牆成為學生反戰的示威空間。抗日戰爭結束後，學生反感於國民黨發動內戰，將反對內戰的文藝壁報，以及連夜趕制的抗議書、呼籲書與罷課倡議書貼滿牆壁；雲大、中法等校也在醖釀罷課。聲勢浩大的學生行動，令政府當局驚慌失措，採取武力鎮壓，最終演變為為昆明「一二•一」事件。

（西南聯大民主牆）

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起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裡不平，背地裡憤慨，背地裡憂傷，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來見一見天光，把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它的光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

這首呼籲開誠布公、訴明心聲的小詩，就貼在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大膳廳的牆壁上，戰鬥性十足。作者是北大中文系的兩位才子沈澤宜和張元勳，他們高唱民主牆的「火種來自五四」——北大正是五四運動的中心和發源地。

小詩緣起是回應大膳廳牆壁上的另一張大字報，作者質疑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的北大代表選舉不民主。一名哲學系同學立即回應，貼出名為《一個大膽的倡議》的大字報，要求開闢一面「民主牆」供大家發表意見。次日清晨，一張張大字報相繼貼出，五顏六色，形式多樣，有短文、雜評、詩歌等等，不一而足。大字報數量的激增，批評學校及共產黨的諸種問題，民主牆也從飯堂擴展到宿舍和教室區，到處都搭建起辯論會、演講台。這一天，後來被北大學子稱為「五一九民主運動」。

錢理群在《1977–2005：絕地守望》中寫到一個有趣的插曲，說身在美國的胡適聽到這一消息很高興，將其視為一場反共運動。不過錢理群指出並非如此。1957年的中國大學生基本上都是社會主義者，厭惡資本主義，但他們對社會主義持有不同於官方的理解。「519民運」之中，大學生們批評中國還存有封建主義的根基，以及日趨官僚化的傾向，他們呼喚的「民主」是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

繼承與反叛：從文革大字報，到西單民主牆

1950至1980年代，「民主牆」的形式無處不在，大字報的數量不可計數，被視為「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大字報作為一種政治參與的方式，被構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這情形類似於彭麗君在《複製的藝術》一書中的描述，透露出毛時代理想主義內在的矛盾與分裂。

在1957年反右、以及1966年以來的文革之中，原本以反官僚主義為特色的大字報卻也作為揭發、批鬥工具而惡名遠播。當大字報在「七五憲法」之中獲得自己的法定位置之時，這種實踐大民主的激進媒介承受的爭議性已越來越大——對遭受文革之苦的官僚和知識份子而言，大字報伴隨著一段充滿暴力與傷痛的記憶。在後毛澤東時代，大字報的民主淪為某種禁忌與恐懼，或是為人嘲弄的對象。

（大字報）

不過，如今再看那段歷史，大字報當中也出現過很多廣開言路的嚴肅探討。比如，1974年一份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成為文革四大民主所締造的奇跡。當時的情形對今天而言恐怕是很難想像的——一份大字報長達2.6萬字，寫滿了67張白紙，鋪天蓋地張貼在廣州鬧市北京路街頭，一石激起千重浪！類似的大字報，試圖與官方爭奪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被後來的研究者稱為文化大革命的「異端思潮」或「新思潮」——今天的大字報再沒有出現這樣的論述高度了。

1980年，「四大民主」從憲法中取消，「大字報」不再享有法定的位置。如趙鼎新所言，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由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革命政體，轉變為一個以績效安身立命的威權政體。作為革命工具的大字報退場，意味著「民主牆」曾經作為一塊由官方專闢的建言空間，此刻又成為社會運動與抗爭的伴生物。後文革時代，民主牆的再度出現無疑是對大字報文化的一種反叛性繼承，不論其形式或語言表達上都有顯著的文革痕跡。

1980年出版的《北京之春詩文選》一書，封底印有一首〈民主牆」讚〉：

西單的一段白磚牆，靜靜地佇立在長安街傍。伴著電報大樓的鐘聲，注視著人民的動向。你即（原文誤，應為「既」）不高大雄偉，也不華麗漂亮，而是極為平常，平常。

這首詩出現在1978-1979年間的「民主牆運動」之後。此時政治氛圍轉為寬鬆，海量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故宮西面的牆上——這就是我們所知的「西單民主牆」。最初，是有人在西單牆上張貼被查禁的《中國青年》，引起千萬民眾聚集到此觀看和回應。很快，這面牆集中了在野的民間地下文學刊物和詩歌，一些外國媒體也趕來採訪。「西單牆」隨後遭到官方取締，此後很多民辦刊物成為民主牆大字報的生命延續。參照閻作雷《歷史轉軌時期的社會思潮（1978-80）一文，當時的民刊與北京高校的學生競選運動，其立場和論述相當複雜，很難以「人權運動」來界定，其主導思潮仍然是與此前相近的「社會主義民主」。

八九學運的爆發前夕，亦有多間大學學生在公共空間的牆壁上貼滿大字報和輓聯。但此後的暴力事件促成了相當關鍵的轉折，中國的民主呼聲愈發鮮明地從繼承之中，走向了對於此前的叛逆。

民主牆在香港：在中文運動與保釣運動中萌芽，到如今成中港矛盾的展現空間

有關香港民主牆的歷史，筆者資料欠奉。翻過幾本香港學運史，少有提到「民主牆」的字眼，不過民主牆在香港的誕生，依然可見五四脈絡與學生運動的影響。陳學然的《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一書認為，由於殖民政府的嚴密控制，五四運動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才開始影響到遠離北京的香港。不過也有論者指出，1920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已是對五四精神的積極迴響。五四運動主張的諸如「愛國」、「救亡」、「進步」、「改革」和「民主」精神，此後因應各種現實的政治需求，受不同政治陣營和左右派別的挪用。

1949年，《正報》刊登一篇名為〈「五四」的星火在長洲〉的文章，記載了當時香港的標語張貼。在一場「五四紀念活動」之中，長洲島的各處牆壁貼滿了「紀念五四反對內戰，實現民主政治」、「我們需要和平，民主和麵包」等單張。漁民、小販、少年團、基督教會、業餘聯誼社等也參與其中。有趣的是，「和平，民主和麵包」正是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以來俄國士兵、工人階級高呼的革命口號。看來國共內戰持續數年的那時，偏遠的長洲小島已受到左翼思潮的洗禮。

香港的七十年代被很多過來人稱為「火紅年代」。「後六七」時代，學生運動降生本土，也帶來了民主牆形式的牆報與標語。1968年以來爭取中文列為官方語文的運動、以及1971年以來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之中，大學校園都出現過類似「民主牆」的空間，學生在公共空間張貼標語，派發傳單。比如，1970年9月4日港大學生會在校內的中文運動宣傳中，貼出了數千個寫上「向心香港」的標語。

時隔幾十年，民主牆早已成為香港院校的固定張貼場所。我們總期待民主牆承擔對話、溝通與論辯的功能，可如今的現實似乎卻恰恰相反。晚近的大學民主牆，更多時候更像是聊備一格，少有討論展開，除非是作為呈現中港矛盾的空間。2015年和2016年，分別便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朱X 賄選落地獄」等大字報出現在不同港校的民主牆上。今次「拒絕沈淪，唯有獨立」的大字報、以及作為回應的表情包洗版中大民主牆，同為這一脈絡之下的事件。

很多媒體評論都道，大學民主牆的立場執著與反智傾向淹沒了對話的可能性，我想不如反過來說，民主牆的表達形式恰恰反應出我們當今的時代症候：在「KOL」（key opinion leader）當道、輿論消費盛行的今日，民主牆原本「大鳴大放」式的民主發言和討論功能已日漸式微。單就媒介形式而言，民主牆似乎正成為失效的公共對話空間——但若因此定論將其掃入歷史垃圾堆，卻是為時過早了。在Facebook wall與「長微博」圖片之中，我們依稀可見「大字報」長文在今日互聯網時代所獲的第二生命。而作為時代的鏡子，民主牆的意義在於仍與我們這一代人同步——不論情緒化的口號宣誓，或喜笑怒駡的表情包回懟，這已是今日網路原住民普遍的表達症候。

五四運動至今，我們往往賦予大學生以先鋒的位置——最能實現言論自由的主體，今次事件卻吊詭地反映出青年人缺乏論述自信和差異的意見，作理論和知性上的交鋒。好比這次港獨派與反港獨的相爭，只不過是兩個矛盾的立場在爭奪民主牆的使用而已，還沒有真誠地討論過香港前景、本土與世界共同承受的危機，以及真正的民主與法制該如何實踐等重大議題。基於政治經濟問題與歷史遺留困局的陸港衝突，不該被簡化且草率地理解為「民族主義衝突」或「文化衝突」。

透過梳理這段近乎湮沒的歷史，或許我們也應重新思考「民主牆」作為民主媒介的可能性。「民主」與「普世價值」意指的不是只有資本主義—代議制這種單一想像，「反官僚」的宣導中同樣包括對於「民主」的建設性分析與提議。在「民主牆」形式的巔峰時代，大字報、小字報在反官僚主義的同時也在詳盡地探討和論辯「民主何為」的問題——對此從我們未有過簡單清晰的答案。顯然，「民主牆」不僅僅是一面「自由言論牆」，它所追求的從來不單是言論表達的自由——乃至純粹的宣示、發洩與煽動的自由——若不加反思地將其內涵簡化至此，民主牆的命運恐怕便是墮落。

當今是香港大聲疾呼「民主」的時代，但放眼世界，這同樣也是民主代議制遭受全球性質疑的時代——連福山也開始否定「歷史終結論」轉而開講「歷史終結之後」了。爭取言論自由之餘，「民主」的意義也需要被重新界定。要繼續追問的是，什麼是民主，是哪一種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