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赫塞小說中尋找尼采的影子——以《德米安》為例丨夏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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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夏逸平,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

「我除了想發自內心地去生活之外,別無他求。這為什麼如此艱難?」

——赫塞《德米安》

 

赫塞的小說往往因其精美的文字、深邃的哲思和那縈繞在心間的淡淡哀愁而為人所喜愛,在他的小說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作者的思想,看到了人物的成長,更看到了我們自己。我想正是因為赫塞的小說與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緊緊相連,才讓其顯得如此深刻、動人。而《德米安》(Demian,又譯《彷徨少年時》)正是一部讓我們一再看到自己的小說,據說它在當時引起的反響唯有《少年維特的煩惱》可與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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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塞的寫作受到當時心理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大多對《德米安》的分析也是從榮格心理學的角度而展開。然而對赫塞小說的理解,不能離開它的另一個思想資源,那就是尼采哲學。畢竟赫塞在他的小說中屢屢提及或引用尼采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在我看來,唯有借用尼采哲學,我們才能打開赫塞文本的哲學深度。這一點非常鮮明地體現在,表面上作為青春文學的《德米安》卻在最後談及了關於歐洲精神的問題,可見在個人成長的背後赫塞關注的是一個更大的現代文明或現代性的問題,而這種關懷在尼采哲學的背景下我們方能獲得更深的理解。

 

小說從主人公辛克萊(Sinclair)所生活的世界開始,他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一個是「光明而純潔,審慎而有秩序」的世界,另一個則是「幽暗的世界」(dunkle Welt)、「被禁止的世界」(verbotene Welt)。在前一個世界中,充斥著良善的義務與寬恕,擁有良好的習俗、秩序與聖經話語,這是其信仰宗教的父母所構築起來的世界;而後一個世界則神秘、可怕,充斥著被禁忌的行為,但卻又無時無刻不誘惑著辛克萊。如其所說:「我有時最喜歡生活在禁忌的世界裡,而返回光明的世界就像是回到美麗不足、無聊單調有餘的世界」。其實若用尼采的話講,那麼前一個光明的世界就是善惡的世界,而後一個幽暗的世界則是超善惡的世界(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基督教的道德構築起了一整套善惡的秩序,並將我們人的本能視作是惡的因子,然而那些人性的本能事實上卻不能歸類於善或惡【注1】,它們毋寧說是善惡之外的東西。尼采所說的本能(Instinkt)雖然包含了性,但卻不能完全化約為性,它更多的乃是指涉人的生命力或生命衝動【注2】,以基督教道德為核心的現代文明在尼采眼中所壓抑的正是人的這種生命力。然而,既然是人性的本能,那麼就始終是人的一部分而無法被徹底壓抑。第一章〈兩個世界〉所勾勒出的正是少年辛克萊搖擺於這兩個世界之間,此一矛盾構成他往後痛苦的重要根源,但亦是理解他最終走向自我的重要前提。

《德米安》,又名《徬徨少年時》,赫塞1919年小說。

辛克萊的成長轉變乃是發生在他與德米安的交往之中,而這又以德米安對聖經中該隱(Kain)的詮釋為導火線。該隱與亞伯(Abel)乃是亞當與夏娃的後代,該隱務農,亞伯則從事牧羊,當他們成年後必須向上帝呈上貢品,該隱送上的是來自農園的蔬菜,而亞伯呈上的則是小羊仔與油脂(創世紀4:2-4)。由於上帝看中了亞伯的貢品而非該隱的,使得該隱惱怒於心,并最終殺死了自己的兄弟(創世紀4:8)。後來上帝為該隱立了一個記號,禁止人們為了給亞伯復仇而殺死該隱。在聖經中,這則故事明顯揭示出該隱的惡。然而在一次聖經故事課後,德米安卻對辛克萊如此說道:「大多數人們教給我們的事物,都是真的與正確的,但是比起老師所教的其實也可用另一種方式看待它,並且大多數時候它們都有了更好的意義」。於是乎,該隱的這個故事在德米安的詮釋下就變成了一個「強者打倒弱者」故事,並不是因為該隱邪惡所以人們害怕他,而是因為人們害怕他所以他才變得邪惡。該隱對德米安而言乃是一個無所畏懼(furchtlos)的強者。由此,德米安完成了一次價值的顛倒,這不僅僅是對老師權威的反抗,更是對聖經權威的反抗,並且更嚴重的是——如辛克萊所說的——如果該隱成了高尚之人,亞伯反而變成了膽小鬼,那這更意味著上帝是錯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詮釋帶給辛克萊多麼大的震驚,這無異於是在撼動辛克萊所既有的價值體系。此外,德米安對聖經故事所做的價值顛倒與尼采具有相似之處,善惡在此已不再是先天價值,而是被化約到了人們的某種感受。尼采同樣是藉由解釋好壞這兩種非道德的評價如何轉換成善惡這兩種道德評價,來解釋善惡的產生(注3);此外,德米安的詮釋亦符合尼采所說的「一切都是解釋」以及「價值來自於評價」,正是我們的解釋與評價才給出了價值,因而該隱的故事完全有著另一種詮釋的可能,而這種詮釋的可能亦打開了另一種價值評價(Wertschätzung)的可能【注4】。

該隱因為嫉妒亞伯得神的歡心,殺死親弟。

至於辛克萊受到克羅默(Kromer)欺負的這個例子,在我看來只是要彰顯出辛克萊尚不能「獨立行走」。一方面,他依賴著德米安幫助他解決這個麻煩;另一方面,一旦當他從這個麻煩中解救出來時,他做的第一件事乃是向父母懺悔,這恰恰意味著他此時仍然依賴於他人,而無法自我決定。

 

德米安對辛克萊的第二個衝擊則是更改了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或說得更精確一點,對何謂「真實」(Wirklichkeit)的理解。辛克萊所一直生活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然而正如德米安所說的:「這個世界還由另一個世界組成」,「我們要尊敬的是這整個世界,而非僅僅那個人造的(künstlich)、分離的(abgetrennte)、官方的另一半」。德米安在這裡所做的事,其實正是破除西方哲學一直以來的二元論傳統,並沒有兩個世界,只有一個世界。恰如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所明言的:「人們歸諸於事物『真正的存在』的特徵,是非存在的,虛無的特徵——人們從與真實世界的矛盾中,建造出『真正的世界』:事實上這是一個虛假的世界,就此而言是一種道德上和視域上的幻覺」。那個彼岸的世界並非唯一真實的存在,它乃是人們造出來的東西。難怪辛克萊雖然覺得生活在溫暖的家庭中很舒適,但卻並不覺得完全真實,因為那是一種帶有虛偽特徵的舒適性,因為它從未要求人走向自己的內心與生命,只要求人忠誠於天國的意義,卻不必「忠誠於大地的意義」【注5】。

 

此時辛克萊身上的性意識已經覺醒,再加之德米安對他的影響,使得那個「幽暗的世界」對他愈發的有吸引力,然而辛克萊又無法徹底擺脫那個「光明的世界」,正是這對矛盾構成了他痛苦的根源。在這裡,我們確實可以用佛洛依德的「本我」與「超我」來解釋此一矛盾,然而若回到此書的主題,即「通向內在自我之路」,那麼從一種存在主義的角度出發,或許能更恰當地理解辛克萊的成長歷程。進入高中之後,辛克萊又遇到了貝亞特麗斯(Beatrice)與皮斯托留斯(Pistorius),他們某個意義上均成為了辛克萊的引路人(Führer)。尤其是管風琴家皮斯托留斯,他之所以吸引了辛克萊,正是因為他音樂中的非道德性【注6】。而他對辛克萊所說的一段話則印證了一種存在主義的觀點:「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著成為人的可能性,但唯有當他預感到,或有意識地去學著創造,那麼這種可能性才屬於他」。換言之,人之為人並非是透過某種先在的結構所決定(諸如人是理性的動物),而是藉由他意識到甚至創造出自身的可能性,他才成為人。是我們決定成為怎樣的人才界定了我是誰。而這種「自我決定」絕不可能從外部去尋找,如皮斯托留斯所說:「沒有比我們自身所擁有的真實更真實的東西了。因而大多數人如此不真實的活著,因為他們把外部的圖像視作是真實的,而卻不讓自己的世界說話」。  

 

這段話可以聯結起結尾赫塞藉由德米安對歐洲精神展開的反省。對赫塞而言,「歐洲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標誌」(這裡當然指那個時代)正是尼采所說的畜群教育(Herdenbildung),但卻從沒有過自由與愛(Freiheit und Liebe)。當赫塞使用Herdenbildung這個詞時,我相信沒有人不會想到尼采,因為正是尼采將基督教的道德描述為奴隸道德、畜群道德。而在畜群教育下所教育出來的人,則沒有能力面對上帝死後的價值虛無,沒有能力從自身中創造出價值,甚至連自己都已經失去了。《德米安》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而赫塞對小說末尾戰爭的描寫則表達出了他對歐洲文明的反思:「歐洲竭力造出了人類的新武器,但最終卻處於精神深重的與極度的荒蕪之中。因為它雖然贏得了整個世界,卻失去了靈魂」。在此,德米安內心的矛盾、痛苦、彷徨某個意義上是一代人的寫照,在現代文明之下,每個人的自我被無情地碾壓、蹂躪。這條通向自我之路之所以如此艱難,實與整個文化無法分開。當然這也再一次證明,這部小說絕不只是一講述個人成長的青春文學。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進入大學後辛克萊開始閱讀尼采,他的「桌上放著尼采的書,與他生活在一起,感受他那孤獨的靈魂,嗅到了他的命運並與他一同受苦」。尼采無疑對辛克萊產生了巨大影響。那麼德米安呢?雖然在小說,貝亞特雷斯與皮斯托留斯都是辛克萊的引路人【注7】,但最重要的還是德米安,正是德米安從小在辛克萊內心所種下的種子,使得辛克萊的成長道路發生了重大轉變。德米安是引路人,或者我們用宗教性一點的話說,是一個佈道者,與耶穌一樣,也與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一樣。然而不論是德米安還是查拉圖斯特拉,作為佈道者或引路人,都與耶穌天差地別。在《聖經》中,耶穌如此說到:「誰若將我拒絕,那麼我也會在天父前將他拒絕」(馬太福音10:32),「誰若想獲得他的生命,他會失去它;但誰若為了我而失去他的生命,那麼他將找到他的生命」(馬太福音16:25)。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寫作很大程度上正是衝著反對聖經而去的,因而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話語:「我叫你們離開我並找到你們自己;並且唯有當你們將我拒絕時,我才會回來」。【注8】在此我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引路人或佈道者角色,一種是叫人跟隨他,而另一種則是叫人拒絕他。拒絕他的理由則是為了找到自己,這正是德米安與查拉圖斯特拉在做的事。其實赫塞對德米安的描寫略帶有一點神秘感,對德米安這個人我們始終不太清楚他究竟是誰,而在一封信中,赫塞曾如此說道:「事實上德米安不純粹是一個人,而是一種原則,或者一種真理的化身……,也可以是一種學說」。學者們曾爭論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是否在教授一種學說(Lehre),例如查拉圖斯特拉說要教給大家超人,那麼超人是否代表了一種學說?因為如果是一種學說的話,那麼必然是普遍有效的,然而若尼采在尋求一種普遍有效的學說那麼顯然與尼采哲學的精神又格格不入。答案或許既是也不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副標題叫做「一本既給所有人也不給任何人的書」(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之所以是給所有人的,因為所有人均可以閱讀他;但又是不給任何人的,因為它不為了任何人的目的,查拉圖斯特拉所教之事只能從每個人的自我實踐中被實現出來【注9】。如其所說:「我只是我自己的法則,而不是所有人的法則」【注10】。

 

於是乎,我們看到這部小說伴隨著對歐洲精神的反思所揭示的真正主題,那就是通向內在自我之路,如同赫塞在小說一開始就表明的:「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條通向自我的道路」(Das Leben jedes Menschen ist ein Weg zu sich selber hin)。這條路註定是艱難的,因為沒有任何人能為我們承擔;但卻是必須的,由此我們才成為具有獨立性的個人。

 

 

注釋:

注1:尼采對人的理解不同於文藝復興以降的人文主義,他並不認為人的內在衝動需要被理性所壓抑、疏導或調整,因而任何的道德、宗教不應是人發展所需的推動力。從而尼采大多數使用人性的(menschlich)一詞,而非人文主義者常用的人(human)一詞。可參考黃國鉅,〈尼采的古典世界中人的形象〉,收錄於《尼采透視》,台北:五南,2017,頁69-72。

注2:生命力的問題對尼采而言說到底當然仍是強力意志(Wille zur Macht)的問題,這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因而不加以展開。

注3:關於好壞(gut-schlecht)轉向善惡(gut-böse)的評價態度可參《道德系譜學》第1章第2-10節。

注4:價值評價對尼采而言,或許只是出自某一暫時的視角(vorläufige Perspektiven),而非固定不變。且這樣一種視角主義才是所有生命的基本條件。可參《善惡的彼岸》序言,第1章第2節。

注5: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第3節。

注6:尼采後來與瓦格納決裂正是因為在瓦格納的音樂中聽出了基督教式的道德。音樂一直是尼采哲學中的主題,然而不論是早期或晚期,尼采所追尋的都是非道德式的音樂,是能夠彰顯生命力的狄奧尼索斯音樂。

注7:辛克萊拋棄皮斯托留斯的原因其實正是因為他重新又在皮斯托留斯身上感受到了某種說教,且他自己也意識到,這是一個必須被拋棄的引路人。此外,小說中的阿布拉克薩斯,會從心理學的角度被詮釋為善惡、光明黑暗、矛盾的統一與融合之神。然而小說中說得非常清楚,事實上辛克萊意識到「希冀新的神是錯誤的」,因為除了找尋自我、找尋自己的道路外,並不存在著其他的義務。這一點與尼采思想亦是一致的,尼采同樣希望破除所有的偶像崇拜。

注8: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1卷〈論贈予的德行〉。

注9:此一詮釋立場可見Nehamas. “For Whom the Sun Shines: A Reading of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i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hrsg. von Volker Gerhard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2, ss.123-141.

注10: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3卷〈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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