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電影：東方主義之下的暴力美學｜陸鹿
《原罪犯》中那段著名的長鏡頭：被軟禁了15年的男主角吳大秀在長廊中，與幾十個打手埋身肉搏，殺出一條血路以後，對所謂「自由」的總結卻是：「即使我比怪物還要不如，難道我就沒有生存下去的權利嗎？」；《午夜凶鈴》中那卷充斥著雪花與雜音的錄音帶，一響勾魂奪魄的電話鈴聲，直接成為觀眾對日式恐怖（J-horror）的體感經驗……這些類型各異、以東亞地區為創作中心的電影，在某種美學的概念的體認之下，被稱為「極端電影」（extreme cinema）。
不得不盛讚倫敦電影發行商Tartan Films在市場策劃方面的獨具慧眼。以下要說的傳奇開始於1999年的一個週末：Tartan Films 創辦人Hamish McAlpine看過兩部日本電影之後，發現其中的美學讓自己「完全為之震懾」；其後，他繼續探索泰國與南韓的作品之時，發現它們有著「令人難以忍受的震動」。更令McAlpine驚艷的是，這些「動人心弦」的電影在亞洲絕非「滄海遺珠」、僅此一次的存在。為了這個巨大而有待開發和引渡的亞洲電影寶庫，他開發了Asia Extreme 這一名詞（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及的「極端電影」），後來它成為Tartan Films明星系列的商標。
想知道Hamish McAlpine最早觀看的日本電影是甚麼？點擊圖片查看更多資料
Asia Extreme系列最終不負所望，在以DVD形式發行、吸引了一群數量可觀的cult “fan-boy”之後，一直殺入藝術影院，後來更成為英國一些巡迴電影節的重要根基。無論是主流影院，還是小眾放映場所，其中放映的電影同時由Tartan Films的亞洲極端電影系列所盤踞。Asia Extreme為Tartan Films帶來了龐大的商業收益，該公司成為了歐美地區之中亞洲相關電影的龍頭發行商。與此同時，歐洲大眾與評論圈對當代日本、香港與南韓電影的關注度大大提升了，Tartan Films可說應記一功。
日式的靈異與詭秘、香港的動作與警匪、韓國復仇與暴力……在極端電影的標籤之下，東亞不同地區與類型的作品共冶一爐。若然真的要歸納這些電影的特點，視覺與氣氛上那近乎令人難以卒睹的、極致的暴力與暴烈美學，大概是該系列最為顯著的共通之處了。
這股瀰漫著東亞風情的「cult片」潮流雖然喚起了英國對亞洲電影的關注，但由Tartan Films選片風格帶來的誤解，成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以韓國電影為例，在Asia Extreme底下發行的電影、少數參與歐洲影展的東亞電影，成為了二千年代初期英語評論界進行研究的唯一依據，例如2001年發行的電影研究文集Im Kwon-Taek: The Making of a Korean National Cinema（林權澤：韓國民族電影的生成）——在這些場域以外發行的、與Asia Extreme美學並不相符的電影類型，很多時被輕易排除於 西方評論者的視野以外。此外，幾位作為Asia Extreme與歐洲影展常客的導演，如朴贊郁、金基德，常常被理解為韓國國內電影產業生態與風格的代表。西方評論者彷彿突然發現韓國電影，將它看成某種需要被發掘的亞洲「全新」與「另類」邪典與驚奇，依然無法離開「東方主義」的審視目光——西方作為「常態」（normal）而東方作為「異己」（alien）與「他者」（Other），最為矚目的總是差異與偏離「常態」的畫面與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