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主動放棄自由嗎?重讀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于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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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家都在討論手機付費的興起和連帶的社會問題。之前無聊在網上閒逛,看到一名住在中國的外國人抱怨著微信支付;不過,他所抱怨的不是現在一般香港人對資料外洩的擔憂,相反,他是抱怨為甚麼德國沒有像微信支付的東西(或至少為甚麼不普及)。在另一邊廂,一些內地的朋友又向我抱怨,說他們久在外地,自己的手機上根本沒有微信支付,他們有時回國跟家人短聚,發現外面的商鋪都不收現金了。我們似乎可以看,在不久的將來,使用現金的人就會被社會排除在外。

 

當然,所謂被社會排除在外不只是交易方法上的不便,背後的含意是:你必須把自己的一切交易資料供奉給大數據的收集者。假如這些數據只是被用作商業用途,感覺很像還不是最壞。我們所擔心的,是政府透過數據對人的監控。

 

推展下去,便又會談到我們現在關心的信用評分制。電子支付是整個監控的一體兩面——它先是作為監察者,方便政府對人民作出控制;其後它又是控制者,政府為各種監察結果(例如:網路和全面的閉路電視)採用行動(例如:不容許信用評分低的人購買某些物品)。在這個龐大的監控裡,人的自由彷彿日漸消逝。

 

但我們從監控中所失去的,竟然是怎麼樣的自由?這可能便涉及到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對「自由」的兩種區分。先是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 免於被限制的自由;另外是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 去做一件事的自由。所謂監控,正如之前所說,是由監察與控制組成的,而當一主體意識到自己無時無刻都被監察,他的消極自由也受到了侵害。再看控制,更不用說,自然是對積極自由的冒犯。
 

歷史中看逃避自由?

 

其實,弗羅姆(Erich Fromm)早就提出過以上的區分,比伯林大名鼎鼎的〈兩種自由概念〉甚至早了十多年。如弗羅姆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的第二章說:「在《聖經》中有一段敘述人類被攆出天堂的神話,這段神話很明顯地說明了人與自由間的這種基本關係。」所指的是,當人違反了上帝的命令,為偷吃禁果而打破本來在伊甸園中生活安寧無憂,人才從限制中解脫,獲得了消極自由,同時也成為了真正具有人格的人。但這種自由的獲得同時指向著人的罪。

 

弗羅姆(Eric Fromm)《逃避自由》繁體中文版封面

從伊甸園的故事裡,人類之所以會選擇偷吃禁果,彷彿是因為我們對自由抱有一種渴望。但擁抱自由是我們的本性嗎?弗羅姆書寫《逃避自由》的時候正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段,從德國納粹主義抬頭的例子看來,人在特定的處境下竟然會甘願放棄一些自由,投奔極權。因此,弗羅姆就問了一句:「自由能成為人的負累,使人難以承受,要避而遠之?」這一句話也貫穿了「逃避自由」這個主題。

 

這樣一道問題,我們以為人類在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看到納粹的戰爭罪行後,就不會需要再問了。可是實情好像不是如此。弗羅姆在書中問:「為甚麼文藝復興的精神與中世紀的不一樣?為甚麼單一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特質結構與十九世紀時不同? 」他想說的是,人的行為不能以佛洛伊德式的(Freudian)生物學觀點完全解釋;我們還需要看社會對人心理的影響。不幸的是,由近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新納粹主義的興起……一連串的事件看來,世界的社會結構好像又漸漸走向對強勢政府的嚮往。

 

這種對強勢政府的嚮往,就像骨牌一樣推向全球。從中國的角度看來,這彷彿是對自身政府的管治的一種肯定,甚至說,中國人民其實都成了逃避自由的專家。這便又關連到弗羅姆對消極自由的看法。


 

弗羅姆式消極自由的啟示?

 

論及弗羅姆對消極自由的看法,要由人類的歷史和人的成長講起。人類之所以是人類,是由他們從自然界的分離開始的,而這種「分離」正正是人類脫離自然界的限制,獲得自由的過程——以弗羅姆本人的例子說明,人類從單純的自然世界中分離,有了個體意識,就似是在個人的生命史中「一個嬰兒脫離母胎,呱呱墜地,成為一個獨立的生物個體。」 他又說,只要個人尚未完全割斷嬰兒與外界聯繫的臍帶,他還是未有自由的 ──「這種由胎兒變為一個人的突然轉變。以及這種切斷臍帶的行為,就是個人脫離母體而獨立的分界。」

 

不過,切斷臍帶並不意味著人就能完全的獨立。 就如弗羅姆所說,所謂獨立,還分身體上的獨立和功能上的獨立:「就功能的意義而言,嬰孩仍然是母親的一部分。嬰孩仍須由母親餵養,攜帶及照顧。慢慢地,嬰孩開始知道,母親及其他目的物是與他本身分離的個體,在這個演化的過程中,有一個因素是嬰孩神經及一般身體的發展,亦就是嬰兒抓握目的物及控制目的物的能力。」重要的是,雖然人從出生到成長,是一個漸漸獲取消極自由的過程,但人也漸漸步向脫穎後的不安,「日益的孤獨」。

 

當一個人在社會中感到無比孤獨,甚至是一種沒權力的感覺,他「便產生了想要放棄其個人獨立的衝動,想要把自己完全隱沒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獨及無權力的感覺。」不過,弗羅姆進一步解釋,我們並不能透過與原始狀態重新連結的方式去解救孤獨——畢竟,臍帶割斷了便無法重新接駁。假如一主體堅決要如此做,唯一的方法是向權威服從,以求成為權威所建構的社會的一份子。可是,弗羅姆提醒我們,向權威服從並不能真正的解決矛盾:「在意識上,這個孩童可能覺得安全與滿足,但是,下意識地,他發現,他所付的代價是放棄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弗羅姆稱之為逃避的機器(mechanisms of escape),這也是極權政府之所以得到支持的原因。

 

但讀者只要細心一想,這種分析其實好像就是現代中國電子付費的情況——你要是不加入整個體系,孤獨感便油然而生;但你要是加入其中,成為整個監控網的一員,所放棄的便是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

 

原始關係的重構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又可以怎樣自處?弗羅姆是這樣說的:

 

另外一種方法,也是唯一一種有創造性的,結果不是導致無法解決的衝突的方法,就是與人類及自然,自動自發地建立關係,這種關係是在不否定個人的情況下,把個人與世界聯繫起來這種關係——其最極致的表現就是愛與創造性的工作——固著於整個人格的完整性與力量中…他積極地與所有的人團結起來,以及他自發自動的活動(愛和工作),借著這種辦法,而不是藉著原始的關係,以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個人身分,再度把他與世界連接起來。

 

聽起來有點抽象,而且,這種解決方法即使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時適用;但換在今天中國的處境,好像顯得有點無力——畢竟,假如整個社會發展成只能透過電子付費完成交易,我們又能如果對抗呢?

 

放棄自由不僅僅因為方便,而是一個人在社會中感到無比孤獨,甚至是一種沒權力的感覺。

這種分析其實好像就是現代中國電子付費的情況——你要是不加入整個體系,孤獨感便油然而生;但你要是加入其中,成為整個監控網的一員,所放棄的便是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

 

假如要我想像一種弗羅姆式的答案,他大概會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入手——當弗羅姆問:「為甚至文藝復興的精神與中世紀的不一樣?為甚麼單一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特質結構與十九世紀時不同? 」他其實正預設了資本主義的單一性是個問題。

 

事實上,《逃避自由》所關心的還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弗羅姆認為,資本主義破壞了舊有社會中人與人相處的價值。資本主義社會強迫人以單一的經濟思維去思考,使人投入經濟﹑競爭活動中,最終使人無可避免地感到不安全和焦慮。再看我們對全面推行電子交易的憂慮,情況好像是類似的。試想像,假如現代人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或許一切都會顯得不一樣(這或許就是弗羅姆所說的「以及他自發自動的活動(愛和工作)」來解決焦慮)。

 

不但如此,弗羅姆又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一些面向。資本主義以龐大市場取代本土市場,在表面看來,我們有了購買各種物品的能力,但商品的生產者其實並沒有真正與購買者接觸,他們只是對著一堆數據所出回應。問題是,人的需求真的能化約成經濟數據嗎?還是,我們只是不再關心市場以外的事物?假如人們再次關心市場外的事物,世界或許又不一樣。

 

但又或許,以上所說的可能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推行。就像,我們常聽到的都是有關中國如何富強,科技如何發達的論述。我們似乎是為了富強而甘心逃避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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