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主動放棄自由嗎？重讀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于千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手機付費的興起和連帶的社會問題。之前無聊在網上閒逛，看到一名住在中國的外國人抱怨著微信支付；不過，他所抱怨的不是現在一般香港人對資料外洩的擔憂，相反，他是抱怨為甚麼德國沒有像微信支付的東西（或至少為甚麼不普及）。在另一邊廂，一些內地的朋友又向我抱怨，說他們久在外地，自己的手機上根本沒有微信支付，他們有時回國跟家人短聚，發現外面的商鋪都不收現金了。我們似乎可以看，在不久的將來，使用現金的人就會被社會排除在外。
當然，所謂被社會排除在外不只是交易方法上的不便，背後的含意是：你必須把自己的一切交易資料供奉給大數據的收集者。假如這些數據只是被用作商業用途，感覺很像還不是最壞。我們所擔心的，是政府透過數據對人的監控。
推展下去，便又會談到我們現在關心的信用評分制。電子支付是整個監控的一體兩面——它先是作為監察者，方便政府對人民作出控制；其後它又是控制者，政府為各種監察結果（例如：網路和全面的閉路電視）採用行動（例如：不容許信用評分低的人購買某些物品）。在這個龐大的監控裡，人的自由彷彿日漸消逝。
但我們從監控中所失去的，竟然是怎麼樣的自由？這可能便涉及到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對「自由」的兩種區分。先是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 免於被限制的自由；另外是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 去做一件事的自由。所謂監控，正如之前所說，是由監察與控制組成的，而當一主體意識到自己無時無刻都被監察，他的消極自由也受到了侵害。再看控制，更不用說，自然是對積極自由的冒犯。
歷史中看逃避自由？
其實，弗羅姆（Erich Fromm）早就提出過以上的區分，比伯林大名鼎鼎的〈兩種自由概念〉甚至早了十多年。如弗羅姆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的第二章說：「在《聖經》中有一段敘述人類被攆出天堂的神話，這段神話很明顯地說明了人與自由間的這種基本關係。」所指的是，當人違反了上帝的命令，為偷吃禁果而打破本來在伊甸園中生活安寧無憂，人才從限制中解脫，獲得了消極自由，同時也成為了真正具有人格的人。但這種自由的獲得同時指向著人的罪。
從伊甸園的故事裡，人類之所以會選擇偷吃禁果，彷彿是因為我們對自由抱有一種渴望。但擁抱自由是我們的本性嗎？弗羅姆書寫《逃避自由》的時候正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段，從德國納粹主義抬頭的例子看來，人在特定的處境下竟然會甘願放棄一些自由，投奔極權。因此，弗羅姆就問了一句：「自由能成為人的負累，使人難以承受，要避而遠之？」這一句話也貫穿了「逃避自由」這個主題。
這樣一道問題，我們以為人類在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看到納粹的戰爭罪行後，就不會需要再問了。可是實情好像不是如此。弗羅姆在書中問：「為甚麼文藝復興的精神與中世紀的不一樣？為甚麼單一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特質結構與十九世紀時不同？ 」他想說的是，人的行為不能以佛洛伊德式的（Freudian）生物學觀點完全解釋；我們還需要看社會對人心理的影響。不幸的是，由近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新納粹主義的興起……一連串的事件看來，世界的社會結構好像又漸漸走向對強勢政府的嚮往。
這種對強勢政府的嚮往，就像骨牌一樣推向全球。從中國的角度看來，這彷彿是對自身政府的管治的一種肯定，甚至說，中國人民其實都成了逃避自由的專家。這便又關連到弗羅姆對消極自由的看法。
弗羅姆式消極自由的啟示？
論及弗羅姆對消極自由的看法，要由人類的歷史和人的成長講起。人類之所以是人類，是由他們從自然界的分離開始的，而這種「分離」正正是人類脫離自然界的限制，獲得自由的過程——以弗羅姆本人的例子說明，人類從單純的自然世界中分離，有了個體意識，就似是在個人的生命史中「一個嬰兒脫離母胎，呱呱墜地，成為一個獨立的生物個體。」 他又說，只要個人尚未完全割斷嬰兒與外界聯繫的臍帶，他還是未有自由的 ──「這種由胎兒變為一個人的突然轉變。以及這種切斷臍帶的行為，就是個人脫離母體而獨立的分界。」
不過，切斷臍帶並不意味著人就能完全的獨立。 就如弗羅姆所說，所謂獨立，還分身體上的獨立和功能上的獨立：「就功能的意義而言，嬰孩仍然是母親的一部分。嬰孩仍須由母親餵養，攜帶及照顧。慢慢地，嬰孩開始知道，母親及其他目的物是與他本身分離的個體，在這個演化的過程中，有一個因素是嬰孩神經及一般身體的發展，亦就是嬰兒抓握目的物及控制目的物的能力。」重要的是，雖然人從出生到成長，是一個漸漸獲取消極自由的過程，但人也漸漸步向脫穎後的不安，「日益的孤獨」。
當一個人在社會中感到無比孤獨，甚至是一種沒權力的感覺，他「便產生了想要放棄其個人獨立的衝動，想要把自己完全隱沒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獨及無權力的感覺。」不過，弗羅姆進一步解釋，我們並不能透過與原始狀態重新連結的方式去解救孤獨——畢竟，臍帶割斷了便無法重新接駁。假如一主體堅決要如此做，唯一的方法是向權威服從，以求成為權威所建構的社會的一份子。可是，弗羅姆提醒我們，向權威服從並不能真正的解決矛盾：「在意識上，這個孩童可能覺得安全與滿足，但是，下意識地，他發現，他所付的代價是放棄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弗羅姆稱之為逃避的機器（mechanisms of escape），這也是極權政府之所以得到支持的原因。
但讀者只要細心一想，這種分析其實好像就是現代中國電子付費的情況——你要是不加入整個體系，孤獨感便油然而生；但你要是加入其中，成為整個監控網的一員，所放棄的便是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
原始關係的重構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又可以怎樣自處？弗羅姆是這樣說的：
另外一種方法，也是唯一一種有創造性的，結果不是導致無法解決的衝突的方法，就是與人類及自然，自動自發地建立關係，這種關係是在不否定個人的情況下，把個人與世界聯繫起來這種關係——其最極致的表現就是愛與創造性的工作——固著於整個人格的完整性與力量中…他積極地與所有的人團結起來，以及他自發自動的活動（愛和工作），借著這種辦法，而不是藉著原始的關係，以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個人身分，再度把他與世界連接起來。
聽起來有點抽象，而且，這種解決方法即使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時適用；但換在今天中國的處境，好像顯得有點無力——畢竟，假如整個社會發展成只能透過電子付費完成交易，我們又能如果對抗呢？
這種分析其實好像就是現代中國電子付費的情況——你要是不加入整個體系，孤獨感便油然而生；但你要是加入其中，成為整個監控網的一員，所放棄的便是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
假如要我想像一種弗羅姆式的答案，他大概會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入手——當弗羅姆問：「為甚至文藝復興的精神與中世紀的不一樣？為甚麼單一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特質結構與十九世紀時不同？ 」他其實正預設了資本主義的單一性是個問題。
事實上，《逃避自由》所關心的還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弗羅姆認為，資本主義破壞了舊有社會中人與人相處的價值。資本主義社會強迫人以單一的經濟思維去思考，使人投入經濟﹑競爭活動中，最終使人無可避免地感到不安全和焦慮。再看我們對全面推行電子交易的憂慮，情況好像是類似的。試想像，假如現代人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或許一切都會顯得不一樣（這或許就是弗羅姆所說的「以及他自發自動的活動（愛和工作）」來解決焦慮）。
不但如此，弗羅姆又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一些面向。資本主義以龐大市場取代本土市場，在表面看來，我們有了購買各種物品的能力，但商品的生產者其實並沒有真正與購買者接觸，他們只是對著一堆數據所出回應。問題是，人的需求真的能化約成經濟數據嗎？還是，我們只是不再關心市場以外的事物？假如人們再次關心市場外的事物，世界或許又不一樣。
但又或許，以上所說的可能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推行。就像，我們常聽到的都是有關中國如何富強，科技如何發達的論述。我們似乎是為了富強而甘心逃避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