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惡不作惡(十五):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世界愈來愈不邪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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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惡談了半年,相信讀者跟我一樣,都想問,世界會好起來,惡會消亡嗎?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史提芬‧平克(Steven Pinker)說會。

 

史提芬‧平克稱自己是科學家和人文主義。他認為理性、知識跟科學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不過,他不是很天真、很傻的對人性樂觀,像某些儒家只高舉人性善,對惡若無其事。在2011年出版,上千頁的暢銷書(暢銷書能同時是好書,不容易)《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The Decline of Violence In History And Its Causes)就指出我們人性有兩種拉力,一是向善一是向惡。五種內在的惡魔包括性虐待狂(sadism)、報復(revenge)、支配(dominance)、為追求實利的暴力(violence in pursuit of a  practical benefit),和追求意識型態的暴力(violence in pursuit of an ideology)。而我們的善良天使則有「節制」(self-control)、同情心(empathy)、道德(morality)和理性(reason)。人作善行還是作惡就看這幾種拉力跟環境的互動。他借助了各種學科的成果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本書不但是知識、思想的盛宴,更可說是通識的典範。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The Decline of Violence In History And Its Causes)

兩個角度看

 

甚麼是惡?在平克眼中,沒甚麼複雜的,就是殺人、強姦、搶劫和打架等暴力行為。平克引用了美國心理學家鮑邁斯特(Baumeister)那純惡的迷思理論(the myth of pure evil),指出當人們作道德說教時,會用上了受害者(victim)的角度。面對邪惡,他們就用上了英雄對暴君/變態佬/虐待狂的框架,尋求正邪對決。往往,卻是用暴力來對付暴力,惡性循環。

 

然而,如果用科學家的角度,我們就要從犯罪者(perpetrator)的角度看。我們會發現那些「邪惡」的人,本身並不純然邪惡。他們只是因其內在的一些傾向導致惡行出現,而環境令這些傾向浮現出來。心理學家發現,高溫、暴力電影和酒精也會令人作暴力行為呢!這不難理解。

 

受害者最難明白的,是這些「惡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在作惡,他們是做要做的事(當然,這不代表世界從此沒有惡行。我不認為自己說廢話,不但於我說的不是廢話。)。當你明白他們更多,你甚至可能會原諒他們(但請記著To understand is not to forgive!)。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史提芬‧平克(Steven Pinker)

不過,社會科學家要做的到底還是了解,跟不作判斷就不舒服的哲學家不同。社會科學家只想告訴你,當你看清行為背後的原因,你就會覺得惡人並不真是那麼惡。作惡的人往往並不是很有意地去傷害一個人,他也不一定能在惡中得到快感(想像無線電視劇那些壞人在陷害主角後的奸笑!)。另一方面,惡人也不一定要負上所有責任,因為受害者往往也有份推惡人走上不歸路!更重要的是,惡人其實跟我們沒有太大分別,他們不是一直都心惡意,只是他們有很高的自尊,有野心,但可能高估自己,要做一些很冒險的事。當有人阻礙他的計劃時,往往就不惜一切(真的很像無線電視劇那些奸人!)。

 

這樣做不是為惡人說好話。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每個普通人都有機會作惡,我們會無知,我們會自我欺騙,於是走上作惡之路。但,只要將那些機會掃除、減除,我們就能將罪惡有效地下降。這是平克為何樂觀的根據。

 

倫理學的轉向

 

這世界是否真的會如平克所描述,愈來愈進步,愈來愈少暴力,人愈來愈變得善良?人類的歷史真的有進步可言,向著更道德的方向邁進?

 

啓蒙運動的哲學家說會,包括康德、休謨、彌爾說會。他們對人充滿信心,他們的框架是建基於人類理性,努力地描劃在規範性的層次我們會怎樣怎樣。平克則用宏觀的視野,指出歷史上戰爭、內戰和種族屠殺的死亡人數跟人口的比例都下降了。二十世紀後半葉我們更享有長期的和平,我們開始用權利語言,酷刑、集體迫害已是我們的道德零容忍。這不是進步嗎?

 

已經進步是否等於會一直進步?未必。最近美國就退出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而我們二十世紀的惡的問題,平克好像有盲點,看不到。二十世紀的惡的問題是為何飽受教育的人可以作出大惡?戰爭死亡人口比例下降看來是與這問題不相干。相反,它挑戰了理性、教育和道德——我們真可以(只)仰賴它們,令世界變得更好?

 

平克對追求美善的倫理學家(或叫人追求美善)或許有最大啓發。在序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甚麼暴力在下降》一書,錢永祥這樣說︰「設想道德乃是某種需要人們提升心性與修養方克成就的境界;並且最好從日常生活中人們的需求與遭遇著眼,把各種苦痛與剝奪視作道德所關注的人間大惡,讓排斥暴力、減少這類苦難成為道德感性與道德關懷的注意焦點。換言之,我們需要經營、發展一種道德意識,強調「排斥暴力」與「減少痛苦」這兩項核心原則。」

 

錢永祥先生指出平克關注「減少苦痛」可對政治哲學有新的啓發,在《動情的理性》的導論,他指出要扭轉道德觀,從關注道德成就轉向關懷苦痛︰「把人的應然狀態理解為盡量減少了非應承受的苦痛、傷害的狀態。」,而非關懷彼岸世界或成聖成賢。甚至,連是否讓人生過得更美好也不宜為道德的關懷所在。

 

錢永祥《動情的理性》

 

人的實然狀態最核心便是苦痛。這反映了人的生命特質,就是會受苦。錢永祥指出大部份道德理論卻集中在人的理性、意志、信仰,而忽視甚至鄙視人這種脆弱性。美國女哲學家努斯鮑姆 (Martha Nussbaum)的影響。 努斯鮑姆在《脆弱的善》(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一書便指出個體追求正義的理念時,他/她是會受週遭的環境影響,會被傷害,會受傷,因為人是脆弱的。我們並不活在理念的世界,而是活在偶然、隨機中。道德理論不能像英雄電影忽略了這一面。

 

對世界有希望,想改善世界,並不一定要高舉人性美善。發掘人性的險暗面,也不是要對人失去希望。反而好好的認識現實︰人到底是怎樣的動物,他跟環境會產生甚麼互動,才是改變現實的條件。我們大一讀中國哲學史,承傳了孟子的人性論,實在太粗疏,「人有先驗道德能力,因為跟隨動物性因此就作惡」的解釋,對我們防止作惡幾乎沒有幫助。甚麼是動物性,怎樣才算跟隨?人就是不只跟隨動物性,充滿計算、猜忌,自我中心,才會作惡!(回想你曾被人批評時怒不可抑幾乎想殺人的一刻!你是自尊受損,不是動物性作祟。)自命不凡,滿有理想的也極危險,他們會以為為了理想做甚麼也可以,目標證立所有手段。

 

我們看制度,也不是要求甚麼靈丹妙藥,或者烏托邦,只要能避免最壞情況出現已值得我們為之奮鬥努力,民主未必要以戰勝的姿態歸來,人們或許仍然覺得政治無關我的小確幸生活。但也許當一派獨大而胡作非為,被壓迫的人們最終揭竿而起,戰爭暴力隨之而來,生靈飽受痛苦時,我們就會真切明白甚麼制度才是「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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