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迷驚魂——波蘭斯基電影中作家的困局|朱珏瑾

撰文:朱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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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85歲的猶太裔導演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還在孜孜不倦地寫劇本、拍電影,很了不起。他十年前拍過一齣《影子滅殺令》(The Ghost Writer, 2010),主角是一位藏於幕後,以幫人代筆為生的所謂「幽靈寫手」,這次在新戲《狂迷驚魂》(Based on a True Story, 2017)中,幽靈寫手的形象再次出現,并真的顯出了幽靈(Ghost)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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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斯基從年輕時就著迷於呈現暴力、幻想,人與心魔對抗,封閉在其中並不斷下墜的過程。想一想他六十年代最經典的《冷血驚魂》(Repulsion, 1965),精神分裂的Carole就是一步步被孤獨和性壓抑吞噬,在瘋狂殺人之後才獲得片刻寧靜。波蘭斯基同時期另一套驚悚戲《魔鬼聖嬰》(Rosemary’s Baby 2014)也刻畫了一個深陷壓抑噩夢的女子Rosemary。七十年代,波蘭斯基在他自己導演的《怪房客》中演了一位來自異鄉,被大都會排擠,逐漸自我隔離的絕望年輕人。這些人一方面在努力維持外表看起來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卻在隔絕的環境中開始不自覺地以窺視者的目光審視自己,令現實中的「我」成為被異化,被控制的他者。這一體驗好比「我」在望向鏡中自己的影像時,赫然發現其實是鏡中人在望著鏡外的自己。鏡中的像既飽含了「我」對自己的想象與期待,折射而返的目光又重新追逐并包圍鏡外的「我」。觀看者變為了被觀看者,目光讓「我」如此不安,感到一種被監視的痛苦,如同無處不在的道德枷鎖,壓抑產生了,癲狂也隨之而來。

 

波蘭斯基導演《怪房客》(1976)

「鏡中人」無疑才是闖入人精神世界的「怪房客」,也是將人與外部世界阻隔開的一座看不見的牢籠。

 

拉康在鏡像階段的理論上,表明人在嬰兒時期通過「鏡子」才確認了自我的存在,即「自我」其實是種建立在「注視」之下的虛假構建。

約翰·伯格在《約定》中提到「精神分析學極大地影響了我們這個世紀的藝術」。而精神分析真正開始對電影產生影響,正是在波蘭斯基嶄露頭角的六十年代。拉康在鏡像階段的理論上,表明人在嬰兒時期通過「鏡子」才確認了自我的存在,即「自我」其實是種建立在「注視」之下的虛假構建。在波蘭斯基的電影裏,即便主角早已離開嬰兒時期,其對「自我」的確認依然不是來源於直接的感受——主體是缺席的,他無法真正感受到自己,所有對自我的判斷都来源於代入了客體目光之後的觀看。

 

回到電影《狂迷驚魂》,作家Delphine的鏡像化身為由Eva Green飾演的Elle。你看見她,實際上就是看見了Delphine隱密的內心世界。Elle看起來完美得很,卻隱隱帶著一閃而過的陰森感,讓觀眾一度分不清她究竟是敵是友,好像波德萊爾曾經問過的那樣——

 

美,你究竟來自天空,還是出自深淵?

 

因為她既集合了人美好的幻想,又投射出人的深層恐懼。幻想中的自己該是甚麼樣子的?Delpine在一開始就說了出來——

 

為甚麼你任何時候都是光彩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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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作家的內心也會渴望自己在別人眼中,有著和明星一樣奪目的外表。除此之外,Elle在發現家中的榨汁機壞掉後,可以即刻砸壞它,第二天就買回一個全新的。她隨心所欲,無所畏懼,高效不拖延,應付外在事務更是得心應手。最重要的,她擁有一個作家求之不得的寶藏:豐富,且極具戲劇性的個人經歷。

 

這個人物顯示出了與「鏡子」意象重疊的特質。她冰冷、耀眼、鋒利,行為上有著不留餘地的果決,但同時她也是虛假的。她的形象愈強大,愈逼得鏡像外的「我」於陰影下不斷收縮。這段此消彼長的關係展示出人內心艱難鬥爭的過程。軟弱與自尊幾乎是人無可救藥的心理缺陷,尋求「注視」就是最簡便,也最接近本能的救贖之道。

 

這齣戲還涉及到另一個問題——作家的創作困境——即是否要以袒露自己真實的內裡為代價,去豐富作品的內容。無疑,這是所有創作者都會遭遇的矛盾。

 

剖白自己需要極大的勇氣。沒有人願意出賣生命中真正黑暗的時刻,可創作的源泉又必然來自自身最為深刻的體驗。在這痛苦抉擇的困境中,虛構的Elle出現了。她鼓勵作家去堅定地向內挖掘自己,而作家卻妄想隔岸觀火,悄悄竊取Elle的故事為小說題材。若我們想到波蘭斯基早年極為不幸的個人經歷——母親亡於二戰納粹集中營,懷有身孕的妻子在家中被謀殺慘死,便不難想像這種創作的矛盾定是他曾經無數次拷問過自己的聲音。

 

經歷苦難是不幸的,過早經歷苦難卻是不幸中之大不幸,因為從那以後,每當痛苦稍有跡象,他都會第一個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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