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慾望之狗》新書發佈會（下）—— 兩個推理迷的相遇｜思兼
「讀書破萬卷，落筆如有神。」這句話大家肯定有聽過。然而嚴肅文學作家與推理小說作家讀的書會一樣嗎？
嚴肅文學作家總給人一種常讀曠世巨著的印象，，仿佛一說出口就會震懾他人：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杜思妥耶夫斯基（Fydore Dostoevsky），甚至在華語地區完全沒有聽過的作家。《慾望之狗》的作者夏芝然卻是個推理迷，但更有趣的是推理偵探小說最吸引他的並不是謎題本身，而是偵探這種理想人物形象的刻畫。
她與蜚聲國際，破格的推理小說《13．67》作者陳浩基會交流怎樣的推理與寫作心得呢？閱讀推理小說會對他們的寫作有何影響？現在為你解謎。
夏芝然：美式偵探形象與騎士精神
上篇談到陳浩基說在看《慾望之狗》這書時，雖然並不像傳統本格推理小說般，有明確的案件、設謎及解謎部分，但仍然看到不少推理感極強的情節；例如〈寄給W的〉這篇，故事中「兩位女生住在一起，其中一位去了上海工作，另外一位留在香港的女生每日都收到一張明信片：是由不知是誰的男人D，寄給一個他不認識的女人W。」
夏芝然說，她在早年以寫作謀生時，曾寫過三篇推理小說。她回憶說：「我是每一晚都會看推理書，但因此她要把燈亮著才可入眠。朋友甚至感嘆：『你真的很大膽，睡覺前看屍體』。」她再把這種對謎題的興趣追溯到小時候聽父母談鬼故事。他們在客廳講鬼故事，夏芝然就只能聽到一半，心裡忐忑不安，只好躲在房間裡。與此同時，她又很想知道結局。這種感受也許聯通了兩個類型：推理小說與鬼故事有著類似的懸疑結構，也涉及血腥、暴力等恐怖元素。
那為甚麼她當時會挑戰難度去寫推理小說呢？她說自己是個很容易沮喪的人，平常在街上閒逛，都會突然想到「為甚麼城市會變成現在的樣子？」。因此，她需要一個逃遁的空間：「雖然我的寫作仍然被邊緣化，但是我很肯定讀推理小說對我內心世界的影響力非常大。尤其是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的《八百萬種死法》及《一長串的死者》。」讀卜洛克有助她面對自己的沮喪，帶給她更多面對生活的勇氣：「卜洛克小說裡面的偵探有騎士精神、有勇氣。他們鍥而不捨地追查真相，他們要知道兇手現在在哪裡，他們要向死者的家屬交代，他們為弱勢的人找出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就像陳浩基的《網內人》般。」
除了卜洛克之外，她還介紹了另一個對她寫作影響深遠的推理小說作家（編按：推理小說是偵探小說傳入日本後的新名字，可參閱《偵探小說的科學觀怎樣影響日本推理小說？》，在華語區有時兩個名詞會混用。）：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她認為錢德勒已經離開了最重要的推理，而是寫作的風格、以及他小說中所宣揚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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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基：從日本到香港——推理小說與社會轉變
閱讀美國偵探小說的夏芝然，明顯比謎題本身更著重於人物的性格刻畫，或者細節描寫。譚以諾也說《慾望之狗》的閱讀焦點更多時放於細節描寫。細節是除了真相之外紓解焦慮的另類路徑：因此劇透對《慾望之狗》這書來說問題不大。
然而，對於陳浩基寫的本格推理小說而言，太早破題卻是頭號大忌。跟隨日本推理小說源流的他解釋道：「純文學作品比較形而上，每個人看的感覺都不一樣。流行小說則截然相反，它是有套路的，也就是：Whodunit（是誰做）、Whydunit（為何要做）、Howdunit（如何做）三大問題。」他指出即使是劇透類的小說，如東野圭吾的《嫌疑犯X的獻身》，儘管東野圭吾破題回答了「是誰做」，但仍然要為剩下來的兩個問題自圓其說。在三大基本問題之上，推理小說作家們發展了各種玩法，例如針對是誰做這問題，以前更多是密室裡面有人被殺，在幾個疑犯裡面找出真兇；但現在「是誰做」這問題卻變成社會裡面誰都有可能是真兇的狀態。又例如綾辻行人的《殺人十角館》又會有很多形式上的誤導，將讀者焦點吸引到「是誰做」的範疇，但在其他兩個問題上玩詭計。
當譚以諾問到《13．67》一書的社會派元素時，陳浩基先提到日本推理小說從「本格派」到「社會派」的轉向。「本格派其實最初屬於外來文學，即來自福爾摩斯、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那類小說，於是日本作家就去模仿這類小說。」無論「本格派」的興起，還是「社會派」的更迭，都與整個時代環境有莫大關係。「戰後日本經濟蕭條，當時也沒有電視、手機等高科技產品，文字小說則是當時最能負擔的娛樂。因而當時很多奇詭，但又宣揚到正義的故事。當時正值美國佔領時期（編按：從1945年日本投降起至1952年簽訂《舊金山和約》止，美國為首的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並改革其政治體制，又稱「盟總時期」），鼓勵此類小說。同時，美國又為了壓抑武士道精神等思想，禁制時代劇小說。」
隨著日本經濟起飛，百姓所面對的問題變成了日常的柴米油鹽，又或者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單調重複的本格派推理小說開始應付不了時代的需要，因此才出現松本清張一類社會派推理小說作家的興起。他們寫的推理小說更多針對人性、社會現實等，不再樹立「名偵探」的形象，例如江戶川亂步筆下的明智小五郎與怪盜二十面相的鬥智故事。《13．67》與《網內人》同時站於本格派以及社會派的原因：「我很想只寫本格（推理小說），但香港社會不容許我只寫本格。」他提到日本社會的「新本格」復興，即使經歷了九十年代初的經濟泡沫爆破，接下來又有失落的二十年，日本社會仍然是相對平靜，純本格作品仍可生存。當然這個時代也有這個時代的要求，現在出版社一般希望出版可以電影化的故事。
《13．67》的第一個故事其實是本格派故事，是典型的安樂椅偵探類故事：大宅的富翁被殺，一班人對警察自白，究竟誰是兇手？在延展的過程中，剛好發生曾偉雄的「黑影」事件（編按：2012年8月，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有便衣警員粗暴阻擋記者拍攝，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指稱當時警員看到記者是個「黑影」，引起社會迴響。），他那時候就覺得，如果他一面倒地將警察描寫成英明神武的幹探，就會略顯失實。因此他反過來把破案的警察寫成是警隊中的異類，以此凸顯整個社會的氛圍。
夏芝然與陳浩基的閱讀選擇，與他們的寫作方法，為我們揭示了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推理／偵探小說源流。夏芝然提及的偵探作家屬於美國冷硬派（Hard-boiled）偵探小說作家，此類小說多描寫鍥而不捨的偵探，在罪案無處不在的城市真實場景中追查真相，跟黑色電影相合。相反，陳浩基所提的本格推理小說，則注重推理小說本身的「遊戲性」，透過各種技巧一邊引導，一邊誤導讀者，指涉社會的程度相對較低；亦因此有社會派推理這種反彈。無論是哪種推理小說，他們都指向人性最陰暗的慾望，與城市最黑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