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仞姿談1970s藝術氛圍與轉折：「香港視覺藝術1970-80」講座前奏

【編按】文潔華教授最新著作《香港視覺藝術家1970-1980》旨在研究於1960年代，呂壽琨先生「新水墨運動」在香港推行以後，視覺藝術語言的發展。為此，她對本地藝術家梁巨廷、畢子融、靳埭強、蔡仞姿、呂振光、江啟明展開個案研究，考察他們如何發展出獨特的藝術語言。蔡仞姿親身經歷了1970、80年代兩個本地視覺藝術發展時段。在這次訪談中，她以過渡階段見證者的位置，回顧了七〇年代文人結社以及人才濟濟、渴求新潮的藝術氛圍，而到了80年代，與上一輩截然不同的藝術風貌已經出現，彰顯著本地藝術發展的轉折。謹以此訪談作為9月1日下午「香港視覺藝術1970-80」講座前奏。

文潔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人文學講座教授、電影學院總監。研究及著述範圍包括：比較美學、比較哲學、女性主義哲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文化藝術等。著作包括︰《美學與性別衝突——女性主義審美革命的中國境遇》、《自主的族羣——十位香港新一代女性視覺藝術家》、《性別與創造——女性主義美學及其他》、《藝術自然與人文——中國美學的傳統與現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當代中國美學新視域》、《藝術沒有終結》等。

蔡仞姿女士，1980 年代開始致力推動香港當代藝術思潮，1985 年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第一次裝置藝術個展，香港重要當代藝術場地1a 空間創辦人之一，2002 年起致力協助浸會大學成立第一所視覺藝術院。

文︰文潔華

蔡︰蔡仞姿

文︰當時「中元畫會」的人已經開始創作混合媒體藝術。

蔡︰是，是很前衛的。而其中激發我的老師首先是葛量洪師範學院的老師，包括李國樑、郭樵亮、陳炳添、李國榮。李國榮是李國樑弟弟。記得當時我們上課，郭樵亮的野心很大，因為他知道香港很難有其他機會可以開設正式藝術教育課，因此非常用心。我在那一年幾乎認識了當時所有活躍於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他帶了我們去拜訪很多人，這是其一。另一點是我傻傻的獨自上了一個學期的課程，老師是呂壽琨，這還挺幸運的。他當時仍然很厲害，但沒多久就去世了。

文︰對，他在1975 年去世。

蔡︰我上課的時候大概是1970 年左右，所以我認識到他整套學說。當時我還是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坐在教室聽他講課，後面坐着的是周綠雲、徐子雄等「一畫會」的成員。我上那個呂壽琨的課程是一流的。要知道中大校外課程每課一小時三十分鐘，總共十多課，呂壽琨可謂毫無冷場。一開口就滔滔不絕，基本上教授了中國畫全套歷史，令我獲益良多。差不多所有大師都涵蓋了。另外，當時呂壽琨受到很多批評，他屬於新派，尤其他仍在創作一筆禪的作品，被人不斷批評說沒有筆墨功力，所以他上課的時候會故意在我們面前露功夫，讓大家知道他的筆墨功夫深厚。他在桌上示範，每課會示範不同流派的畫法作品。

其實也因為呂壽琨一句說話我才去讀書。當時我真的很單純，上課的時候就心知不妙。我讀官立中學，哪有機會接觸毛筆？還說畫國畫呢。呂壽琨用一個比較新式的方法教書，他稱自己不像傳統中國畫的老師，所以讓我們儘管交功課，不記名的，所謂有教無類。只要畫個「花押」，即符號讓他在上面點評就好。我很聽話，真的畫個符號沒有寫名。上完課後，他說「你們誰喜歡跟我學習的，逢週日就過來吧」。他沒有提到錢。

文︰週日再去同一個場地嗎？

蔡︰不是。當時是去華仁書院譚志成的畫室，譚志成在那兒教書。每逢週日就會人才濟濟。呂壽琨會教書，學生都是早期「一畫會」、「元道畫會」的成員。

文︰全部是您的前輩。

蔡︰是的。還記得徐子雄等人當時還瞪着我看。其實是因為呂生竟然把他的畫作給我，讓我回家思考。當時很好笑，他應該覺得這個小丫頭應該不懂出「古惑」，讓你回家參考一下吧。當時我才二十多歲出頭，很單純，老師讓我跟他學習我就去，老師沒提到錢，我就真的沒有交學費。

文︰在課程中有碰到梁巨廷、畢子融、靳埭強嗎？

蔡︰有碰到梁巨廷。畢子融是師範學院師弟，應該還未出道，靳埭強也有，他們也是常出入課堂的。王無邪、何弢已是有地位的人，他們不會來這些學生聚會。江啟明不是他們那一派，是左派，當時有些禁忌。而呂壽琨等人也「眼角高」，屬於新派藝術家。

文︰對您來說啟迪很大吧？您才剛出道，遇到的前輩也是大師級，說句話、吵個架也有份量，您就在旁聽，是這樣嗎？

蔡︰是的，啟迪很大，吸收了他們的日月精華，哈哈。他們會說很多批評話，但也讓我知道很多東西。郭樵亮會覺得自己是最前衛的藝術家，當時他剛從英國回港；呂壽琨也覺得自己很前衛。

大師的確有大師風範。但當時他和「中元畫會」的韓志勳其實是同一派的，所以韓志勳也提到他們很合得來。呂壽琨在課堂教外國女士畫畫，韓志勳就幫他做翻譯，傳授國畫的理念。所以他們之間切磋不斷，包括呂壽琨、韓志勳、文樓、張義，後期還有王無邪等等。當時文樓、張義剛從台灣回港，因此他們之間的資訊交流也很緊密；而我上過這麼多課，也知道呂壽琨的確家學淵源，其父呂燦銘的國畫很了得。上課時經常聽到他大聲疾呼，說中國畫要站起來，走到這步已經是臨界點了云云。他覺得當時的中國畫情況真的有問題。韓志勳、張義、文樓、王無邪等人其實覺得大家平起平坐，他們之間的切磋甚至會是大家把畫拿出來看的。韓志勳常提到，當時呂壽琨在渡海小輪公司任稽查，應該是負責收票的，身穿白色制服，我也見過。

他們全部都有不同正職。韓志勳當時也在郵政局做「幫辦」，所以這點也造就很多啟迪。他們全部都有一份正職，下班後的八到十個小時就是黃金時間。譬如巴西咖啡，還有尖沙咀某間酒店咖啡館，豪氣時便到當時中環希爾頓酒店的鷹巢餐廳，總之他們當時近似外國1960 至1980 年代的藝術氣氛，是一種所謂建制之外，不是正式藝術學院出身的。因為在戰爭之後，也沒有特別的藝術學院訓練，但大家很嚮往新思潮，頻密交流是很重要的推動。他們也會一起出版《新思潮》的刊物，可見他們對新文化極嚮往。

我跟呂壽琨寫畫，但過程中有點迷失，暗中也在考慮想出外讀書。而VAS（視覺藝術協會）當中有幾個已經打算留洋海外，譬如關晃。不過念及留洋，心中還是有些膽怯。教職的待遇其實不差，還出去讀書嗎？我家裏也不是大富大貴，要讀書還是要靠自己籌錢。結果我拿着幾百元美金就到美國了。總之我記得一次問呂壽琨的意見，不知道這樣好不好。他說︰「你還是出國讀書吧」。他這麼一句，我就決定出國了。

文︰回來香港應該很寂寞吧，環境完全不同，也沒有人了解您所做的作品。回港後的創作，過程中有沒有甚麼體悟？

蔡︰當然我覺得有點遺憾，知道香港的環境不可能養活一個全職藝術家，尤其是我這類創作的人，所以我一直無法享受作為全職藝術家的生活。如此這般就過了30 年。若問我有何遺憾，就是不能好好地當一個全職藝術家。我覺得若能全職創作，質素一定比現在好得多。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正值1978 年夏天，王無邪來電，同年就到理工教書。

文︰您在1978 年回港繼續創作，覺得自己有改變嗎？您從甚麼時候開始做裝置藝術？

蔡︰就是教學生的時候。因為我知道有很多東西獨力難以完成，譬如在沙灘那張相，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沙灘創作。於是一次我和學生嘗試；那次是香港電台聽到我的故事，說想來拍關於我的日常生活，問我想做甚麼，我說我想到沙灘創作，他們答允了，於是我們就來到沙灘。自己獨力是做不到的，因為到任何公衆地方創作是要買保險的，我們怎麼買得起？但香港電台買得起，所以我通過這個方法完成。

我也曾因為在理工教書的關係，找巴士公司讓學生在巴士創作，但有一次我嚇怕了。警察局來電，「你是蔡老師嗎？」「是的。」「我們找到幾個女生，說是你的學生。」我教她們做裝置，她們跑到天星碼頭掛字，譬如「GoodMorning」之類的，其實是很有趣的。掛的時候警察指她們破壞公物，要拆下來；這幾個女學生可不畏懼，反而跟警察理論，說要拿回作品，「我要交功課」，於是警察就打電話來了。我問「我需要保釋她們嗎？」心中很怕，哈哈。

文︰您見證了這個過渡期，還會有種「我要為中國藝術做點甚麼」的使命感嗎？

蔡︰不會了，反而會覺得我要耕耘另一代，所以我很尊敬何弢這一羣人。我在上課時從他們身上吸收了這種意識，包括呂壽琨、韓志勳等人。我們面對着甚麼，而我們又可以做些甚麼。這對我的影響很深。大環境是這樣的了，但還是要工作，那就唯有做了。仍然很記得我的教學年代，還包括那時的學生黃啟裕、歐陽應霽、劉清平等人。總之我那個年代就是這麼過的。

到了1980 年代認識了也斯，開始討論能不能做一些跨媒介的作品。當時我們這輩對王無邪、譚志成所主導的藝術創作和文化元素扣連的說法，頗不認同，藝術創作必然有文化元素，但文化元素不應該脫離時代，而且還要規範於某些因素。王無邪曾說中國文化是書法、文字、筆墨，但來到1980 年代、1990 年代，這些標簽式的文化元素跟時代跟香港有甚麼關係？大家對這套理論已不感興趣，同時亦覺得大有問題。水墨是一種很好的創作媒材，不過中國的文化特質已不必然是這類型了，因為這類型應該屬於上一輩了。

文化當然會承上啟下，而且也有不同的時代。譬如榮念曾，我看過他早期的作品，其實也是在傳達中國文化，但那是一種新中國文化。你看到他們演出時穿那種大陸軍裝的衣褲、他所愛用的字體都是在新中國會見到的字體，也是新中國文化的元素。

訪談文章屬於《香港視覺藝術家1970-1980 ——新水墨運動後的實驗與挪移》之部分，經出版社授權轉載。

《香港視覺藝術家(1970-1980) ——新水墨運動後的實驗與挪移》文潔華教授│商務印書館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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