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伊格頓|理論的興起與衰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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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泰勒.伊格頓
譯者|商正

 

文章上篇:泰勒.伊格頓|理論的興起與衰頹(上)

 

事實上,傳統的左派政治──其確實含義那時是馬克思主義──並非像上面所示那樣愚笨。對藝術和文化,它要說的很多,有些單調乏味,有些新穎迷人。事實上,文化在已為大家所知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裡位置顯赫。盧卡奇、班雅明、葛蘭西、萊希、霍克海默、馬庫色、阿多諾、布洛克、戈德曼、沙特、詹明信:這些人忽略了色情和象徵、藝術和無意識、生活經驗和意識轉換,就難以成為思想家了。20世紀大概沒有比這樣的思想更豐富的遺產了。現代文化研究正是從這遺產裡亦步亦趨,儘管大部分在其先輩面前黯然失色。

西方馬克思主義轉向文化,部分原因是政治虛弱或對政治不再抱幻想。夾在資本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之間,像法蘭克福學派這樣的群體,可以通過轉向文化和哲學來補償他們政治上的無家可歸。儘管政治上受困,但他們可以利用他們巨大的文化資源來對抗文化作用正變得越來越重要的資本主義,從而證明他們依然和政治掛鉤。在同一幕中,他們與野蠻的、沒有文化修養的共產主義世界脫離了關係,同時,還不可估量地豐富了共產主義先前所背叛的思想傳統。然而,這樣做,也使得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再像它那些富戰鬥性的革命前輩,而成了彬彬有禮的鄉紳,成了幻想破滅、失去了政治權威、墨守成規的學究。它也把這一點傳遞給了文化研究中它的繼承人,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這樣的思想家,對這些人來說意味著主觀性理論而不是工人革命理論。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馬克思主義確實將性別和欲望排除在它的主要議題之外。但它絕沒有忽略這些議題,儘管它們要說的大部分只是片言隻語,令人惱怒。最終推翻了俄國沙皇並以布爾什維克政權取而代之的起義,是1917年國際婦女節那天的示威遊行發動的。一旦大權在手,布爾什維克就首先考慮婦女的同等權力。馬克思主義對環境問題一直一聲不吭,不過那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儘管如此,早期馬克思和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對大自然都有思想豐富的反思。馬克思主義確實沒有完全忽略無意識,僅僅只是把它作為資產階級的發明而草率地擯除。但這種簡單的思維對這種愚昧有著重大的例外,例如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家威廉.萊希(Wilhelm Reich);愉悅和欲望在像赫伯特.馬庫色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思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以人體為主題著作中寫得最好的一本《知覺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就是法國左派梅洛─龐蒂的作品。正是通過現象學的影響,有些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才與生活經歷和日常生活的問題密切相關的。

指責馬克思主義對種族、民族、殖民主義或者種族源流無所建言,同樣不對。確實,二十世紀初只有共產主義運動系統提出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重要議題──還有性別問題──並加以討論。羅伯特・揚(Robert J. C. Young)寫道:「承認不同形式的統治和剝削(階級、性別、殖民主義)的相互關係,承認必須將它們全部廢除,以作為成功實現每個人解放的根本基礎,提出這樣的政治綱領,共產主義是僅此的一家。」列寧把殖民地革命置於蘇維埃政府工作的首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它地方的反抗殖民鬥爭至關重要。

 

羅伯特・揚(Robert J. C. Young)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是支持反抗殖民運動的首要精神源泉。二十世紀有眾多的反抗殖民主義的偉大理論家和政治領袖在西方接受教育,並持續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甘地借助了拉斯金、托爾斯泰和其他的此類源流。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國家不在歐洲。文化政治本身,就西方所知而言,大體上是如卡斯楚、卡布拉爾、法農、詹姆斯.康諾利等所謂第三世界思想家的產物。這種說法大可爭辯。一些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無疑會認為:第三世界的鬥士求助於像馬克思主義這種在西方占統治地位的西方理性,令人遺憾。這些理論家會指出,以法國啟蒙運動的主要人物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為例,他相信知識公正、科學的光輝、不斷的進步、抽象的人權、人類日臻完善的可能性,以及真實人性的精髓在歷史上穩步的展現,這些都有損於他的名譽。

孔多塞當然持有這樣的觀點。只是同樣的理論家,陶醉在他們完全令人理解的反對這些意見中,很可能忘記指出:孔多塞也相信──當時只有其他極少數人也相信──應該有普選權,婦女應具有同樣的權力、非暴力政治革命、平等教育、福利國家、殖民地解放、言論自由、宗教寬容以及推翻專制和教權主義。儘管這些人道的觀點可以與他不引人注目的脫鉤,但並非毫無關係。人們可以聲稱:開迪心智才算啟蒙運動。今天就有那樣的人,對他們來說「目的論」、「進步」、「普救論」是十惡不赦的思想罪(確實他們有時能言之鑿鑿地證明)。他們就像是在政治上早出生了幾個世紀。

 

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

 

儘管如此,說共產主義運動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一言不發,難辭其咎,是言之成理的。不過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某種人類哲學或宇宙奧秘,它並不應該責無旁貸地從對改變敲碎熟雞蛋的習慣到儘快去除小黃獵犬的蝨子種種事情發表意見。馬克思主義,籠統地說,敘述了一種歷史的生產方式是如何轉變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講起體育鍛煉或封嘴禁食是否是最好的節食之道,沒有引起你的興致,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缺陷。婦女運動迄今為止對百慕大三角依然一言不發,也同樣不是它的缺點。那些指責馬克思主義建言不夠的人,對喋喋不休的宏大敘事也同樣反感。

六十與七十年代問世的許多文化理論可以看作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評論。總的來說,這種批評是同志式的,而不是敵意的反應──這種局面後來改變了。馬克思主義,舉例而言,一直是指導亞洲和非洲新革命民主主義行動的理論之光;但這點,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修改該理論,以適應特定的新情況,而不是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從肯亞到馬來西亞,革命的民族主義既復活了馬克思主義,又迫使它自我反省。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之間也還發生過一場激烈而又極富成效的辯論,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信奉馬克思主義,他感到有必要打消許多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感到馬克思對他的專業領域──人類學,幾乎無所建樹。作為一種歷史觀點,馬克思主義似乎對史前文化和神話也沒有多少闡明。

 

阿圖塞:多元決定論——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 EP89

 

羅蘭.巴特乃左派一員,他發現,說到符號學,符號的科學時,馬克思主義對此一無所言,令人遺憾。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研究語言、欲望和人體,三者沒有一項位於馬克思主義議題之首。然而兩位思想家在當時與馬克思主義政治關係緊密。後現代主義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發現馬克思主義與資訊社會和藝術先鋒派思想了無干係。當代最前衛的文化雜誌《竟然如此》(Tel Quel)發現,毛澤東主義可以短時間替代史達林主義。這很像找到了純可卡因來替代海洛因。新的聯繫在巴黎和稻田間建立了。還有許多人找到了托洛茨基主義這個替代品。

這枯燥的陳述還能延續下去。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現在聲稱,他始終把他自己的解構主義理論理解為一種激進化的馬克思主義。這話無論對錯,解構,有一段時間在東歐的一些知識圈裡曾一度成為反共產主義歧見的一種準則。傅柯,阿圖塞的學生,是離經叛道的後馬克思主義者,他發現馬克思主義在權力、瘋狂、性欲問題不能令人信服,但在一段時期內,他繼續徜徉於它一般的氛圍之中。馬克思主義在傅柯最著名的幾本著作中為他提供了一個沉默的對話者。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發現經典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日常生活的概念。在他手裡,這個概念,後來對1968年的激進分子影響巨大。在對馬克思主義整體明確表示懷疑的同時,社會學家彼埃爾.布林迪厄掠奪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提出了像「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這樣的概念。曾幾何時,幾乎無法判定戰後英國最優秀的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這與其說是他作品致命的模棱兩可,還不如說是他作品的優點。同樣的論述也適用於在英國和美國的所謂新左派(New Left)。這些新銳文化思想家是同路人──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而不像他們30年代的前輩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同行者。

並非所有的新銳文化思想家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關係都是這般令人憂慮。但要說新興文化理論中的大部分誕生於和馬克思主義的極富創意的對話,看來也是公正的。這種對話始於試圖在馬克思主義周圍找到出路,而又不完全放棄它。它的結果分毫不差。在法國,不同基調的對話再現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存在主義之間先前的和解。其中心人物是受人尊敬的沙特。沙特曾有名言:馬克思主義代表著二十世紀在一個方面的最終境界,你可以置若罔聞,但無法逾越。然而像傅柯和克利斯蒂娃這樣的思想家曾忙於想超越它。但他們力爭要想跨越的正是這一境界,而非其它境界。沒有人在和道教或鄧・司各脫(Duns Scotus)爭吵。哪怕是從負面來說,馬克思主義也在這種程度上保持了它的中心地位。馬克思主義碰到任何理論都會作出反應。如果新興的文化思想家還能嚴厲批判馬克思主義,那麼,其中有些人還持有其激進的看法。至少,他們還是共產主義者,其意義就像甘迺迪(John F. Kennedy)宣稱自己是柏林人。

 

甘迺迪(John F. Kennedy)

 

事實上,有時候很難說這些理論家是在反駁還是在發展馬克思主義。要下這個判語,首先就得對馬克思主義究竟是甚麼,要有確切的理解。但這難道不正是事情的麻煩部分?這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聲名狼藉的原因之一?認為理論就應該有確切的定義,可以用它來比照同一理論的其它說法,以找到它離經叛道的犯罪程度,難道不是自以為是?這很像以前對佛洛伊德學說是否是科學的爭辯。論證的雙方似乎都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知道科學到底是甚麼:唯一的問題是佛洛伊德學說是否能被納入這一科學。但如果心理分析一開始就迫使我們對以前認為是科學的觀點進行大徹大悟的改革呢?

確切地說,重要的東西是你的政治主張和見解,而不是你怎樣對它們進行分類。當然,特殊的觀點必須有特定的內容。至少要有些被認為與它水火不相容的內容。你不可能一面服膺馬克思主義,一面鼓噪著要復辟奴隸制。女性主義信念眾多,相當鬆散,但不管它散到何等地步,也不可能包括把男人作為優等品種來頂禮膜拜。確實有些英國聖公會的教士,似乎放棄了上帝、耶穌、童貞女瑪利亞受聖靈感應而生耶穌、奇跡、復活、地獄、天堂、真實的神靈與原罪。但這是因為,他們性格溫柔,胸襟開闊,易於接受無窮無盡的觀念。他們不想通過相信任何令人難受的具體事例來冒犯他人的感情。他們只是相信:人應該互相友愛。但是這種不同於教條主義的信念,並不等於可以想當然地認為,任何政治學說都可以接受。

然而,在一些地方,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這樣一種教條,這在史達林和他接班人的統治下尤為突出。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數百萬人遭受殺戮、迫害和監禁。問題是能否讓這理論更靈活自由而又不讓它分崩離析。一些文化先驅的答案是小心謹慎的肯定;後現代主義者的回答則是毫不含糊的否定。不多久,隨著東歐繼續下滑走向災難,大多數的先驅們回心轉意,親自得出了「不」這個結論。正如六十年代激進的文化平民主義不由自主地為八十年代憤世嫉俗的消費主義鋪平了道路,當時的一些文化理論著手將馬克思主義激進化,其結果是十之八九完全超越了政治。它以深化馬克思主義起始,以取而代之告終。克利斯蒂娃和《竟然如此》小組轉向了宗教神秘主義,並頌揚起美國的生活方式。後結構主義多元化現在最好的榜樣並不是中國的文化革命,而是北美的超市。羅蘭.巴特從政治轉換到了愉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德的注意力投到了星際間的旅行,繼而在法國總統選舉中支持右翼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米歇爾.傅柯聲明不再保持對新社會秩序的任何期望。如果阿圖塞從內部重寫了馬克思主義,這樣他就打開了一扇門,他的許多門徒將全部從這門裡偷偷溜走。

 

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並非始於柏林牆的倒塌。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政治激進主義的核心就能感知到這一危機。不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還是引起一連串爭論的新觀點的驅動力。利奧塔德擯棄他所認為的宏大敘事時,首次使用宏大敘事這個術語來表示馬克思主義。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時正是著名的1968年學潮之際。如果能感覺到狂歡,也能感受到冷戰。這並不是左派先興後衰的問題。就經典馬克思主義而論,蠕蟲已經躲藏在花蕾裡,而蛇則隱秘地蜷曲在花園裡。

史達林主義的殘暴使得馬克思主義在西方聲名狼藉。但許多人感到馬克思主義受到質疑也是因為資本主義本身的變化。它不能適應以消費而不是以生產、以形象而不是以現實、以媒體而不是以紡織廠為中心的新型資本主義。它尤其是不能適應富裕。六十年代後期,戰後經濟繁榮可能已是強弩之末,但它還在決定政治的步伐。縈回於西方激進的學生和理論家心中的許多問題是由進步而非貧窮造成的。這些問題是:官僚規制、鋪張浪費、精密的軍事裝備,失控的科技。這是個從頭至尾就被幽閉恐怖症所掌控,充斥著符號和常規的世界。對這一世界的感覺導致結構主義的誕生,結構主義研究產生人類意義的隱秘代碼和常規。六十年代既令人窒息又活躍時髦。有過對綜合知識、廣告和商品至高無上權力的焦慮。幾年以後,檢驗所有這一切的文化理論自己也有成為另一浮華商品之虞,成為高價倒賣自身符號資本的一種方式。這些問題都是關於文化、生活經驗、烏托邦欲望、由兩維社會形態所造成的情感和知覺的受損。從傳統上來說,馬克思主義在這些議題上建樹不多。

愉悅、欲望、藝術、語言、傳媒、軀體、性別、族群、所有這些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文化。文化,這個字的意義包括比爾.威猛、速煮食品以及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和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似乎是馬克思主義所缺乏的。這就是為甚麼與馬克思主義對話主要是在那個地帶展開的理由之一。文化也是讓文明人道的左派遠離極度缺乏文化修養的、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一種方式。文化理論而非政治、經濟學或正統哲學在動盪的年月裡與馬克思主義意見相左,就不足為怪了。如果不能輕而易舉地加以約束,文化研究者在政治上往往趨於激進。因為像文學、藝術史這樣的科目沒有明顯的物質回報,所以他們只能吸引那些懷疑資本主義功利觀念的人。這種純粹出自喜好而從事某一工作的想法,始終鬚髮花白的國家護衛者驚慌失措。毫無意義乃是件起著強烈破壞作用的事情。

 

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

 

無論如何,藝術和文學包含著大量與現實政治體制難以和諧一致的觀點和經驗。在那個經驗本身看似脆弱以及落魄的世界裡,藝術和文學提出了生活品質的問題。首先在這樣的條件下,怎樣才能創造出有價值的藝術?為了名聲鼎盛藝術家難道不需要改變社會?此外,和藝術打交道的人講的是價值的語言而非價格的語言。他們所創作的作品的深度和強度彰顯了迷戀於市場的社會日常生活的淺薄。他們也受過教育,想像以多種方案來替代現實。藝術鼓勵你想像和期望。就是因為這些原因,為甚麼是藝術或英語的研究者,而不是化學工程的研究者往往成為論戰的中堅,也就一目了然了。

然而,一般說來,化學工程的研究者比藝術和英語的研究者更善於調整好自己的心情。吸引文化專家加盟政治左派的特點,也就是他們難於組織起來的特點。他們的政治行動詭秘,行動時畏首畏尾,對烏托邦比對工會更有興趣。不像王爾德筆下的平庸之輩,他們知道萬物的價值卻不知道萬物的價格。你不會讓蘭波加入公共衛生委員會。在六十與七十年代,這使得文化思想家同時成為馬克思主義內部和外部的理想候選人。在英國,像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這樣的著名文化理論家,決然轉向非馬克思主義陣營之前,佔據此位長達幾十年。

同時置於一個位置的內部和外部──佔據一塊領土,同時又在邊境上狐疑地躑躅──通常能產生最富獨創性的思想。這個地方資源豐富,儘管不是始終毫無痛苦,只要回憶起20世紀英國文學的偉大名字就夠了,他們幾乎都遊移在兩種或更多的民族文化之間。後來這種位置的不確定性為新興的「法國」文化理論家傳承。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並非出生於法國,出生為在法國人,性取向為異性者,為數也不多。有些人來自阿爾及利亞,有些人來自保加利亞,還有些人來自烏托邦。隨著七十年代的慢慢地消逝,這些原先的激進分子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東山再起。八十至九十年代非政治化的通道已經打開。

 

本文選自《理論之後》(After Theory),(英)伊格爾頓著,商正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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