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早已成為「後人類」,為何依然如此懼怕它?【技術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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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凝翔


 

近來,「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給我們造成了巨大衝擊,讓「後人類」議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再往前,「AlphaGo 戰勝人類」刷屏時,「人工智慧」也曾引起巨大關注。在普及了最新技術進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種被知識界概括為「後人類」的恐慌。

我們不缺乏對於「後人類」的種種想像,從《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到《異形》(Alien),從《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到《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科幻電影已為我們塑造了無數的「後人類」或「仿製人」形象。甚至,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植入人工輔助設施、使用家務機器人已經成為現實;而手機也成為我們離不開的「延伸器官」──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已經是「後人類」。但每每談及這個問題,我們感受到的仍然是恐懼與迷惑:我們在擔憂「後人類」時代時,擔憂的到底是甚麼?

 

混雜主體:雙重去中心視野下的後人類丨曹家榮

 

「後人類」問題的體現多種多樣,有基因編輯和人工智慧對「人」的界限的模糊、工作層面機器或賽博人對人的替代、腦機介面與虛擬實境對現實的衝擊、諸種技術聯合作用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複現⋯⋯然而無論是何種意義、語境下的後人類惶恐,核心都是對當下的「人」的境況的關注。令我們恐懼的,或許正是充滿未知的當下。

 

每個現代人,都是「城堡中的K」

我們不喜歡這樣。」「怎麼會喜歡呢,」K說,「你們當然不會喜歡這樣,可是只能這樣做。
卡夫卡《城堡》

無論是何種意義、何種語境下的後人類惶恐,其核心都是對當下的「人」的境況的關注。而這又進一步涉及兩個問題:其一是我們如何定義當下的「人」;其二則是已來或即將到來的世界將如何改變這種「人」的境況。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不同知識背景的人會找到不同的理論依託,尤其是科學與人文兩種體系培養出的知識份子,往往難以達成共識,更不要說與公眾意見達成一致。

不過在意見的分裂之下,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押井守、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異形》、《2001太空漫遊》等科幻作者及其作品卻屢屢被提起,尤其是狄克及其小說改編的諸多影視作品:《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全面回憶》(Total Recall)、《未來報告》(Minority Report)與《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近乎成為了後人類問題中繞不開的座標,也是諸方意見的「最大公約數」。

 

「後人類」是科幻小說與電影的重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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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在談論狄克及其啟示時,有兩段話往往位居卷首:一段是《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下稱《仿生人》)一書扉頁上葉慈(W. B. Yeats)的詩:「而我仍夢到他踏著草地,在露水中飄飄蕩蕩行走,讓我的歡歌輕易刺透。」另一段則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版本的《銀翼殺手》中添加的臺詞:「所有這些瞬間都將隨時間逝去。一如眼淚,消失在雨中。」

 

狄克《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如同兩段引文所呈現的,如果說《仿生人》一書的基調是對往昔的懷念及與其相伴的孤獨,那麼在《銀翼殺手》中,懷舊的淚水卻只能為綿延的雨所洗刷,孤獨的身體將走入墳墓,最後留下一片嶄新的大地。可以說,兩部作品雖然呈現角度不同,但都保有著同樣的懷舊、戀鄉與孤獨感,而這種感受絕非狄克僅有,而是彌漫在狄克之後的整個西方科幻世界中,使這一陰冷朦朧的世界與早期科幻作家們所構築的各類烏托邦(《烏有鄉消息》(News from Nowhere))、反烏托邦(《1984》、《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奇幻冒險(《地心探險記》(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區分開來。

 

赫胥黎《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事實上,儘管《仿生人》、《神經漫遊者》(Neuromancer)這樣的賽博朋克(cyberpunk)作品往往被放置在反烏托邦(dystopia)作品的譜系中進行考察,被認為是《1984》這樣作品的一種延展。然而,倘若拋開「科技」、「極權社會」等設定,整個二十世紀後期的科幻作品在行文風格與內在主題上,都與這一譜系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其內部也存在著極強的分化。頗為吊詭的是,在數十年後再看,最有力地指出後人類境況的並不是克拉克式(Arthur C. Clarke,《2001太空漫遊》編劇之一)的充滿了各類科學設定的硬科幻,也不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I, Robot》作者、「機械人三法」奠基者)筆下橫跨各個星域的宏大歷史,而是狄克與吉布森的作品之中,那些斷片式地聚焦於那些抽象社會中最為具體的人,看他們如何面對世界的擠壓與塑造,是逐漸變形,還是與之相對抗。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這似乎正暗示著,「後人類」問題並非簡單的技術達爾文主義對人性的侵蝕問題,而更關乎人類與外部世界、人與物、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變遷。在此意義上,《銀翼殺手》中連綿的雨水與《2001太空漫遊》中漆黑的石碑,都成為了外部世界在人類眼中的符號投射。人們所感受到的不僅僅是被仿生人、AI 所替代的恐懼,更是自己所生活的整個現代世界日益變得冰冷、堅硬。於是,「後人類」問題的實質,便遠遠超出了生理學或技術意義上對「人類」的替代,而更多體現為馬克思與盧卡奇(György Lukács)所說,人類在現代社會中的逐漸「異化」──就此而言,無論是基因編輯還是人工智慧,甚或是電影中張牙舞爪的「異形」,都不過是「異化」的一種物質體現,而絕非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我們一直都是後人類嗎?

 

不妨這麼說,整個賽博朋克傳統,乃至整個後人類問題域的核心,便是對逐漸冰冷、抽象的現代世界之恐懼與反抗。如同狄克在短篇小說集《金人》(The Golden Man)的前言中所說:「我想寫那些我愛的人,並將他們放入我頭腦裡想像出來的世界中,而不是放到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因為我所存在的這個世界遠未達到我的標準。那麼,我應當降低我的標準,我應當跟大家合拍,我應當順從現實。不,我從未順從過現實。這就是科幻做的事。」

 

菲力浦・狄克《金人》(The Golden Man)

 

每個現代人都經歷著《城堡》中 K 的命運,「不喜歡」現存的世界,「可是只能這樣做」。於是每當我們談起「後人類」時,我們所說的絕非未來,而恰恰是過去,是一種懷念,是一齣悲劇,是一個無法返回的溫柔世界,是一片可以踩踏的青綠草地,是那些愛與被愛的可能。對於我們來說,未來正是過去的倒影,那個過往的世界中不僅存在著「真實的綿羊」,還存在著已經逐漸逝去的人性之光。歸根結底,我們恐懼的並不是那些技術本身,而是失去一個替代性的世界的可能。

 

後人類的守門人,我們需要跨領域溝通

後人類到底意味著甚麼?要爭論這個問題,最好的時機可能就是現在。不要等到它所體現的思想列車穩穩地停下來之後,再用炸藥來改變它們。
凱瑟琳.海爾斯 《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

在梳理了「後人類」問題的脈絡後,一個問題浮現在我們面前:倘若早期的賽博朋克作品與後人類的相關討論具有如此豐富的內涵,那麼今日的後人類問題場域何以逐漸收縮到基因編輯、人工智慧等為數不多的幾個技術領域?

 

【物語】Cyberpunk香港:科幻聖地或歷史之城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相關作品史與學科史的建構,將對應的作品與學術討論劃入了專門的範疇(如科幻文學、技術哲學)中,從而強化了其技術面向,掩藏了其中對整個現代抽象社會狀況的反映。不過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早期科幻作品與學術討論(尤其是控制論(cybernetics))對後續研究的影響。恰如凱瑟琳.海爾斯在《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一書中所揭示的:早期的各種討論,尤其是狄克、吉布森等人的科幻作品,不僅想像了「後人類」的狀況,更是直接框定了「後人類」的問題場域。不妨這麼說,如果沒有《異形》與《仿生人》,沒有《神經漫遊者》與《攻殼機動隊》,那麼在「人類」之後將只剩下一片彌賽亞般的虛空,除了抽象概念外,我們無法想像一種真實的、名為「後人類」的存在。不僅如此,倘若失去了技術之外的歷史與文化語境,在概念叢中不斷演進、並且直接在物質上形塑了「後人類」的諸多技術思潮也未必如期而至,「後人類」本身便就此消散在風中了。

 

《攻殼機動隊》的兩種後人類解讀:神話式賽伯格(上)|楊宸

《攻殼》的兩種後人類解讀:作為意識形態的賽伯格(下)|楊宸

 

然而塑造了「後人類」問題的諸多歷史脈絡卻也成為了籠罩著問題本身的陰影。如前所述,今日的「後人類」問題更多關注著狹義的技術與人的關係,尤其在基因編輯、人工智慧、賽博身體、資料監控等等方面大展拳腳,彷彿這些問題乃是「後人類」問題的根本所在,人類的確面臨著數千年來的大變局。不過倘若深入到科學或是技術領域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那裡常見的諸多判斷並不成立:今日的技術雖然突飛猛進,但遠比不上工業時代與二十世紀之初;今日的創新雖然無所不在,卻也都是攀附商業的微小創新,真正改變人類的創造卻尚未出現;今日的電腦領域雖然蓬勃發展,但最基礎的數學、物理等學科卻已遇到了瓶頸,數十年來都並未出現突破性進展。至於科幻作品中常見的「超級 AI」、「超級人類」等設定,如果是在技術意義上,恐怕離我們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這絕非悲觀的論調,無論是出版於千禧年開首的《未來50年》(The Next Fifty Years),還是近來《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對近百位物理學研究者的調查,都同樣證明了這一點:所謂近年來科技的突飛猛進,其實只是技術的進步,並未涉及科學的關鍵性進展,而愈是遠離基礎科學與技術生產的人群,愈容易接受在商業與媒體的運作之下被誇大了的技術進步。恰如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知識的未來」(The Future of Knowing)演講中所說:「我們所擁有的關於人類的資訊,顯著地超過了任何關於存在著的非人類系統的資訊。」當代不斷膨脹的「知識」,不再以外部世界為中心,而更多是關於人類自身。由此所謂的「革命性變化」,也不過就是一場由來已久的漸進轉型進程中的最新進展,這也正是近年來看似不斷加速的技術革新的實質。

 

布羅克曼《未來50年》(The Next Fifty Years)

 

然而大多數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卻將商業運作下的技術進步,與科幻作品中的未來圖景結合起來,在公共空間中營造出了一種狹隘的「後人類」惶恐,彷彿人工智慧與基因編輯明天就會不可逆轉地摧毀人類。這種錯覺一方面來源於查爾斯・珀西・斯諾(Charles Percy Snow)所說「兩種文化」的區隔(身兼科學家與作家的斯諾,在上世紀中葉觀察到人文科學知識份子與科技知識份子正日益分化,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化,他為此提出警告,並呼籲兩者的合作);另一方面卻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缺乏對科學、技術等專業領域的敬畏,並未試圖理解技術與科學的實際進展,反而忽視具體問題的肌理,急於將表面的狀況納入到其熟悉的問題場域(典型如倫理、藝術、社會分層與流動等)中進行分析,如是者得到的多半不是學術分析,而是天方夜譚。

 

查爾斯・珀西・斯諾(Charles Percy Snow)

 

誠然,在學科日益分化的當下,想要彌合科學與文化之間的界限或許日益困難,甚至可說是有些吃力不討好。但我們仍需要尋找、培養那些可靠的、能夠溝通不同領域的知識份子,因為只有這樣一群人才能夠真正承擔起「守門人」的職責,追蹤技術發展的進程,彌合不同領域的裂隙,守望整個人類的未來。在此意義上,那些急於對最新技術進展發表看法的學者,並沒有犯下根本性的錯誤,只不過少了些進取之心,一味模仿二十世紀科幻作家們通過「故事」與「預言」來達成警告的行徑。然而距離奧威爾(George Orwell)、赫胥黎(Aldous Huxley)與狄克等人的作品問世已有幾十年歷史,我想我們早該迎來更加紥實可靠、融合多個學科知識的後人類研究,而不是不斷重複那些前輩早已講過的故事。

 

不可遏制的客體,我們已經是後人類了?

「總有一天,」喬憤怒地說,「像我這樣的顧客會推翻你,推翻你們自動服務機的暴政。人的價值、憐憫和溫馨將回歸社會。」
菲力浦・狄克《尤比克》(Ubik)

菲力浦・狄克《尤比克》(Ubik)

 

如果要迎來一種更加紥實可靠的後人類研究,那麼我們首先應當脫離狹義的技術限制,還原「後人類」概念最初豐富的意涵。如前所述,「後人類」問題的核心是對現代世界中異化的人性的恐懼與反抗,這種異化總是來源於一種「非人」的「客體/物」,因此後人類問題又可以被理解為「對客體/物的恐懼」。以最容易理解的技術達爾文主義(如基因編輯、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與優生學的結合)為例,基因編輯意味著將人改造成了「非人」,腦機介面則是在人中嵌入了「物」,而這兩種具體技術與優生學的結合,則進一步指向了「非人/物/客體」對人的替代或統治──整個邏輯並沒有脫出「人與物」、「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框架。

事實上,流行科幻作品中最集中的意象,便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無法擺脫的「客體」,無論那些客體被表達為極權社會、義肢、人工智慧還是人造人,這些客體都必然導致了人與物、主體與客體之間界限的模糊,進而造成了對身為主體的「我」的壓抑。不妨認為,科幻作品正是通過寓言的方式,洞察了現代性的核心命題。這一命題在齊美爾(Georg Simmel)、胡塞爾與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論述之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區別不過是狄克作品中的「客體」並未有一個穩定的表徵,而上述三人則集中地使用了客觀文化/主觀文化、科學/生活,或是確定/不確定等範疇,希望將概念對中的後者從前者的壓抑中解救出來。

然而「後人類」境況卻並非單純的壓抑,而是指向了一種拉圖爾式(Bruno Latour)主客體關係的糾結:人愈是希望與客體劃清界線,就愈是會與客體更加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所有人為創造出來的客體──物品、制度、文化乃至人與人之間的組織、關係──最後都成為了窒息個體的關鍵所在。如果這麼說有些過分抽象的話,那麼用押井守那段知名的話來說,所謂的「現代性」問題便是:人類總不願承認「手機」是自我的一部分,可同時卻愈來愈離不開「手機」的過程。借用拉圖爾的判斷,我們或許可以說,我們不僅「從未現代過」,更是「從未成為人類」──從現代意義上的「自我」誕生一刻起,我們便沉浸在一種焦慮中,希望將自己與他人、與社會、與物品相區分開來。如果人類的定義是那個界限分明的主體,那我們早已是後人類了。

在拉圖爾的論集中,他探討了現代性、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議題,並試圖在實踐中將人類與非人類這對範疇連結起來,打破自然與歷史,以及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之間的割裂。

 

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

 

以此為入口回到科幻作品,我們將發現,那些主人公們總是在尋找的、渴望的東西──無論是綿羊、歷史,還是靈魂、身份──其實質都是一種人與物之間、真與假之間、生與死之間的界限。界限意味著確定性,同時意味著意義存在與生成的可能。然而將一切希望寄託給界限的存在,主人公便會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境:在迷宮之中發現一個獨立於自己之外的龐然大物,發現自己無法理解世界的存在,從而失去自我。就此而言,《銀翼殺手》成為科幻史上的經典絕非偶然,因為故事中瑞克・戴克(Rick Deckard)不斷地對自我的找尋和質疑乃至絕望,正是每個現代人都會經歷的過程。

與斯科特的改編不同,在《仿生人》小說一書的結尾處,狄克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更加溫柔的結局:當妻子伊蘭(Iran Deckard)給瑞克帶回的電子蟾蜍(可以)訂購電子蒼蠅時,狄克已部分地超越了卡夫卡的視野,曾經需要通過無限倒退來找尋的、人與仿生人之間的界限被擱置了。正是通過這個結尾,狄克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人們無須為了本來就無法明晰的界限而焦慮,如果我們早已成為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的混血兒,成為廣義上的「後人類」,那麼關鍵便不是倒轉時間的齒輪,而是在那些模糊的、斷片式的場景中,發現美與意義的存在。

可是何以發現美與意義呢?恰如馬克思從伊比鳩魯(Epicurus)處所學到的,在冰冷的一切彷彿都已註定的世界中,偏離即是自由,參差即是意義。於是,並非循規蹈矩的知識份子,而恰恰是科幻故事中的那些邊緣人、癮君子、失敗者,切實地成為了後人類圖景中的自由女神,召喚著早已逝去的時光,尋找著抽象社會中殘存的意義碎片。

不妨這麼說,在「後人類」問題中,最為重要的或許並不是那個長遠的未來,也並非利益權衡後對整個技術進程的控制,而是對當下切實存在的狀況之關注。這意味著,愈是在討論那些看似宏大的關乎人類命運的問題時,我們愈應將目光不斷下放,直到看到那些歷史地層中的雨露塵埃,那些世間萬物的參差多態,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樂,那些邊緣人的日常生活──流吧,他的眼淚,無論接受還是拒絕,這是時代留給我們的紀念品。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新京報書評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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