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思考作為方法(中):反抗「疆/域」認識論|李柏翰

撰文:李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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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柏翰

 

在上文中,我們討論到「缺席的社會學」作為展開解殖思考的方法,我們也談到現代知識生產與再生產中的殖民性(coloniality)。以社會學這個「科學領域」為例,我們發現後殖民主義和解殖理論因出發點不同,導致不一樣的推論和主張;但除此之外,我們究竟能怎麼「(理)解」那個被指稱的殖民性?

 

邊界思考作為方法(上):現代性即殖民性與解殖

 

舉例而言,在2017年一個訪談中,米格諾洛(Walter Mignolo)強調現代知識生產分野的研究「領域」(field)即是一種最直觀的領土型的認識論(territorial epistemologies)。儘管再怎麼倡議「跨領域」,都還是得基於各領域的存在作為前提。另一個例子,則是民族國家成為政治分析的主要對象。

「當發現現代性一元論和殖民的邏輯是相互依存的」,而後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時,這就是「解殖性」(decoloniality)被產出——無論迸發或蘊涵、解放或抑制——且被需要的起點。因此,解殖性不僅具有認識論,也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它不是後現代理論的一支,因為後現代也是一種現代的、領土型的知識。

與現代性「脫鉤」的任務無法交由國家、企業、宗教組織來做,儘管它們有時可能會有幫助,比如解放神學的興起、開發中國家的反西化戰略(de-westernisation)、新興市場的區域貿易安排。但這些終究都還是「現代性」賦予、預見且容許的領土型知識,而與解殖所謂「自己掌握命運」的想像有所落差。

 

抵銷領土、轄域、邊疆的知識建構

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有兩個關鍵:其一是,活過或活在邊界(border living)。以米格諾洛為例,當他在美國「發現」美裔拉美人(Hispano)與「奇卡諾人」(Chicano)的意義,以及這些身分活在他從未意識到的身體上。另一個關鍵,則是意識到殖民性是現代性的構成要件,而非衍生物——殖民先於現代而存在。

這裡,其實包含了一整套知識不服從(epistemic disobedience)的策略,而起點是所謂「邊界思考」(border thinking)。其中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來自安卓杜雅(Gloria Anzaldua)1987年出版的《邊/界》(Borderland/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用身體與處境重構發言位置。

 

安卓杜雅《邊/界》(Borderland/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上述兩個關鍵發生時(兩者間沒有順序),你就可能產生邊界思考:被殖民性所形塑的主體並非「跨越」而是「住在」邊界裡。當你試圖理解世界時,你擁有不只一套思維,多重並存的意識讓你成為自己的他者,比如法農(Frantz Fanon)說的「活成黑人」或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

 

法農(Frantz Fanon)

 

用安卓杜雅的詮釋是:你無法選擇邊界,你也無法決定研究邊界,你就活在邊界、住在邊界中。所有你能運用的理論都被邊界決定了,而這決定是「殖民權力矩陣」(colonial matrix of power)所部署的。也因此,你不被允許參與「屬於現代」的知識生產(比如原住民宇宙觀、伊斯蘭哲學、古代中國思想所處的位置)。

 

安卓杜雅(Gloria Anzaldua)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住在邊界,也沒必要如此;就如同不是每個人都住在領土上。然而,邊界——或邊疆(frontiers)——是由住在領土上(領域內)的行動者所劃,以保衛其不受「外界」(foreign)力量侵擾。現代西方認識論就是這樣來的,其預設的是邊疆(己身的極限)而非邊界(與他者共有的交集)。

預設「邊疆」的認識論,假設邊疆外的地方是「空無一物的化外之地」,是一個得以征服、先佔、填補、文明化的空間。因此領域認識論無法是解殖的;它是帝國的認識論,透過現代性的話語,合理化、正當化殖民性。反之,所有的解殖思考都一定是出於邊界思維;但並非所有的邊界思維都一定會成為解殖思考。

 

解殖,以「現代民族國家」的為例

米格諾洛曾強調解殖「理論」(theories)是複數的——邊界意識及其思考活動不可能是單數且一致的——且要當心,不能把解殖性放在現代性理論(modernity theories)的框架下理解,因為邊界思維並非現代的「我們」的一份子,而是與單一、平滑、整全、領域性的「我們」脫鉤的(delinking)。

 

米格諾洛(Walter Mignolo)

 

比如說,從解殖角度而言,「民族國家」的概念和相關知識是殖民擴張的重要工具,其治理形式是由有產階級自教會與君王手上奪權後創造出來的(如英格蘭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民族國家強大的原因有二:其一,它源起於舊帝國的殘骸,如一戰後的奧匈和鄂圖曼帝國;再者,它也在去殖民後的亞非崛起。

當區域政治的去殖民運動成功把殖民者送走,卻保留了殖民者留下來的治理結構。民族國家的知識也順勢在全球流行,不僅成為法律形式上的國家(state),也成為整合公民社會的民族(nation),與之相伴且順其自然生成的,就是國籍、公民、「國界」、民族情感等知識與意識——構成了現代的「我們」。

 

脫勾於現代性/殖民性的另類治理

既然談到了解殖認識論的起點,也談到這種思考進路為何抗拒國家及其所象徵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因為它延續了殖民者的邏輯——使之成為後殖民社會中知識圖景那「看不見的背景」——因此不難理解,為何解殖思想家都喜歡用另類全球化運動匯聚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作為對照。

事實上,「民族國家」的治理結構也開始鬆動了,因此也是我們可以開始思考其他治理選項的可能性。這裡指的不是「國家」斑駁陸離的形式;真正面臨危機、難以永續的是所有國家共有金字塔式的治理架構。使其偏差動盪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型態,導致腐敗和金權,也導致操縱資訊、媒體和廣告就足以控制選民。

米格諾洛舉例,有種另類的治理形式是令墨西哥政府很頭痛的薩帕塔(Zapatistas)原住民解放、反全球化運動,建立了一種原住民世界觀的治理方式,以反抗五百年來的西班牙帝國主義遺緒。這個反抗運動於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當天爆發,為了捍衛當地印地安原住民的權利和自由而生。

這裡有個重點是,不能以現代/西方的認識論和政治理論來解釋薩帕塔運動,比如很多人就會稱這個解放運動為「後現代的無政府主義革命」。但薩帕塔向世界主要傳遞的訊息是:跟國家脫鉤、自我組織的政治形式是可欲的;而這種由人民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 ‘by’ the people)的政治結構是可行的。

 

 

延伸閱讀

·      Mignolo, Walter (1995)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ignolo, Walter (2000)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邊界思考作為方法(下):現代性外部的解殖選項|李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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