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思考作為方法（下）：現代性外部的解殖選項｜李柏翰
作者｜李柏翰
上文中我們談到了解殖理論對現代性的想像與重構，這其實也呼應了解殖學者經常呼籲要重新思考疆界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當代」的身分認同、國族情感，這些都與殖民的遺緒有關。簡言之，就算無法在現實政治中完全解消國家（或有其難以否認的物質性需求），在思考上亦應盡力抵銷專屬「國家」的知識。
在前兩篇中，我們討論過發展研究裡「依賴理論」的不足、社會研究裡「後殖民理論」自我再殖民的潛在危險，以及當代區域研究中文明、種族、國家等「領域型／邊疆型認識論」是如何複製殖民性的。本篇將以國際關係研究為例，其以「國家」同時作為行動主體（subject）與分析對象（object）的矛盾。
當今的世界秩序已然多極（multipolar）且不可逆，所以問題在於：多極的國際關係對在地人們的生活有甚麼影響跟啟發？當後殖民的解放力道出現瓶頸，當後殖民社會形成國家，甚至是權力的「某一極」時，殖民的知識（包括民族—主權—領土—疆界—他者—對抗，一系列共構的論述系統）其實只是影響更深。
就「與殖民權力矩陣脫鉤」而言，國對國的方式就是反西化（de-westernisation），比如今天許多新興國家在幹的事，試圖建立國際關係中、國際法外的另類話語及秩序。但這終究不是解殖性，而人們也無法「解殖」國家，國家也無法「被解殖」，因為國家的存在及其知識，本身就是殖民世界觀的產物。
殖民者的「國家」知識及其世界體系
從解殖國家知識著手，學界已有人開始重新敘述歷史，顛覆「歐洲公法」視角下的國際關係，像是第三世界方法論（TWAIL），比如葛羅佛基（Siba Grovogui）2006年出版的《歐洲中心論與無政府狀態以外》（Beyond Eurocentrism and Anarchy: Memori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stitutions）。
就「第三世界」來說，殖民權力矩陣大約形成於16世紀，基於兩個假設：其一，在美洲被發明／發現之前，沒有所謂的世界體系。美洲大約是在15世紀末被「整入」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想像系統中，以解釋地理與歷史存在巨大斷裂的事實。其二是，美洲的存在及併入，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型態的發生。
由此出發，有種解釋是：若非「世界體系」出現，則無「資本經濟」；而世界體系的知識建構被認為是現代性的成就之一。此外，在18世紀中葉法國的重農主義和蘇格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現前，世界上是沒有經濟理論的。市場和商業活動本就無所不在，但在「新世界」出現前，人們還不需要經濟學。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經濟一直都是殖民權力矩陣的一部分。比如對英法而言，文明使命（civilising mission）以及抽象的「進步」（progress）概念都是連結國際與國內社會的關鍵，互為因果。戰後美國的杜魯門政府才把「進步」詮釋為發展，從此經濟原本為社會的一部分，轉變成社會是經濟的一部分。
來自「西方」的現代知識及其殖民性
那麼種族主義（racism）的角色是甚麼？秘魯社會學家奎哈諾（Aníbal Quijano）曾說明，認識論的支配（epistemological domination）是近代殖民統治的根本特色，這一切得透過定義、分類不同族群來運作，而種族主義就是族群（ethnicities）的種族化（racialisation）、本質化，以便建立階序。
因此，種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前提，是現代經濟學理論的隱藏條件，所以種族主義不只是政治上、法律上的歧視，更是知識論的排除，取決於掌握知識生產的運作機制。延續奎哈諾的批判，阿根廷女性主義思想家盧貢涅絲（María Lugones）也類似地提出「性別（知識）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gender）。
從這角度來說，儘管西方帝國們有一天消殞，西方知識也不會消卻，因為全世界都在延續它的創造力——從資產累積到發展主義到國際貿易，從民族國家到主權主義到全球治理，從種族到國籍、從性別到階級，連結所有世界（all worlds）的符號是領土與疆界，從陸海空到虛擬的網路世界：現代性即殖民性。
那麼，難道我們要反對一切現代性嗎？這不是解殖理論的重點。源於邊界思維的「解殖性」是一種反身性、一個分析工具、一個認識論、一種生命經驗，它不是不負責任的學術生產，沒有要與世隔絕，更不是鼓吹反智主義。或許就像是米格諾洛所倡議的：解殖只是其中一個「選項」（decolonial option）。
不若當年批判理論源起歐洲內部的矛盾，是邊界「內」發生的知識論危機，解殖理論是來自「邊界上與邊界外」（第二與第三世界）的反思與抗爭。就像特洛絲坦諾娃（Madina Tlostanova）認為，蘇聯解體後的後社會主義社會不僅未進入後殖民狀態（postsocialist ≠ postcolonial），反而使殖民性變得更幽微。
米格諾洛表示，「解殖選項」的意思就是要跟「使命」（mission）做區隔——後者如基督教使命、開化使命、發展主義的使命、現代化的使命——自由主義、共產主義、伊斯蘭主義的擴張都出於一種求真意志（will to truth）進而成為「改宗」的意志（will to convert），而它們都堅信一體適用的普遍主義。
解殖性作為選項，或許可以這麼定義：它向己身、向其他、向過去、向未來開放，因此複數的真相（truths）成為可能，而現代性也會自我解消、增生、多元化，所以能解釋去西方化與再西方化（re-westernisation）並存的現象。但解殖選項在「國家」的範疇內是無法想像的，是排除在外的另類知識範式。
冷戰不冷，解殖不只是反西方
回到後殖民的亞洲，各國都幾乎看得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興起，但同時也發現原住民與少數民族的抗爭運動在各國被嚴重抑制或污名化；這詭異且相互衝突的發展真的只能在主權國家系統中才能理解了。進一步而言，這就是殖民性／現代性的陷阱，原本「化外之地」的人們進到疆土，卻丟失了邊界思維。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沈丁立曾強調「傳統冷戰的藩籬」在東亞尚未瓦解，各國不該一邊埋怨冷戰，一邊「延續冷戰對峙」。台灣交通大學文化研究教授陳光興則主張，因為殖民史與冷戰的交纏建立了雙重結構，其制約的不只是物質上的，更是情感上的內在矛盾，因而大和解（great reconciliation）無從發生。
若冷戰從未結束，那它的現代性／殖民性也無從消除，對後殖民社會中的人則會產生思考的箝制。若此為真，那解殖論或許是另一個思考進路的「選項」。當今沒有人活在殖民之外，要觀察這權力機制只能由裡到外，因為沒有更外面了，那麼關鍵就在於：你是站在「其中」的哪個位置看見並發言（enunciation）。
延伸閱讀
· Bhambra, Gurminder K. (2014) Connected Sociologies. London: Bloomsbury.
· Tlostanova, Madina & Mignolo, Walter (2012) Learning to Unlearn: Decolonial Reflections from Eurasia and the America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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