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犯人的「無知」:為惡者對惡行的推搪之辭

撰文:望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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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戒備狀態之下,近日最轟動韓國的不是新冠病毒,而是名為「N 號房」的事件。

犯罪組織威逼年輕至11歲的少女拍下裸露與淫穢行為的影片,更以各種暴力與性暴力侵犯受害者,並以收費會員的形式在 Telegram 群組上發佈這些影片。事件曝光後,警方拘捕其中一個「N 號房」群組的主嫌趙周彬,揭發出「N 號房」群組的會員多達26萬人。

「N 號房」群組主嫌趙周彬

自稱無知的共犯

如今韓國仍在爭論,到底應否公開「N 號房」群組26萬會員的身份。這些會員開始驚恐,懼怕自己會被清算,要為進入群組與觀看影片的「一時之快」付出責任,或被家人知道,甚至斷送前途。觀乎他們的反應,我們可以觀察到有一種普遍的傾向:透過訴諸自己的無知,以外判自己行為的道德責任。

有種聲音說自己只是不小心進了群組,或不小心下載了一、兩個影片檔案,希望借此求情,要社會原諒,亦有些人想透過刪除 Telegram 帳號而清脫罪名。

(SBS 截圖)

近日亦有群組會員自殺,於漢江投江自盡。他在隨身的遺書中寫下「有匯款給博士房,但不知道事情會鬧這麼大」。讓人不解的是,他的用語是「不知道事情會鬧這麼大」,這是否意味如果事情沒有鬧大的話,他就允許行為繼續?這種人寧死卻仍不願面對自己的過錯,推搪到外在的偶然性,以及自己的無知。

群組會員因匿名性之利,而明顯有意識地支持、助長侵犯他人的行為,有否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惡的行為?而即使這種無知如他們所言屬實,這本身又是否該為有罪?

分裂的兩個「我」

在事件的主謀身上,亦有這種外判責任的傾向。趙周彬在被捕後,向媒體說了:「我真誠向所有因為我而受苦的人道歉,感謝大家煞停我這個無法停下的惡魔人生。」

這或許讓我們想到去年許志安在「安心事件」之後,曾說:「我是一個壞了的人」。雖然在犯事嚴重性方面,「安心事件」與「N 號房」事件有程度之差,但「我是一個壞了的人」與「我這個無法停下的惡魔人生」的背後,都暗示存在一個「我」以外的「我」:

一)「我是一個壞了的人」暗示本來的「我」並不壞,但在某一刻卻變壞了,成為一個壞了的「我」;

(盧翊銘 攝)

二)「我這個無法停下的惡魔人生」暗示有一個符合道德的「我」,這個抽離的「我」,知道經營「N 號房」是惡魔行為,但前者的「抽離我」無法阻止這個「惡魔我」,在被捕之後有道德的「抽離我」重奪主導權,因此感謝社會幫助他阻止了「惡魔我」。

這些說話者所做的,是在言論中分離出多於一個的「我」,「我」就跟「惡行」割裂開來,互不相干,甚至本來的「我」都是受害者。這論述的結論是「我」無責任,罪不在「我」。然而這種推搪之辭,尤其在受害者聽來,不單不成解釋,更是逃避責任。

道德主體與非道德主體的旋轉門

將「我」分裂的邏輯,基本上是這樣運作:有一個是理性的「我」,亦有另一個是非理性的「我」,即被欲望、惡魔等任何東西佔據了的「我」。第一個「我」本來是道德主體,但在他/她犯錯之後,就以另一個「我」作解釋,懸擱了具理性的道德與法律主體的「我」,指犯事的並非這個「我」。懸擱道德主體的方式,無非是自稱進入了一種非理性的狀態,甚至進入了一種神秘經驗,如「惡魔人生」中的「惡魔」。

(PxHere)

這裡可以對比「法律/醫學」旋轉門的說法:正常的人都被預設為理性的法律主體,要為自己所作的行為負上責任,因是他們以理性選擇自己的行為;但被判斷為瘋狂的人則並非以理性選擇行為,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亦不被當作道德與法律主體看待,改由醫學的論述處理。理性的人犯事後會到法院與監獄,非理性的人犯事後會到醫院與療養院,兩者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關係,就如一扇旋轉門,區隔開兩種人。分裂開兩個「我」的論述,所用基本上是同一套邏輯。

世界中惡的可能性

有評論將「N 號房」事件,連帶韓國娛樂業界中被批評已久的醜惡潛規則,指韓國欠缺道德,沙文主義高漲、女權低落──這是將惡訴諸集體的道德(morals)或風俗(ethos),讓如此離譜的事情得以可能。

先不討論韓國的國情,「N號房」事件又再提醒我們 #MeToo 運動,在此我們可以重溫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說法:在性侵犯與暴力等的主觀暴力以外,點出更難洞察的客觀暴力。齊澤克告誡我們:「對暴力行為的過度恐懼和對受害者的同情,不可避免地變成阻礙我們思考的誘餌。」這是在說,若果主觀暴力沒有引起人的感受,那後果會怎樣?我們要提防的,是彷彿已經將(性)暴力當作平常的想法。

#MeToo:性暴力以外,更可怕的是系統暴力

法國哲學家利科(Paul Ricoeur)認為惡始於人誤用自己的自由(the misuse of freedom),而人的生存狀況,就永遠保留著這種誤用自由的可能性。「N 號房」的犯人與共犯,憑一己之自由犯惡之後,卻突然放棄承認自己的自由意志,亦否認自己有作決定、選擇與付諸行動的能力。

然而我們未必要太悲觀,因為最終人都要面對世界與自由,這是惡的可能性狀況,但同時亦是善的可能性狀況,兩者一體兩面,最後我們的世界會傾向哪一邊,就看我們的選擇。

利科︰被敘述的自身,身份的敘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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