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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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教授熱烈爭論「研讀哲學史是否重要?」,這個「是否重要」的問題,當然是指對哲學研究者(以及被訓練成為哲學研究者的學生)而言。普大哲學系當時並不規定哲學主修生必須修讀一些哲學史的課,其中一位教授哈爾曼(Gilbert Harman)以為這個情況將會更改,這是他不贊同的,於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門外貼上一張標語,上寫:「向哲學史說不!」[註一]

 

三十多年後,另一位哲學教授紀泰(Raimond Gaita)在澳洲墨爾本大學演講,題目是「為何修讀人文學科?」,講辭有這麼一段:

 

對於大部份人文學科來說,要了解這些學科,便不得不知道,它們的歷史並非「只是歷史」。人文學科的學者——當然包括哲學家——帶著批判精神與過去的、遠至古希臘的思想家周旋,從而得到滋養。[……]帶著批判精神與過去周旋,這樣做可以幫助我們跟現在保持一種距離;這種距離是必要的,如果我們認真地、毋自欺地嘗試拒抗淪為不過是自己時代的孩童,這裏「孩童」一詞是取其貶義。[註二]

 

雖然紀泰在這裏是泛論人文學科而不是專談哲學,但他對哲學史的看法還是很明顯的——哲學史並非「只是歷史」。紀泰和哈爾曼是否對哲學史有互不相容的看法?

 

讓我們先弄清楚哈爾曼的看法,因為「向哲學史說不」這句「口號」實在很容易令人誤解。哈爾曼後來向另一位哲學家解釋,說他並非敵視哲學史研究,更不反對學生研讀哲學史,只是不贊成將哲學史定為必修課;他認為哲學史的知識對哲學研究很多時候都沒有幫助,正如科學史的知識對科學研究沒有幫助一樣,因為當代哲學家研究的問題,跟哲學史上的哲學家研究的問題,即使表面上相似,其實因時代之異而不盡相同,根本沒有歷久不變的哲學問題。哈爾曼也談到有些人將某些哲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奉為圭臬,他認為這是不智的(雖然他沒有解釋這點,但他的意思大概是古不一定勝今,今亦未必勝古,我們應該就著作論著作,看內容而不是看時代,那樣的評定才公允)。[註三]

 

在哲學與哲學史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我的立場和哈爾曼的相當接近,以下我會提出一些論點和例子以支持或補充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認為紀泰說的也很有意思,可以理解為與哈爾曼的看法相容,也可以說是重要的補充。

 

哈爾曼的看法基於一個劃分,就是哲學研究和哲學史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對象:從事哲學研究的是哲學家(philosophers),他們研究的是有待解決的哲學問題;從事哲學史研究的是哲學學者(scholars of philosophy),他們研究的是哲學的史實、發展、和人物的生平及思想。這個劃分大致上是成立的,至少事實上有很多哲學家完全不研究哲學史,也有不少研究哲學史的學者從不用心於解決哲學問題。然而,我們不應視這個劃分為涇渭分明,因為絕大部份哲學學者都有堅實的哲學思考訓練,有能力討論和處理艱深的哲學問題,稱呼他們為「哲學家」並無不妥。[註四]  此外,有些哲學家做的哲學史研究,揉合了自己的哲學和研究對象的思想,例如羅素的萊布尼茲研究和海德格的尼采研究,這樣的著作不應該勉強歸類為哲學史研究或哲學研究,而是兩者的合體。

 

換句話說,哲學研究對哲學史研究有幫助,可是,哈爾曼認為反之則大多不然。假如說哲學史的知識對哲學研究完全沒有幫助,那肯定是太極端的說法,很容易提出反例,例如研讀某一歷史上的大哲學家的著作,從中學習如何處理(某些)哲學問題,這已是哲學訓練,對自己將來處理哲學問題,當然有幫助。還有,認識某些哲學問題的歷史脈絡,對了解和試圖解決那些問題,也應該多少有點幫助。那麼,哈爾曼認為哲學史的知識對哲學研究很多時候都沒有幫助,這個看法豈不是明顯錯了?非也,但哈爾曼的看法需要進一步澄清,才會顯得合理。

 

哈爾曼的意思應該是:哲學史的知識不會對哲學研究提供多少獨特的幫助,即是說,這些幫助大多不必依靠研讀哲學史而得到。試想像一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哲學的學生,畢業後申請哲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打算研究心靈哲學(philosophy of mind)裏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他在本科修了當代的心靈哲學、語言哲學、知識論、形上學、和科學哲學等課,成績優異,形式邏輯的訓練也很強,但從沒有修過哲學史的課,對哲學史的認識十分有限;哈爾曼會認為這位學生已有足夠的哲學訓練繼續研究心靈哲學,即使他在本科有修一些哲學史的課,這對他的哲學研究也不會有額外的幫助。

 

假如這位學生打算研究的不是功能主義,而是一個在哲學史上已經有不少討論的問題,例如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或知識論裏的外在世界懷疑論(external world skepticism),對該問題的歷史脈絡的知識便會對研究有點幫助。不過,這些哲學史的知識也許仍然不是必要的,只有些輔助作用,因為研究的問題已經和哲學史上的不完全相同,甚至有頗大的分別,例如科學新知識所帶來的全新的考慮點——正如哈爾曼所說,沒有歷久不變的哲學問題。就算缺乏有關的哲學史知識,仍然可以集中研究一個哲學問題的當代版本,以加深我們對這個版本的了解,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研究,仍然是很有價值的哲學研究。

 

然而,「沒有歷久不變的哲學問題」這個後設哲學的(metaphilosophical)了解,要從歷史的角度才能夠得到。紀泰提醒我們哲學史並非「只是歷史」,這是非常恰宜的提醒,除了點出研讀哲學史同時是學習處理哲學問題(哈爾曼不會否認這一點),更讓我們明白到哲學史視野的重要:哲學史視野的重要不在於幫助我們研究個別的哲學問題,而在於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哲學研究必有時代限制;如果缺乏這個意識,便容易流於獨斷,不會考慮可能有其他截然不同、卻是合理和有洞見的看法,最終成為紀泰說的「自己時代的孩童」。另一方面,哲學需要有哲學家願意成為「自己時代的孩童」,專注於解決當代的哲學問題;這裏「孩童」一詞是取其褒義——這些孩童會長大成人,開枝散葉,產生下一代的哲學家,延續哲學的發展。

 

 

[註一] 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網頁:https://philosophy.princeton.edu/about/eighties-snapshot

 

[註二] 紀泰演講的部份講辭,包括這一段,可見於以下網頁: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study-humanities-24569

 

[註三] 見 Tom Sorrell and G. A. J. Rogers, eds.,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3-44。

 

[註四] 哲學訓練不夠強的學者,就算只是寫一位哲學家的傳記,在解釋這位哲學家的思想時,也會顯得縛手縛腳;例如 Rüdiger Safranski 和 Julian Young 都寫了尼采的"philosophical biography",但在哲學內容方面, Young 的那本尼采傳記比 Safranski 的豐富和深入得多了,反映出兩位作者哲學功力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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