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為了教育(八)避免教育成為製造不平等的機器|曾瑞明

撰文:曾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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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教師,才明白當年以為人人同一條賽道,是多麼天真。讀官校,大家社會經濟地位差不多,不知道原來其他學校的資源,其他學校學生的家底,有不為我們所能理解的優勢。今天「個人發展」來到這一個境界,不敢說是單憑能力,只可說是幸運。但始終感到存在著一個不能突破的透明屋頂,是一早決定了的。

現今青年人處於貧富懸殊更厲害的世代,不同學校的差距可謂「隔多了幾條街」。平民學校「保證」了學生能搭飛機到內地考察交流,人家已去澳洲、俄羅斯了。奢華點的,甚至到芬蘭看看極光,去北韓跟金仔 SAY 過 HI。

(AP)

我們在同一所學校,當然視學生一視同仁。但是作為教育工作者,應有宏觀大局的能力,政治哲學的概念就對思考和理解這些問題大有幫助。當中的關鍵詞,當然是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了。

平等主義與教育

香港直資學校的出現,可說加劇了不平等的情況。傳統名校變了直資,窮家子弟透過進入這些學校去擴闊眼界、建立網絡的上流機會也少了很多。過去,窮家子弟能讀名校,當然不是因為他們窮,而是他們叻(至少在學業上)。這種看法是唯才主義(meritocracy),即根據一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去作「分配」。這點可說是香港過去的「核心價值」之一(即使可能只是幻象)。

(Photo by Green Chameleon on Unsplash)

但在教育哲學關於平等的討論之間,還有更「激進」的看法。一些人會想,就算我有學習障礙、特殊學習需要,那亦不是我的責任啊!不是我選的,不是我自招的,我甚至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呢!你作文一小時寫完,我用了一天⋯⋯你用一小時完卷的「公平規則」來衡量我,那又豈是公平呢?運氣平等主義者(luck egalitarianism)就是這種看法的「哲學版」。他們會認為一個人不應該為不是他們選擇的結果負責,而政府則有責任去替這些人得到的不好後果作補償,只有做到這,這才是真正平等(和公義)的社會。

現在,教育現場的同工都明白,考試會給特殊學習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加時,多多少少有這哲學觀在背後。當然,這加重了同工的負擔,有時看到同學在加時的時間睡覺,或者乾脆不來,也的確有時令人懷疑公正有多少價值。不過,我們也會同意,怎樣也保障不了結果(outcome)是平等的。

哲學為了教育(三)教育之目的是什麼?教育家能回答嗎?|曾瑞明

對所有人都有利的不平等

另一種對不平等的重要看法,是羅爾斯的正義理論(Rawls's theory of justice)。他認為不平等是容許的,只要那不平等對最弱勢的人都有利。如果我們不讓有能力的人獲取更多,有更好的薪酬福利,那麼對弱勢的人都是不利的。試想想醫生減薪一半,以求和其他職業更平等,恐怕有相當一大群人都不會讀醫了。猶記得很多、很多年前,在宿舍的自修室跟醫科生聊天,他很羨慕我能上莊(擔任大學社團的幹事),他則每星期都要考試。因為醫生薪酬減少,雖能達致較「平等」的狀態,但到時候弱勢的人病了,恐怕也不夠醫生治療他們。這種不平等,是有理由接受的。

羅爾斯:無知之幕、正義論與社會首要的公平原則

著重真正平等的社會主義者聽到這看法,通常會很不爽:你是為了錢還是為了社群才做醫生的?「動機」(incentive)這回事,不同社會有不同的詮釋,金錢只是其中一種。

不過,很現實的是,達致「平等」的舉措全都要輸入(input),特殊教育的同工都明白,要學生有一點進步,需要大量人手和時間。這一點點進步是很有意義,但在以效益思維為主導的決策裏,則成本效益太低。平等主義者(特別是運氣平等主義者)也很容易墮入無底深潭,我因為天資魯鈍,享受不了哲學、文學和藝術,是否有人也要為此負責,怎樣做才能令我懂享受了?還是這是每個人都要接受的「現實」?教育工作者通常都是全盤考慮(all things considered),很少會只全力追求平等,但是否要訂一條「不平等」的底線呢?又回到了羅爾斯式的處理去⋯⋯

關於愛情的自言自語(十)愛與正義|曾瑞明

不平等的底線

英國哲學家哈里・布里浩斯(Harry Brighouse) 是教育平等這方面的著名學者,他在〈教育平等與正義〉(Educational Equality and Justice )一文中,提到特嫚(Amy Gutmann)對可接受的不平等,劃了一條界線︰教育用的物品的不平等,可以接受,只有當不剝奪孩子們有效參與民主過程的能力。但這仍然不清楚要做到那樣才算不剝奪,因為參與民主需要的東西隨時變化,以前說基本識字能力,今天可能要懂看圖和製圖,要懂拍片,要懂用 Zoom!這條底線要與時並進才成。

哈里・布里浩斯(Harry Brighouse)

最難處理的,還有家庭會否製造教育不平等?當然會,每個人都望子成龍,想給他們最好(或者較好)的教育。「家學淵源」也的確是學問差距的原因。錢家就出了三個院士,錢穆、錢偉長、錢易——這不是偶然可以解釋的。但這是否意味我花多點時間、精神和金錢去教養、培育自己的孩子,是否不公義?我跟孩子講多幾句,啓發一下他們,也是製造不平等嗎?

艾絲特・杜芙洛(Esther Duflo) 、阿巴希・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貧窮的經濟學》(Poor Economics)

不過,為了保障家庭的完整性(integrity),平等主義者不會要求破壞家庭這制度,故會容許家庭各種教養帶來的不平等。但他們會追問:既然我們知道家庭是對一個人的人生機會有如此大的影響,若我們要教育平等,則也應該將家庭之間的不平等收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絲特・杜芙洛(Esther Duflo) 和阿巴希・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在《貧窮的經濟學》(Poor Economics)指出,貧窮家庭的較短視,未必看到教育的長期重要性,中學畢業出來「搵錢」就好,就算有才華才能,都可能要放下。已故的何滿添校長,就雖在會考有優異成績,但父親遽然離逝,只能在中學當實驗室技術員。後來才不斷進修,成為校長。我不敢說在這世代仍有此可能,但與其等待另一個傳奇,不如我們直指社會家庭之間的不平等,盡力盡快縮減差異。我們的教育才不會成為製造不平等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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